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路军在青海蒙难战士斗争概述
青海省民政厅党史资料专题征集组
1936年10月，中共工农红军第一、二、四方面军经过长征于甘肃会宁实现会师后，四方面军总部及五军、九军、三十军立即奉命在甘肃靖远西渡黄河，组成西路军。由陈昌浩和徐向前率领，开始了出征甘肃河西的异常艰苦的战斗历程。
西路军面对的主要敌人是青海军阀马步芳、马步青两兄弟。马步芳当时任青海省代主席兼新编第二军军长及所属一百师师长，其兄马步青任骑兵第五师师长，所部驻甘肃河西。马步芳、马步青所部正规军共三万余人，还有甘、青民团约七万人。
红军渡河之前，蒋介石命令马步青所部阻止红军渡河西进；红军渡河之后，蒋介石又急令马步芳调集所部从青海赶往增援，并于11月初被任命为西北“剿匪”第二防区司令，统一指挥新二军、骑五师和青海、甘肃民团。马步芳部在蒋介石迭次电令之下，倾巢而出，以飞机、大炮作掩护，向红西路军疯狂追堵。红西路军这支从南方土地革命战争烈火中冲杀出来的钢铁队伍，在敌军疯狂阻击、给养十分困难的劣势下，万众一心，前赴后继，浴血苦战，先后在一条山、古浪、永昌、高台、临泽、倪家营子和梨园口等地，与敌鏖战四个多月，给剽悍凶残的马步芳、马步青军队以沉重打击。但终因敌我力量悬殊，以及各种主客观原因，惨遭失败。1937年3月14日石窝会议决定，将余部分为三个支队，由王树声和张荣率领两个支队向东游击，突围中大部分牺牲；红三十军政委李先念等率领一个支队向西行动，深入祁连山区，向新疆挺进，经40多天行军、战斗，摆脱了敌军尾追，于四月底到达新疆星星峡，受到党中央所派代表陈云、滕代远的亲自接应，从而结束了西路军在河西走廊浴血奋战的悲壮历程。
毛泽东曾说：西路军是“英勇的，顽强的”。西路军广大指战员是播种机、宣传队，他们在广阔的西北高原播下了革命的种子，在各族人民中留下了极其深远的革命影响。他们战风雪，斗强敌，为实现共产主义理想而舍生忘死的无产阶级革命精神，在中国革命史上写下了极其英勇悲壮的篇章。
（一）人间罕见的残酷暴行
马步芳在河西反共战役中，先后将约6000战俘，包括军、师、团级指挥员19人，女战士400多人，分批押来青海。他们绝大多数是从张掖经民乐、祁连、门源、大通到西宁的；少数是从武威经永登、民和、乐都到西宁的。马步芳对被俘的红军战士进行了血腥镇压，指使所部用十几种惨绝人寰的手段，屠杀手无寸铁的红军战士。
从河西押往西宁，途经祁连山深山峡谷和海拔三四千米荒无人烟的高原，又值严冬季节，风雪弥漫，寒气袭人。被俘战士大部分是伤病员，他们身着破烂单衣，赤足麻鞋；有的将破毡挖个洞，伸出头来，系上草绳御寒；有的脚上裹着破皮烂布。他们白天吃一顿能照见人影的杂面糊糊，晚上露宿在荒野、庭院。他们在刺刀和皮鞭的驱赶下，苦苦挣扎在风雪严寒之中。幸存者普遍反映，他们在途中行走稍慢或不堪虐待而挺身反抗时，即被敌人当场戮杀。从甘肃张掖至青海西宁300多公里（12个住宿站）的沿途，到处可见被杀害的红军战士遗体。
西路军被俘战士被押到西宁之后，马步芳不顾社会舆论的谴责，穷凶极恶地使用惨无人道的手段，秘密地成批活埋。1955年仅在杨家台、苦水沟等地挖掘出来西路军被害烈士遗骨就有500多具，安葬于烈士陵园。由于大部分遗骨已被洪水冲走，这500具尸骨仅是其中的一部分。
曾被敌人活埋后又逃脱的姚芝珍、黄科林、胡秀英、李桂珍等人控诉：马步芳残杀西路军被俘战士，都是在夜深人静的时候。押赴刑场之前，还假惺惺地说：“送你们回老家去”，“你们是伤病员，要把你们送到医院去”等。押到刑场之后，敌人就凶相毕露，手持大刀、斧头、铁锨、镢头等凶器，对着绳索捆绑的红军战士疯狂地砍杀，有的被砍断手、脚，有的割掉耳朵、鼻子，一个个筋断骨折，血肉模糊。有时每人一刀，不管死活，就推到坑里埋掉。原红五军医院药房工作人员王忠发同志宁肯前进一步死，决不后退半步生，他慷慨激昂，高呼口号，未等敌人凶器打下，就朝坑内跳下去。面对敌人的屠刀，被俘红军在“万人坑”前一个个视死如归，纷纷高呼：“打倒军阀马步芳！”“中国共产党万岁！”表现了坚贞不屈、不怕牺牲的大无畏革命精神。
据马步芳部的一些军政人员揭露：马步芳亲自谋划和指挥了大屠杀，他为逃避社会舆论谴责，指使手枪团、执法队、传令队在夜间10时后分批将被俘红军押赴刑场，秘密杀害，并严令：一不准掌灯；二不准鸣枪；三不准留痕迹；四不准逃掉一人。马步芳曾亲自命令其传令队长马英：“你去看看，尕娃们（指传令队队员）怕出事哩！要把血收拾得干干净净，不要打枪。”马英奉命后，一次即砍杀活埋130多人，他亲手杀死8人。原青马一二九军的副师长冶有禄说，当时虐杀红军战俘是马步芳交给所部军官的一项任务，他就是这样奉命行事，亲自杀了12名战俘的。
马步芳在屠杀红军战俘的同时，还先后将大批战俘关押在一些单位强迫服苦役，其中义源工厂69人，陆军医院46人，新剧团40人，毛顺皮毛厂50多人，羊毛工厂20余人，军乐队30人，中山医院20多人，电台6人，大通煤窑8人，修械所3人，共300多人。
强制劳役规模最大的是1937年春成立的“新二军补充团”。该团辖四个营，每营四个连，共2850人，先由马腾任团长，不久由一〇〇师三〇〇旅六〇〇团团长孟全录接任。补充团成立后，一营修乐都县碾伯至民和县享堂的公路，二、三、四营在西宁分别修乐家湾铁骑沟窑洞、惠宁桥和昆仑中学。当年9月，上述工程完工，补充团又调去甘肃张掖修飞机场，农历8月15日，途经祁连县大梁一带，突遇大雪，30多名战俘被冻死，100多人被冻坏手脚。
1938年初，补充团一营600多人调回西宁，改称工兵营（也叫“森林警察局”）。3月至8月修共和至兴海大河坝的公路；9月至1939年1月，一连、二连到大通县郭麻寺、三连、四连到循化县宗吾等地伐运木材。以后全营又在大通收菜子，修建煤矿房屋。
1939年2月至1943年底，全营在循化县赞卜乎开垦荒地1750亩，修庄廓60个，房屋300间；同时，又在化隆甘都东滩垦荒1000亩，在黄河修巨型木水车7架，灌溉这些农田。1943年年底，马步芳将这2750亩土地和庄廓、房屋全部攫为私有，一半给了他的儿子马继援，另一半给了他的私生子马崇德。1944年初至1945年，全营在循化修建铺面和住房200间、学校一所、油房一处、水磨两盘，还修筑街道和清真寺。由于繁重的劳役和疾病的折磨，工兵营在抗战胜利被遣散时仅剩250人。
1938年2月，补充团二、三、四营从张掖调到门源县修宁（西宁）张（张掖）公路卡子沟至下大坂一段石方工程，修完公路重返张掖。同年7月马步芳又将这三个营的绝大部分战俘顶替了青海应征壮丁，送到国民党第八战区兰州师管区，以每个壮丁800银元的价格，向青海各族人民摊派应征壮丁款，榨取了100多万银元。
被囚禁在各厂矿、医院的战俘，其命运也是极为悲惨的，不但长年无休止地从事繁重劳动，而且还要遭受种种非人酷刑。罗阴山在工兵营服苦役时，亲眼看见敌军官对两名难友滥用酷刑，一人被当场打死，一人被打成残疾。战俘曹喜如等三人因不堪忍受迫害，于1945年从义源工厂逃跑，被抓回后都被打了背花，砸了骨拐，流落红军何正光当年就被打了背花，如今还满背疤痕。
遭受苦难最多的是被俘女战士。她们有200多人被马步芳直接赏给下属做奴役和妻妾，受尽百般摧残，横遭凌辱，有的被转卖多次，有的被迫自杀，有的惨遭杀害，有的四处漂泊。原妇女独立团的邓秀英，被指定给一反动军官为妻，她誓死不从，女扮男装，连夜逃走，颠沛流离三年，才和农民高惠结婚成家；妇女独立团连长向翠花，被恶霸地主马玉成霸占为妾，因不堪虐待，从马家逃出，后与贫苦群众马福兴结婚。
随着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和发展，马步芳被迫释放部分红军战俘，以敷衍社会舆论的谴责。1937年4月至10月，他先后将1000多名红军战俘，分批押送到兰州拱星墩，交与国民党第八战区九十七师“感化”院。这些战俘到拱星墩集中营后，经过艰苦斗争，大部分被八路军驻兰州办事处营救，一部分被编入国民党部队，一部分逃跑回家或失散在甘、青各地。
（二）艰苦卓绝的英勇斗争
西路军被俘指战员面对马步芳的残酷迫害，在拘禁、劳役等极端艰难困苦的环境中，坚持斗争，威武不屈，红心向党，表现了英勇顽强的革命精神和自我牺牲的崇高品质。青海各族人民对红军关怀、同情和营救、掩护，同样表现了各族人民对落难红军的一片深情。
被俘红军同敌人的斗争是在极端复杂、非常艰苦的条件下进行的。刘瑞龙等组织了地下党支部，以“留胡节不辱”来激励难友和鞭策自己与敌人进行斗争。曾庆良等人则利用在敌营内部的有利条件，扣压了马步芳命令所属追剿红军的一份电报，为战友摆脱困境冒了最大的风险。战斗在新剧团的蒙难战士，更是风雨同舟，甘苦与共，肩并肩地和敌人展开针锋相对的斗争。敌人下令把“红旗飘飘”改为“国旗飘飘”，她们唱歌时仍然唱“红旗飘飘”；敌人要她们跳舞，让马步芳的贵宾白崇禧看，她们却在跳《海军舞》时，把舞鞋甩到“贵宾”席的茶几上，弄得马步芳尴尬不堪。她们还以讲故事的形式，给一些青少年讲革命道理，影响着还在白色恐怖下生活的人民群众；敌人威胁恐吓不准她们唱革命歌曲，她们掷地有声地回答：“刀刀拿来头割下，死不了就要这样唱。”
红军文艺战士孙桂英就是这样一位坚强的战士，她后来被敌人从西宁押至张掖，敌三〇〇旅旅长韩起功要他唱反动歌曲，她硬是不唱，敌军官要霸她为妾，她硬死不从。韩起功恼羞成怒，派人活埋她。活埋时，她乘韩起功的副官韩世昌一时不备，飞脚上去就踢掉了他的手枪，并和他展开撕斗，最后英勇牺牲。陆军医院有个被俘的女红军，暗中鼓励难友加强团结，防止破坏，争取一切机会回“家”（指党），后来她虽然被叛徒告密而遇害，但她的革命精神，却鼓舞着更多的难友挺身与敌人斗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