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吃鲜桃一口”
教学期间，刘文典开的课很多，在北大时达10门之多，主要有《文选学》、《校勘学》、《先秦诸子研究》和《庄子研究》等。他授课有特色，既注重疑难字句的考订，又不囿于繁琐的训诂，善于旁征博引。他不喜照本宣科，往往结合自己的研究心得，对学生循循诱导。对学生不得要领地乱用参考书，他会诙谐地说：“去神庙烧香拜佛，烛光闪闪，烟雾袅袅，神佛真容常常模模糊糊、影影绰绰，只有拨开云雾，才能看清庐山真面目。”文史大家游国恩、王力、张中行、任继愈等都曾沐浴过他的教泽。张中行在《刘叔雅》中津津有味地说：“一次是讲木玄虚《海赋》，多从声音的性质和作用方面发挥，当时觉得确是看得深，谈得透。又一次，是泛论不同的韵的不同情调，说五微韵的情调是惆怅，举例，闭着眼睛吟诵‘风压轻云贴水飞，乍晴池馆燕争泥。沈郎憔悴不胜衣。’念完，停一会儿，像是仍在回味……对他的见解，同学是尊重的。”
刘文典当年在西南联大，上课前先由校役沏一壶茶，外带一根两尺来长的竹制旱烟袋。讲到得意处，他就一边吸旱烟，一边解说文章中的精义，下课铃响也不理会。有一次他是下午的课。结束了一讲的内容之后，学生们都以为他要开讲新课。可这时他却忽然宣布提前下课，新课改在下星期三晚饭后七时半继续上。原来，下个星期三是阴历五月十五日，他是要在皓月下讲《月赋》。
“当他解说《海赋》时，不但形容大海的惊涛骇浪，汹涌如山，而且叫我们特别注意到讲义上的文字。留神一看，果然满篇文字多半都是水旁的字，叔雅师说姑不论文章好坏，光是看这一篇许多水旁的字，就可令人感到波涛澎湃瀚海无涯，宛如置身海上一般。”（宋廷琛《忆刘文典师二三事》）
每逢讲授诗歌，刘文典常常摇头晃脑、浅吟低唱，每到激越处则慷慨悲歌，他不仅自己吟诵，还要求学生模仿。有的同学不遵命，他虽不悦，但也不苛责，只是打比方点拨：“诗不吟，怎知其味？欣赏梅先生（兰芳）的戏，如果只是看看听听而不出声吟唱，怎么能体会其韵味呢？”
大名士吴宓对刘文典也很敬重，常把自己的诗作请他润饰，还喜欢听他的课。刘文典也不介意，他讲课时喜欢闭目，讲到自以为独到之处时，会忽然抬头看向坐在后排的吴宓，然后问：“吴僧（吴宓）兄以为如何？”每当这时，吴宓照例起来，恭恭敬敬一面点头一面说：“高见甚是，高见甚是。”惹得学生们在底下窃笑。
其实，吴宓跟刘文典的关系颇为微妙。
吴宓在西南联大开过《红楼梦》讲座，自认红学家的刘文典对吴的观点不能苟同，就唱“对台戏”。由于听众太多，讲座由小教室迁到室外小广场，刘则秉烛讲授。刘文典身着长衫登台，一女生为他斟茶。他忽然有板有眼地念出了开场白：“只--吃--仙--桃--一--口，不--吃--烂--杏--满--筐！仙桃只要一口就行了啊……我讲红楼梦嘛，凡是别人说过的，我都不讲；凡是我讲的，别人都没有说过！今天给你们讲四字就够！”接着在身旁小黑板上写了“蓼汀花淑”四个大字，然后大抒己见。
刘文典不仅课上得有特色，着述也颇宏富，除校勘古籍外，还有大量译着。他刚到北大当教授时，年仅27岁。当时的文科办公室被称为“卯字号”。里面有两只老“兔子”--己卯年生的陈独秀、朱希祖，三只小“兔子”--辛卯年生的胡适、刘半农和刘文典。北大人才济济，刘文典深感自己学识浅薄，自忖要想在北大立足，没有着述支撑不行。他以古籍校勘为目标，把重点放在了秦汉诸子上。历数年青灯黄卷，1923年，商务印书馆出版了他的《淮南鸿烈集解》。胡适在所作序中推崇说：“叔雅治此书，最精严有法。”那时胡适已倡导白话文，为了表示对这部书的尊重，破例用了文言。该书出版后受到学术界的好评，刘文典的学术地位也大大提升。
“一字之微，征及万卷”是刘文典的治学格言。校勘古籍不仅字字讲究来历，就连校对他也从不假他人之手。在致胡适的信中，刘文典大叹校对的苦经：“弟目睹刘绩，庄逵吉辈被王念孙父子骂得太苦，心里十分恐惧，生怕脱去一字，后人说我是妄删；多出一字，后人说我是妄增；错了一字，后人说我是妄改，不说手民弄错而说我之不学，所以非自校不能放心，将来身后虚名，全系于今日之校对也。”他所征引的材料，特别强调“查证原文”，以免以讹传讹灾梨祸枣。他的一位老学生李埏，在20世纪40年代曾向他借阅过一本有关唐三藏取经的书，发现书的天头地脚及两侧空白处都布满了他的批注。注文除中文外，还有日文、梵文、波斯文和英文。“其知识之渊博，治学之严谨，令人叹为观止。”（傅来苏《刘文典先生教学琐忆》）
狂傲有如辜鸿铭
恃才傲物者，古今有之。近代名士中，刘文典当属一个。他的特点就是比以“怪”闻名的刘师培还要怪上三分，所以时人以“才高”、“狂傲”来评价他。在北大教授中，刘文典尤以“狂傲”与辜鸿铭齐名。对于这一点，刘文典并不否认。他曾反省自己：“以己之长，轻人之短，学术上骄傲自大，是我的最大毛病。”不过，他又说，“但并不是在任何人面前都骄傲自大。”陈寅恪、胡适当不在此列。但他对业师刘师培却颇有微词，认为他“着述征引的材料，有时只凭记忆”，所以难免失误。
且先看几节他的自述，以及与弟子谈话时对他人的评论。
“前人校释是书，多凭空臆断，好逞新奇，或者所得，亦茫昧无据。”（张德光《庄子补正》跋）“这两位诗人（元遗山、吴梅村）的诗，尤其是吴梅村诗，老实说，比我高不了几分。”（王彦铭《刘文典先生的一堂课》）“弟近来所发见的，在老大哥面前，说句狂话，实在比石臞、伯申贤乔梓的东西坏不了许多，要比起曲园来，竟可说‘好些’呢！”（《刘文典全集》卷一，第807页）“别人不识的字，我识，别人不懂的篇章，我懂。你们不论来问什么问题，我都会予以解答。”（郭鑫铨《初识刘文典先生》）
据传20世纪30年代末，在西南联大上课时，他偶然提起跟章太炎学《说文》一事时，顺便说了一句“鲁迅也参加学习”，同时一举手伸出小拇指。解放后有人揭发他反对鲁迅，刘辩称“那是尊敬他的表示”。伸小拇指是褒是贬，已无从考证。本意如何，唯刘文典自知了。
刘文典的《庄子补正》共10卷，于1939年出版。由于不肯轻易誉人的陈寅恪也作序赞曰：“先生之作，可为天下之慎也。”“此书之刊布，盖将一匡当世之学风，而示人以准则。岂仅供治《庄子》者之所必读而已哉？”刘文典由此获“庄子专家”的美誉。每上《庄子》课时，开头第一句总会自负地说：“《庄子》嘛，我是不懂的喽，也没有人懂！”言下之意，他如不懂，别人就更不懂了。曾有人问他古今治庄子者的得失，他口出狂言：“在中国真正懂得《庄子》的，只有两个人。一个是庄周，还有一个就是刘文典。”学界流传的另一个版本是“有两个半人懂《庄子》”。除庄周、刘文典外，还有“半个”，那“半个”，一说是指日本某学者，一说指冯友兰或马叙伦，因他俩都曾从哲学的角度讲授过老庄。
刘文典自称“十二万分”佩服陈寅恪，二人曾在西南联大共事。在昆明时，某日空袭警报响起，师生们争先恐后到处跑，刘忽然想起他“十二万分”佩服的陈身体羸弱，视力不佳，行动更为不便。便匆匆率领几个学生赶赴陈的寓所，一同搀扶陈往城外躲避。同学要搀刘，刘不让，大声叫嚷：“保存国粹要紧！保存国粹要紧！”让学生搀扶陈先走。而沈从文碰巧从刘文典身边擦肩而过。刘面露不悦之色，于是他对同行的学生说：“陈寅恪跑警报是为了保存国粹，我刘某人跑是为了庄子，你们跑是为了未来，沈从文替谁跑啊？”
刘文典看不起文学创作，他认为“文学创作能力不能代替真正的学问”。一次有人问他可知道名噪一时的巴金，他喃喃自语：“我没听说过他，我没听说过他。”昔日在西南联大他也不把朱自清这些“才子”出身的教授放在眼里。刘文典曾言：“陈寅恪才是真正的教授，他该拿400元钱，我该拿40块钱，朱自清该拿4块钱。”
西南联大青年教师陶光是刘文典的得意门生。因教务繁忙，陶久没去拜见老师。某日，陶拨冗专门拜访。一见面，刘文典就劈头盖脸地把他一顿臭骂，说他是“懒虫”、“没出息”，“把老师的话当耳边风”。陶光被骂得莫名其妙，忍无可忍正要反击时，刘文典一拍桌子，更加大声说：“我就靠你成名成家，作为吹牛的本钱，你不理解我的苦心，你忍心叫我绝望吗？”口气由硬变软。陶光听到老师是想把自己当作“吹牛的本钱”后很受感动，几乎破涕为笑。师生的情谊从此更深了。后来刘文典特地请陶光为自己的着作题签。
西南联大时，刘文典的学生李埏在向他借的一本《唐三藏法师传》的书页中，发现了一张老师用毛笔画的老鼠，遂要求老师解释。刘文典听后大笑不已，说自己在乡下看书时点香油灯，灯芯上的油会滴在灯盘上。一天深夜他在灯下看书时，见有老鼠爬到灯盘上明目张胆地吃起了盘子上的油。他本想打死它，但转念一想，老鼠是在讨生活，我读书也是为讨生活，何必相残呢？于是随手用毛笔画了一幅老鼠像夹在书中。李埏感慨：“先生真有好生之德！”
刘文典在课堂上往往会发惊人之语。一次，学生向他讨教如何写好文章。他信口说：“只须注意观世音菩萨就行了”。学生不解。他说：“‘观’，是要多观察；‘世’，是要懂得世故；‘音’，是要讲究音韵；‘菩萨’，即是要有救苦救难，为广大老百姓服务的菩萨心肠。”
梁启超：革命先驱，国家脊“梁”
梁启超（1873.2.23-1929.1.19），字卓如，号任公，又号饮冰室主人、饮冰子、哀时客、中国之新民、自由斋主人等。汉族，广东新会人，中国近代维新派代表人物，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者，着名学者。中国近代史上着名的政治活动家、启蒙思想家、资产阶级宣传家、教育家、史学家和文学家。戊戌变法（百日维新）领袖之一。曾倡导文体改良的“诗界革命”和“小说界革命”。
“杀几个一品大员，法即变矣”
1890年，17岁的梁启超在同学陈千秋的引荐下拜会了33岁的广东南海人康有为。
初次见面，两人竟从早上8点聊到晚上7点。此前梁启超接受的是传统教育，康有为给他打开了一扇西学的大门，立宪、维新、变法，这是一条全新的道路。梁启超觉得以前学的不过是科举考试的敲门砖，不是真正的学问。于是，他当场拜康有为为师。当时的梁启超已是举人，康有为却只是一名监生。
康有为在广州修建了一所万木草堂，开馆授徒。万木草堂为期一年的学习使梁启超获益匪浅，他后来回忆说“一生学问之得力，皆在此年”。同时，梁启超的学识和辩才，也开始在康有为的诸多弟子中脱颖而出。
可惜，神州虽大，却已容不下一张安静的书桌。
这是一个被内忧外患困扰的国度，平民以不谈国事为戒律，政府贪污腐化无能，对外只希望妥协可以换取短暂的和平，对内则盘算着同洋务运动后兴起的民营企业家争夺财富。
1895年春天，梁启超跟康有为一同进京参加会试。4月，《马关条约》签订的消息传来，梁启超和其他举人们愤怒了，在康有为的振臂一呼下，1300多名举人签名上书，敦促朝廷拒绝和议，着手改革。史称“公车上书”。
这次会试，康有为高中进士，梁启超却榜上无名。出现这样的结果并不奇怪，因为主考官是守旧派代表徐桐，对变法维新深恶痛绝，凡是文章中有离经叛道的，都将摒弃不录。巧合的是，徐桐先看到梁启超的考卷，见通篇都是恣意发挥的今文经学的微言大义，以为是康有为的，当即刷了下来，康有为的考卷却因此侥幸过关。即便如此，副考官李文田还是颇为欣赏梁启超的文采，在文末颇为惋惜地批道：“还君明珠双泪垂，恨不相逢未嫁时。”
公车上书如泥牛入海，杳无音讯，康有为决定另辟蹊径宣传维新思想。1895年8月，他创办了《万国公报》，随《京报》发行，赠送给王公大臣阅读。梁启超作为主要撰稿人，撰写了大量介绍西方、宣传变法的文章，用饱含深情的文笔打动了许多上层人士，当康有为发起成立“强学会”时，张之洞、刘坤一等封疆大吏纷纷慷慨解囊，出资赞助。
康梁的活动引起了守旧派的不满，次年1月，清廷强行解散了强学会。康有为应汪康年之邀，携梁启超南下上海，筹办《时务报》。《时务报》的精华文章几乎都是出自梁启超之手，他强烈反对自强运动中的技术决定论，由于学习了明治维新的经验，他坚定地认为，为了使中国复兴，政治的改革比技术的输入更为重要。梁启超主张，中国政治改革的关键是彻底改革教育制度，提供中国传统文化和西方政治经验这方面的教育。基于这种思想，当湖南开办时务学堂，黄遵宪推荐他为总教习时，他欣然领命。1897年秋，他到达长沙。梁启超的名字引发了人们的热情，有多达4000个年轻人来到长沙报考参加入学考试，结果只有40人被录取。梁启超向学生宣传排满的激进思想，他们秘密重印和散发黄宗羲的禁书《明夷待访录》。为学生写的评语中，梁启超直言不讳地提到，在17世纪征服中国的过程中满人犯下的屠杀暴行，这在当时无疑犯了大忌。1897年冬天，德国强占胶州后，梁启超对清廷十分愤慨，他向湖南巡抚陈宝箴提议，如有必要，湖南应宣布脱离北京的中央政府。
在此期间，梁启超还不忘结交权贵，为康有为援引势力。当他去拜会湖广总督张之洞时，正值张的侄儿娶亲，宾客盈门。张之洞听说梁启超前来，当即撇下宾客，大开中门，将他迎进内厅，与之彻夜长谈。
国家命运危在旦夕，康有为回到北京，再次向清廷上书请求变法。和以往的上书不同，他的请求立刻得到了朝廷肯定的答复。1898年6月11日，光绪发布上谕，宣布变法。6月16日，康有为被召入宫，“百日维新”拉开帷幕。7月3日，梁启超也受到光绪召见。
可惜，满口的广东方言害苦了梁启超，“孝”被读成“好”，“高”读成“古”，皇帝听不懂他的话，大为扫兴，只赏了他一个小小的六品衔，任印书局编译。
比起康有为与皇上几个小时的长谈，梁启超的这次召见并不成功。从此，梁启超痛下决心学习官话，妻子李蕙仙自幼在京城长大，官话十分流利。梁启超流亡日本后，请夫人教他官话，妇唱夫随。
很快，他的官话口语水平大有长进，在社交场合得心应手，不再吃亏了。
轰轰烈烈的戊戌变法开始后，康梁等人根据皇帝授意，发布了不少实行新政的诏书，如设立学堂、奖励发明创造、改革财政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