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法国18世纪风行的自然主义由日本转道进入中国之后，一时间，学海波涛沸腾，而附和此种学说的人，并非出于知识，他们对自然主义的根本思想和最终目的茫然无知，只想借助其枝枝叶叶的话语，来装扮自己的政治主张，或是借助西洋学说的影响，对中国的政治学说、思想学说进行一番打扮改造。而对西方政治思想中大的方面，对其中的人生哲学、文化精神等等内容，却很少用精力。
而王国维并非其中一员，先后撰写了一批令人耳目一新的论着，翻译介绍了不少西方的哲学、美学、心理学等着作。他用西哲思想和观点分析中国传统文化，思考人生，比较中西文化差异，沉浸于此，如痴似醉。
当时留学欧美的中国人，学习的大都是“海军制造”、“法律”等，却没有学习哲学的。中国思想界无“能动”之力，也未能“受动”。这一情形使王国维陷于极大的痛苦之中，他强烈希望将西方的文化精神、哲学思想引入中国，却不愿意人们把西方的文化精神、哲学思想作为解救中华民族的有力武器。他的思想与他的人生，始终没有离开这个因历史而形成的悲观主义怪圈。
王国维用叔本华的哲学思想去研究中国着名的古典小说《红楼梦》，1904年夏天写成《红楼梦评论》。在文中，王国维认为：人生如钟表之摆，在“苦痛”与“倦厌”之间往复。“倦厌”即是一种“苦痛”，去掉“苦痛”，便是“快乐”，而将苦痛转化为快乐的努力亦属一种苦痛。快乐之后，苦痛更深；文化愈进，知识越广，其欲望便会弥多，而对苦痛的感觉则更为敏锐。人生的欲望无法超越生活，生活的性质则是苦痛，所以欲与生活与苦痛三者合而为一了。人的一生就是欲、生活、苦痛的体现。
借评《红楼梦》，王国维指出：人生之追求之最终目的是为“解脱”。“解脱之道存于出世而不存于自杀。出世者，拒绝一切生活之欲者也。彼知生活之无所逃于苦痛，而求人于无生之域。”也正因为受到叔本华悲观主义思想的影响，王国维认为：金钏儿坠井，司棋触墙，尤三姐、潘又安自刎，柳湘莲、芳官入道出家，都并非真正的“解脱”；只有贾宝玉、惜春、紫鹃三人才得到正确的解脱。
王国维天性忧郁悲观，在《静安文集续编·自序》中，他说自己“体质羸弱，性复忧郁，人生之间题日往复于吾前。自是始决定从事于哲学”。叔本华思想中的悲观色彩和天才观与王国维忧郁的性格深深契合，王国维一向自视甚高，以天才自况。他认为一般人的快乐与痛苦，仅仅是生活中的快乐与痛苦；而天才由于能洞见痛苦之根源，因而要承受更为深切的孤独和痛苦。但哲学并不能慰藉他的内心，在《自序二》中，他说：“余疲于哲学有日矣。哲学上之说，大都可爱者不可信，可信者不可爱……知其可信而不能爱，觉其可爱而不能信，此近二三年中最大之烦闷，而近日之嗜好所以渐由哲学而移于文学，而欲于其中求直接之慰藉者也。”但他又说：“余之性质，欲为哲学家则感情苦多而知力苦寡，欲为诗人则又苦感情寡而理情多。诗歌乎？哲学乎？他日以何者终吾身，所不敢知，抑在二者之间乎？”美学成为解脱人生痛苦之途径，但他智与情兼胜的内在冲突，难以使他找到一种“动态的平衡”。因此他悲叹人生如“辛苦钱塘江上水，日日西流，日日东趋海”。
王国维35岁后，专力于经史、古文字的考证，就是想远离现实，以期心远地自偏，有词为证：“掩卷平生有百端，饱更忧患转冥顽，偶听啼怨春残。坐觉无何消白日，更缘随例弄丹铅，闲愁五分况清欢。”“弄丹铅”（即考证之事），能使一个多愁善感之人忘忧吗？这只能使王国维更加忧郁，少有朋友。王国维是个执着于理想之人，他向往一种无功利、纯粹的学问，因此他抨击康有为、魏源、严复以政治或功利为出发点的学术行为，更厌恶以学术求官之行径，心中常有举世皆浊而我独清的遗世独立之感，正如梁启超所言：“本可不死，只因既不能屈服社会，亦不能屈服于社会，所以终究要自杀。”
做学问的境界
王国维读书直透纸背，为中华民族文化的繁荣昌盛，为中国学术的发展进步贡献了力量。他是一个伟大的学者，是“新史学的开山”，是一个“很有科学头脑的人”。
王国维在《国学丛刊序》中说：“学之义不明于天下久矣。今之言学者有新旧之争，有中西之争，有有用之学与无用之学之争。余正告天下曰：学无新旧也，无中西也，无有用无用也，凡立此名者，均不学之徒即学焉，而未尝知学者也。”
当时的中国，通达、诚笃的旧学家屈指可数，寥寥无几；治西学的人，大都也只是想点缀一下门面。能贯串精、博，作为终身职业，更是屈指可数。
王国维认为：凡学，无论中西，都无用，也都有用。他以近代欧洲为例指出，农工商业的进步，原本根源于物理、化学的勃兴。物理、化学的高深与浅显，与蒸汽、电信有何关系？动植物学与树艺、畜牧有何关系？天文学与航海、计时有何关系？心理、社会学与政治、教育又有何关系？从科学的角度来讲，就是如此状况，何况史学、文学！再从另一个方面言，对宇宙、人生的“深湛幽渺之思，学者有所不避焉，迂远繁琐之讥，学者有所不辞焉。事物无大小、无远近，苟思之，得其真；纪之，得其实。极其会归，皆有利于人类之生存、福祉，己不竟其绪，他人当能竟之；今不获其用，后世当能用之，此非苟且玩惕之徒所与知也，学问之所以为古今中西所崇敬者，实由于此；凡生民之先觉，政治、教育之指导，利用厚生之渊源，管由此出，非徒一国之名誉与光辉而已”。
学无新旧，学无中西，学无有用与无用之说，这便是王国维读书、做学问的原则，他兼收并蓄，如饥似渴地读书，成为一代学问大家。
1907年3月，王国维携新婚继室潘丽正北上，到北京清廷学部任职，并在宣武门内的新帘子胡同租下住宅，安顿了家小。这时，王国维读书、研究的兴趣已由哲学完全转移到了文学。与以前一样，为生计，王国维必须为他人做事，每天短则二三小时，长则三四小时，而用来读书做学问的时间，多则三四小时，少则一二个小时。由于身体原因，他伏案工作不能长久，时间长了，精神就会涣散，注意力便无法集中。在这种情况下，他或者去找朋友聊天，或者是阅读杂书，来松弛神经，换换脑筋。如果没有特别事情，王国维的读书、研究极有规律，一般不会出现间断。一如他在《自序一》中所说，“夫以余境之贫薄，而体之纤弱也，又每日为学时间之寡也，持之以恒，尚能小有所就；况财力、精力之倍于余者，循序而进，其所造岂有量哉！”“持之以恒”，不松不弛，不急不躁，“循序而进”，正是王国维读书、研究的又一经验之谈。
成就大事业、大学问，也要循序渐进，需要知识的逐步累积，只有累积至一定程度，才可以出现飞跃，发生质变，而企图走捷径，投机取巧，偷工减料，即使是“第一阶级”，也无法进入。这是王国维做学问的“窍门”。他认为，具有文学天才的人更需要有“莫大之修养”，此“修养”应该包括：一、勤奋；二、广博地读书；三、反复实践；四、修养心性。
“三种之阶级”为“三种之境界”，这是他为“做学问”所分的三个层次：“第一境--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第二境--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第三境--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三种境界相互衔接，依次递进，由量变直至质变。所谓“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也就是说，无穷无尽的新知识在向读书人招手，在向读书人呼唤，其频频招手和亲切呼唤，很快得到了读书人的回应，引发了读书人的好奇和兴趣。读书人摩拳擦掌跃跃欲试，心目中充满着许许多多的幻想，也有着各种各样的计划、打算，由于对扑面而来的新知识感觉惊异和挑选终身研攻对象的难于决断，而显示了几分的彷徨和惆怅。这就是第一种境界，也就是起步阶段。
研攻对象经过权衡、比较确定下来后，读书人便进入到异常艰苦的修炼阶段，经过反复探求、反复考索，对其对象已有了最深层次的了解。了解越深，爱得越深。这种爱，是自觉自愿的，忠心耿耿的，表里一致的，长久永远的，而且是彻头彻尾的奉献，因此，“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于是，由必然王国进入到了自由王国，也便由第二境界深入到了第三境界，亦即最高境界。
读书、研究进入到了自由的王国，这就标志着大面积的收获。大面积的收获，是以艰苦拼搏、寒窗苦读作基础的，“众里寻他千百度”，正饱含着此种含意。无数的挫折和失败，却始终没有动摇对既定目标的追求。其毫不松懈的结果，则导致了知识的巨大积累，融会贯通，“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好似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此种不经意的发现，建立在辛勤的心血和汗水之上，并非偶然、巧合！它是质的飞跃，是量的发展变化的结果，是通过艰辛的实践而使得“必然”奔向了“自由”！
在从事学术工作20多年的时间里，王国维的绝大部分时间，用在了读书研究之上。他手不释卷，珍惜寸阴，故其阅读的范围十分宽广，远非同时代的一般学者所能比拟。萧艾在《王国维评传》一书中指出，1911年前的王国维，学习的对象绝非叔本华、尼采、康德三家，也决不限于哲学一门。亚里士多德、莎士比亚、歌德、但丁……他无不熟识。文学上的现实主义、浪漫主义种种流派，他都了解。其他方面，从达尔文的进化论、生存竞争学说，到罗马医学家额伦的着作，他都涉猎，并能引用。可以想见，他对欧洲各种社会思潮，并不陌生。更可以想见，作为戏曲研究者的王国维，对文艺复兴后的人文主义文学，对人文作家莎士比亚的作品，必然有着很大的兴趣，也必然从中受到教益，获得力量！由阅读的范围和时间的利用来看，王国维是一个具有强烈事业心，并且永远不知满足的学者！
王国维读书，不受传统与他人的影响。别人读过了的书他要读；别人没有读过的书，他更要读--“戏曲之体卑于史传”，“后世硕儒，皆鄙弃不复道”，而他独辟蹊径，深入到了被一般学者鄙视乃至正眼不瞧的戏曲之中，苦心孤诣，终于发前人所未发。
王国维读戏曲着作的的确确称得上是“苦心孤诣”。首先，广泛阅读各种资料，之后，作目录的搜集整理和考订，为研究打下基础。目标明确、范围固定后，再更深一层地读书，进而对戏曲史作一些粗略的研究，将阅读得来的体会、收获表达出来，以检查读书的效果，并从中发现读书的欠缺。在初步摸清研究对象、订定研究中心的前提下，继续读书，接着将得来的资料分类整理、考订、研究，又从歌舞方面，围绕唐宋大曲读书、梳理资料。这些着作被一一通读，王国维才再进一步，阅读前辈学者有关的论述。
罗振玉所藏金文拓本，至少2000通。这2000余通拓本，王国维都全部仔细阅读了--长夏酷暑、数九寒天，他却能苦读。这是因为王国维已经选定了奋斗的目标，就像那道行高深的僧人，不为名利所累，不为金钱所动，不为生活所迫，不为世俗所左右。“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按：孔子弟子颜渊）也不改其乐。”艰苦的读书生活，练就了他“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的百折不挠、坚忍不拔的毅力。
王国维的艰苦卓绝和反复翻检阅读的精神及其细致认真的态度，造就了他在金石研究上举世无双的独特地位。不广博地读书，不研读金石文字，不十分熟悉古代的诸种社会经济制度，就不可能取得坚实深厚的功力，也不可能具有向金石学权威挑战的勇气，更不可能在金石学领域中独领风骚。
“文化神州丧一身”
1927年的6月2日，王国维像往常一样，吃完早饭便去了研究院。到校后，他先记起自己忘了把学生们的成绩册带到办公室，于是就让研究院的工友去家中取。此后他遇到研究院办公室秘书侯厚培，便与侯聊起下学期招生安排的话题，他谈了许多自己的设想和建议，过了许久才与侯分手。临别时，王国维向侯厚培提出借三元大洋，但侯正好未带现洋，只能借给他纸币。王国维拿了钱走出校门。在校门口他雇了一辆人力车，要车夫将他拉往离清华园不远的颐和园。到颐和园时，大约是上午十点左右。王国维给了车钱，并嘱车夫在园门口等候，便径直走进颐和园。初夏时节，颐和园青山绿水，郁郁葱葱。不过临近中午，园内游人稀少。王国维来到排云殿西面的鱼藻轩驻足许久，抽完了最后一口烟，然后纵身跳入昆明湖。当时有一园工(又有说是巡警)正距王国维投水处不远，听到落水声后，急忙跑来解救，也不过约一二分钟的时间，可王国维却已断气了。尽管鱼藻轩前的湖水深不过二尺，但湖底满是松软的淤泥，王国维自沉时头先入水，以致口鼻都被泥土塞住，闻声而来的园工们又不懂急救之法，王国维最终因窒息而死。当园工们将王国维从水中救出时，他的内衣还未湿透，如果能及时施以人工呼吸法营救，或许还可有救，可是这却被贻误了。
一代国学大师就这样悄然离去。
时至中午，王国维所雇佣的人力车仍等在颐和园外，家人等他吃饭久久不见人归。下午二时许，家人去学校询问。于是侯厚培到校门口问车夫们，得知载王国维的那辆车去了颐和园，还没有返回。侯厚培立即骑上自行车，前往颐和园找人。此前，王国维的儿子贞明在校门口已打听到情况，赶去颐和园，并于中途遇上那个送他父亲去颐和园的车夫，此时车夫的车上坐着警察，他们正要去学校禀报。因为车夫在颐和园外等候王国维直至下午三点，听说园内有人投水，进园一看，死者正是他要等的那个人。等贞明到了颐和园，证实死者就是他父亲，这时已是下午四点了。
噩耗传到清华园，是日晚九时许，校长、教务长、研究院诸教授、助教及学生约三十余人共乘两辆汽车赶到颐和园，其中有王国维的好友陈寅恪教授和吴宓教授。但此时园门已闭，守兵不允进入，经过再三交涉，才准许校长曹云祥、教务长梅贻琦和守卫处的乌处长入内探视。次日，清华园教职员工、学生及王国维家属众多人又齐赴颐和园。这时王国维的遗体仍停放在鱼藻轩亭内，家人和验尸官从王国维的衣袋中寻出一封遗书，封面上书写着：“送西院十八号王贞明先生收。”最后落款时间和签名是：“五月初二，父字。”遗书是王国维在死前一天就写下的，临行前装在自己的衣袋内。随后，人们将王国维遗体移送到园西北角门外旧内庭太监下处三间小屋中入殓。当天傍晚七时，王国维的灵柩被送到清华园南部的刚秉庙停灵。这一天到场送行的除王国维家属和清华研究院的学生外，还有清华的教授吴宓、陈寅恪、梅贻琦、陈达，北大的教授马衡，燕大的教授容庚以及梁漱溟等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