然后，赵元任和杨步伟将格言亭的照片和结婚通知书一起寄给亲友，一共寄了400份左右。相片上刻的格言是“阳明格言：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丹书之言：敬胜怠者昌，怠胜敬者灭”。寄给亲友的通知书上，他们说：“赵元任博士和杨步伟女医士十分恭敬地对朋友们和亲戚们送呈这份临时的通知书，告诉诸位，他们两人在这信未到之先，已经在1921年6月1日下午3点钟，东经120度平均太阳标准时，在北京自主结婚。”并且声明：“除了两个例外，贺礼绝对不收，例外一是书信、诗文，或音乐曲谱等，例外二是捐给中国科学社。”在结婚书上定的结婚时间，他们其实是正在邮政局寄发通知书和照片呢。
胡适回忆那晚写的话：赵元任常到我家来，长谈音韵学和语言罗马化问题，我们在康奈尔读书的时候就常如此。以后我注意到他来的没有那么勤，我们讨论的也没有那么彻底。同时我也注意到他和我的同乡杨步伟（韵卿）姐时常来往。有一天，元任打电话给我，问我明晚是不是有时间来小雅宝胡同四十九号和他及杨小姐，还有另一位朋友朱春国（湘姊朱徵的号）小姐一块吃晚饭。城里那一带并没有餐馆和俱乐部之类用餐的处所，我猜想是怎么一回事。为了有备无患，我带了一本有我注释的《红楼梦》，像礼物一样，精致地包起来。为防我猜错，在外面加包一层普通纸张。那晚，我们在精致小巧住宅里，吃了一顿精致晚餐，共有四样适口小菜，是杨小姐自己烧的。饭后，元任取出手写的一张文件，说要是朱大夫和我愿意签名作证，他和韵卿将极感荣幸。赵元任和杨步伟便这样结了婚。我是送给他俩礼物的第一人。
第二天，晨报以特号大字标题《新人物的新式结婚》。后来赵元任问罗素先生，我们的结婚方式是不是太保守，他答称“足够激进”。威斯康星州威廉斯贝夜可思天文台的比斯布罗克教授接到了赵元任的英文通知书，就贴在天文台的布告牌上，让他的同事们看1921年6月1日下午3点钟东经120度平均太阳标准时，发生了何种天文现象。于是赵元任杨步伟的结婚成了一种“天文现象”。
赵元任是一个地道的文人。“天性纯厚，道德风采，有修养，对人和蔼可亲，从不与人争长短，语言风趣”，是谦谦君子。杨步伟言行却具男性的雄风，“天性豪爽而果断，思想灵敏，心直口快，无话不说”。其慷慨正直、热心助人是有口皆碑。
1946年6月1日，乃是赵元任夫妇银婚纪念日（25周年），胡适是赵元任夫妇的证婚人，这天却因故没能亲临祝贺，寄来贺诗一首（《贺银婚》），“蜜蜜甜甜二十年，人人都说好姻缘。新娘欠我香香礼，记得还时要利钱。”
1961年，在他俩结婚40周年纪念会上，有人将赵元任做学问的求实精神比之《西游记》的唐僧玄奘，说玄奘之所以能成功，应归功于观世音菩萨的保护，杨步伟就是赵元任的观世音菩萨。赵元任一生的成就和贡献，的确也是与杨步伟的帮助和鼓励分不开的。1973年6月，他们伉俪作了一次阔别故土后的首次大陆游。周总理、郭沫若、竺可桢等接见了他们。在受到周恩来长达3小时的亲切接见时，杨步伟竟充当了主要角色。赵元任对周总理诙谐地说：“她既是我的内务部长，又是我的外交部长。”
1971年6月1日是赵元任夫妇的金婚纪念日（50周年），二人又各写《金婚诗》一首，押胡适《贺银婚》原来的韵。杨步伟女士写：“吵吵争争五十年，人人反说好因缘。元任欠我今生业，颠倒阴阳再团圆。”（意思说：为了老公，我今生没有完成医师的行业；到下一辈子投胎的时候，该我做男人，你做女人，再团圆还我的事业！）赵元任的答词是：“阴阳颠倒又团圆，犹似当年蜜蜜甜。男女平权新世纪，同偕造福为人间。”
赵元任号称怕老婆，杨步伟说：“夫妇俩争辩起来，要是两人理由不相上下的时候，那总是我赢！”赵元任有自知之明：从来不跟老婆争高低。他不否认自己“惧内”，往往以幽默的语言回答道：“与其说怕，不如说爱；爱有多深，怕有多深。”
吴宓：严谨治学，耿介做人
吴宓（1894-1978.1.17），1894年（清光绪二十年）生，陕西省泾阳县人。字雨僧、雨生，笔名余生，着名西洋文学家，国立东南大学文学院教授（1926-1928），1941年当选教育部部聘教授。
备课是个“苦力”
吴宓教授备课，颇有特色。西南联大南迁之时，文学院在南岳衡山山腰圣经书院旧址上课，一度宿舍紧张。吴宓教授与钱穆、闻一多、沈有鼎四人合居一室。
时当抗战初起，办学条件简陋，而他从容自若，依然一丝不苟认真备课，让人肃然起敬。钱穆《八十忆双亲师友杂忆》中有文章回忆此事，写道：“室中一长桌，入夜，一多自燃一灯置其座位前。时一多方勤读《诗经》、《楚辞》，遇新见解，分撰成篇。一人在灯下默坐撰写。雨生（吴宓）则为预备明日上课抄笔记写纲要，逐条书之，又有合并，有增加，写定则于逐条下加以红笔勾勒。雨生在清华教书至少已逾十年，在此流寓中上课，其严谨不苟有如此。沈有鼎则喃喃自语：‘如此良夜，尽可闲谈，各自埋头，所为何来？’雨生加以申斥：‘汝喜闲谈，不妨去别室自找谈友。否则早自上床，可勿在此妨碍人。’有鼎只得默然。雨生又言：‘限十时熄灯，勿得逾时，妨他人之睡眠。’翌晨，雨生先起，一人独自出门，在室外晨曦微露中，出其昨夜所写各条，反复循诵。俟诸人尽起，始重返室中。余与雨生相交有年，亦时闻他人道其平日之言行，然至是乃始深识其人，诚有卓绝处。非日常相处，则亦不易知也。”
讲课的功夫来自备课的功夫。其实，吴宓教授从走上讲台那一天开始，备课认真就很有名。去清华之前，吴宓教授曾在南京东南大学任教三年，讲授《欧洲文学史》等课程，一时声誉鹊起。
1923年，《清华周刊》有文章专述“东南大学学风之美，师饱学而尽职，生好读而勤业”。其中述及吴宓授课：预先写大纲于黑板，待到开讲，则不看书本、笔记，滔滔不绝，井井有条。文章最后大发感慨曰：“吴先生亦是清华毕业游美同学，而母校未能罗致其来此，宁非憾事者！”一位教授上课能够做到“……不看书本、笔记，滔滔不绝，井井有条”，可以想见其备课时曾经下过多少功夫。
温源宁《吴宓先生》则说：“作为老师，除了缺乏感染力之处，吴先生可说是十全十美。他严守时刻，像一座钟，讲课勤勤恳恳，像个苦力。别人有所引证，总是打开书本念原文，他呢，不管引文多么长，老是背诵。无论讲解什么问题，他跟练兵中士一样，讲得有条有理，第一点这样，第二点那样。枯燥，容或有之，但绝非不得要领。有些老师无所不谈，却不发任何议论，吴先生则直抒己见，言之有物；也可能说错了，然而，至少并非虚夸。他概不模棱两可，总是斩钉截铁。换句话说，他不怕直言对自己有什么牵累。在事实根据方面，尤其是见于各种百科全书和参考书的事实，他是无可指摘的，只在解释和鉴赏的问题上你还可以跟他争论。”
什么叫对学生负责，看看吴宓教授这个“苦力”吧！但他却一以贯之，毫不以为苦。
吴宓教授这种认真负责的作风不仅表现在自己备课上。刘兆吉《我所知道的吴宓先生》提及一件发生在昆明的“小事”。有一次，“一位青年教师丢了上课用的教科书，问吴宓先生是否有此书想借用一下，没想到引起了吴先生的严厉批评：‘教师怎能丢失textbook（教科书）呢！一定要找到，上课前必须找到！’晚上宿舍已熄灯睡觉了，听到后楼敲门声，听到吴先生高声问：‘textbook找到没有？’也听到不耐烦的回答声：‘找到了！吴先生，请放心吧，我已经睡了，就不开门了。’听到吴先生说：‘那就好，教师不能丢textbook，下次再不能丢！’后来听那位青年教师说：‘其实当时并未找到，怕得罪吴先生再发神经，撒了个谎。’现在想来，这件小事反映了吴先生对教育事业的认真负责，而且终生不渝。”
吴宓教授在清华讲《中西诗比较》，写过一个教学说明：“本学程选取中西文古今诗及论诗之文若干篇，诵读讲论，比较参证。教师将以其平昔读诗作诗所得之经验及方法，贡献于学生。且教师采取及融贯之功夫，区区一得，亦愿述说，共资讨论，以期造成真确之理想及精美之赏鉴，而解决文学人生切要之问题。本学程不究诗学历史，不事文学考据，惟望每一学生皆好读诗，又喜作诗，终成为完美深厚之人而已。”
赤子之心，尽在斯矣。明白这一点，对于他备课何以如此认真，再做别的什么解释，也许就全是多余的话了。
上课颇有欧美之风
吴宓是一个诗人气质很浓的人，在清华上课时，主讲英国浪漫诗人和希腊罗马古典文学，“雨僧先生讲课时也洋溢着热情，有时眉飞色舞。”“雨僧先生讲授英诗，提倡背诵。特别是有名的篇章或诗行，他都鼓励学生尽量读熟背诵。”（王岷源《忆念吴雨僧先生》）因此他的课对20多岁的青年学生很有吸引力，很受欢迎。30年代中叶，清华外文系培养了一批着名学者作家，如钱钟书、曹禺、李健吾、张骏祥、季羡林等。
1937年“七七”卢沟桥事变后，抗战全面爆发，清华奉命南迁。11月7日，吴宓与毛子水等清华师生离开北京，经天津、青岛、汉口、长沙，于1938年3月抵达昆明西南联大。在西南联大外文系，吴宓主要讲授世界文学史、欧洲文学史、古代希腊罗马文学史、新人文主义、文学与人生、翻译课、中西诗之比较等。吴宓同时还给研究生上课，主要课程有：雪莱研究、西方文学批评、比较文学等。
吴宓精通多种外国语，学贯中西，又没有一般教授的学究味，所以在西南联大时很受学生欢迎。一时兴起，他还会在课堂上朗诵自己的诗作，甚至他写给毛彦文的情诗，课堂气氛是相当活泼轻松的。他的上课风格也很特别，很有些欧美之风，“先生讲课从不照本宣科，而常是漫谈性质的，只指定些参考书，要我们自己阅读，提出看法，并多写读书报告。课上先生有时讲些文人轶事，风趣横生，使我们忍俊不禁。”（茅于美《怀念吴宓导师》）
虽然吴宓作风很民主，诗人气质很浓，但治学却十分严谨。“吴宓先生在西南联大讲授‘欧洲文学史’时，除继续采用翟孟生这部教科书外，主要根据他自己多年的研究和独到的见解，把这门功课讲得非常生动有趣，娓娓道来，十分吸引学生，每堂课都济济一堂，挤满了本系的和外系的同学。这是当时文学院最‘叫座’的课程之一。每次上课书里都夹着许多写得密密麻麻的纸条。吴宓先生记忆惊人，许多文学史大事，甚至作家生卒年代他都脱口而出，毫无差错。吴先生还为翟孟生的《欧洲文学简史》作了许多补充，并修订了某些谬误的地方。他每次上课总带着这本厚书，里面夹了很多写得密密麻麻的端端正正的纸条，或者把纸条贴在空白的地方。每次上课铃声一响，他就走进来了，非常准时。有时，同学未到齐，他早已捧着一包书站在教室门口。他开始讲课时，总是笑眯眯的，先看看同学，有时也点点名。上课主要用英语，有时也说中文，清清楚楚，自然得很，容易理解。”（赵瑞蕻《我是吴宓教授，给我开灯》）
弟子李赋宁也有类似的回忆：“先生写汉字，从不写简笔字，字体总是正楷，端庄方正，一丝不苟。这种严谨的学风熏陶了我，使我终生受益匪浅。先生讲课内容充实，条理清楚，从无一句废话。先生对教学极端认真负责，每堂课必早到教室十分钟，擦好黑板，做好上课的准备。先生上课从不缺课，也从不早退。先生每问必答，热情、严肃对待学生的问题，耐心解答，循循善诱，启发学生自己解答问题。先生批改学生的作业更是细心、认真，圈点学生写的好句子和精彩的地方，并写出具体的评语，帮助学生改正错误，不断进步。”（李赋宁《怀念恩师吴宓教授》）
吴宓是一个双重性格的人，这一点许多人都有同感：“……先生不善料理家务琐事。但他给我们修改文章时，总常用毛笔蘸红墨水书写，字迹工整。涂改一字，必涂很四方满格，免被误认。他那种治学的严谨与生活的散漫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茅于美《怀念吴宓导师》）“西南联大外文系里有五位老师给我的印象最深……那就是吴宓、叶公超、柳无忌、吴达元和燕卡荪这五位先生。其中吴宓先生可说是最有意思、最可爱、最可敬、最生动、最富于感染力和潜移默化力量，也是内心最充满矛盾、最痛苦的一位了。吴先生外表似是古典派，心里面却是个浪漫派；他有时是阿波罗式的，有时是狄俄尼索斯式的；他有时是哈姆雷特型的，有时却是堂吉诃德型的：或者是两种类型、两种风格的有机结合。”（赵瑞蕻《我是吴宓教授，给我开灯》）
鉴于吴宓的突出成就，1942年8月，国民政府教育部聘他为英国文学部聘教授，与陈寅恪（历史）、汤用彤（哲学）同时获得“部聘教授”殊荣，后又被聘为教育部学术审议委员会审议委员。这是对吴宓学术成就的一种肯定。能与他所景仰的陈、汤二人一起获此殊荣，吴宓感到十分光荣，所以虽然有人建议他拒绝这一荣誉，他还是接受了。
1944年秋，吴宓离开求学执教30年的清华大学，与系主任陈福田之间的矛盾是他离开的原因之一，据说这多少与钱钟书有关。有一种说法，吴宓与钱钟书的父亲钱基博私交很深，当年吴宓曾让钱钟书在清华旁听一年，还亲自辅导他外语，后钱考入清华。吴对钱钟书十分欣赏，专门写诗称赞钱的才华：“才情学识谁兼具？新旧中西子竟通。大器能成由早慧，人谋有补赖天工。源深顾（亭林）赵（瓯北）传家业，气胜苏（东坡）黄（山谷）振国风。悲剧终场吾事了，交期两世许心同。”从中可以看出，吴宓对钱钟书的学识是十分赏识的，钱学成归国时，吴宓与清华说好，拟聘请钱为清华外文系教授，清华当时也基本同意了。可钱到联大时，学校却只肯聘为副教授，年轻气盛的钱钟书自然很是不快，对陈福田和清华更是不满，甚至怪罪吴宓，并发泄到小说《围城》中。吴宓对清华的变卦自然很是不悦，只好劝钱去了湖南兰田师范学校做教授。这件事加深了吴宓与陈福田（系主任）的矛盾，吴宓最终离开清华去了燕京大学，他在清华的生活从此也画上了句号。
“那不是听报告，简直是看演出”
吴宓在外形上并没有什么特别吸引人之处。对他比较熟悉的清华教授温源宁曾对他有比较生动的描写：“世上只有一个吴雨生，叫你一见不能忘……但是雨生的脸倒是一种天生禀赋，恢奇的像一幅讽刺画。脑袋形似一颗炸弹，而一样的有爆发性，面是瘦黄，胡须几有随时蔓延全局之势，但是每晨刮得整整齐齐，面容险峻，颧骨高起，两颊瘦削，一对眼睛亮晶晶的像两粒炙光的煤炭--这些都装在一个太长的脖子上及一副像支铜棍那样结实的身材上。”但就是这样一位大名鼎鼎的教授，却是一个爱情至上主义者。“他立论上是人文主义者，雅典主义者，但是性癖上却是彻头彻尾的一个浪漫主义者。”（温源宁《吴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