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军事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调查研究卷(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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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9章 坚决革命的董振堂将军(1)

坚决革命的董振堂将军

郝成铭

董振堂(1895—1937),字绍仲,河北省新河县人。宁都起义领导人之一,中国工农红军著名将领,红军西路军第五军军长。1937年1月20日战死甘肃省高台县城,时年42岁。

(一)

董振堂出身农民家庭。由于家贫,13岁才入小学读书。19岁入冀县中学求学,毕业后考入保定军官学校预科——清河预校学习。1919年底从预校毕业,分配到北洋军中服役。1921年入保定军官学校受训,1923年毕业,时年28岁,分配到冯玉祥将军的部队任见习官。由于他怀有救国救民的远大志向,工作踏实,不怕吃苦,又能团结官兵,因而很快得到升迁,一年之内,即由见习官、排长提升为炮兵连长。

1924年,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推翻北洋军阀曹锟的贿选政府,并把清朝末代皇帝溥仪驱逐出故宫,邀请孙中山先生北上共商国是。董振堂参加了这次政变,因功提升为营长,不久又升任团长。1926年8月,冯玉祥考察苏联后回国,同中国共产党合作,于9月间举行“五原誓师”,反对北洋军阀统治,董振堂被任命为冯部第四军十二旅旅长。此后,他率部随冯玉祥进军西北,经银川、平凉等地,进军陕西,打退了围困西安的河南军阀刘镇华部,解了西安之围。

1927年5月,冯玉祥部队改为国民革命军第二集团军,参加北伐战争,师出中原,攻打直系军阀吴佩孚。董振堂率部东出紫荆关,攻入敌军要害部位,消灭了吴佩孚的司令部和警卫旅,吴只身脱逃。他为北伐战争的胜利做出了重要贡献,因功升任第二集团军三十六师师长。此后,又曾改任第十三师、第五师师长,率部移驻河南洛阳,并兼洛阳警备司令。

1930年3月,冯玉祥联合阎锡山讨伐蒋介石,“中原大战”爆发。董振堂率部参加豫西战役,激战月余,屡败蒋军;接着又参加豫东战役,冒雨驰援皖北亳州,经七昼夜激战,击退蒋军,解亳州之围,受到冯玉祥的通令嘉奖。后来冯玉祥失败,所部被蒋介石收编,第二集团军一部改编为第二十六路军,由孙连仲任总指挥,赵博生任总参谋长。董振堂的第十三师改编为该路军第二十五师七十三旅,他被任命为旅长。1931年春天,蒋介石命令二十六路军到江西参加“剿共”战争,当年7月进驻宁都县城。

由于第二十六路军出身“杂牌”,改编后备受蒋介石集团的歧视,待遇很差,部队开到南昌后才第一次给官兵发饷,但仅发了三分之二,不但远远低于蒋系中央军,而且低于其他杂牌部队,因而引起广大官兵极大的不满。孙毅将军回忆说:二十六路军的官兵大都是北方人,驻宁都以后,对南方的环境、气候不适应,部队中产生了几“怕”——怕下雨,怕生病,怕与红军打仗。兵饷本来就不足,再加各级军官层层克扣,士兵生活更加清苦,天天喝稀粥,吃卷心菜,许多人吃不饱,瘦得厉害,加之水土不服,疫病流行,许多人病死,一个团平均每天要死四五个人。进驻宁都不到三个月,城北面和城西面就埋了两三千个,新增加的坟头几大片,部队中产生了恐惧情绪。因而,人心浮动,军无斗志,厌战思乡情绪日益严重参见《回忆宁都起义》第132页,人民出版社1981年出版。。

在大革命时期,著名共产党人刘伯坚曾在冯玉祥部队进行过革命活动,董振堂受到过共产党革命思想的影响,对当时政治腐败、

社会黑暗、民不聊生的状况十分不满。现在放着日本侵略军不打,却开到宁都打红军,他“一百个想不通”。宁都城内外,到处都有红军撤退时留下的标语:“二十六路军的弟兄们,你们过去打蒋介石,不知死了多少人,现在为什么又为他送命?”“红军是为穷人打天下的队伍,你们打红军不应该!”“欢迎二十六军的弟兄参加红军!”这些标语、口号,使二十六路军的广大官兵产生了向往红军的思想,也使董振堂的思想日益倾向革命。

董振堂的第七十三旅有一个连长,曾被红军俘虏,他把这个连长找来问红军那边的情况,连长说:“人家对被俘的人很好,没打没骂,跟人家吃一样的饭,愿意回来的就放回来,不愿回来的可以当红军,我愿意回来,红军还给了两块大洋。”董振堂又问红军还讲过什么话?连长说:“红军说了,不要再替蒋介石卖命了。人家红军对老百姓很和气,官兵平等。人家说,二十六路军要想活命,只有跟红军联合起来一块干。”这位连长说的话,对董振堂触动很大。

董振堂不止一次的讲过要找红军的事。一次,他对老部下苏进说:“部队现在情绪很坏,大家都感到没有出路,我想找个人到那面(指苏区根据地)去了解了解情况。”苏进当即表示赞同,并说:“听人说刘伯坚在上海,何不派人去找他?”不几天,董振堂就以“养病”为名,带着参谋刘振亚到南昌找党组织,未果,又派刘振亚去上海找刘伯坚。其实,刘振亚就是中共地下党员,只是没有和上级取得联系,到上海也没有找到刘伯坚,就回到宁都。

不久,中共中央派党员王超、袁血卒、李肃三人到二十六路军开展兵运工作,很快和刘振亚取得联系,并在刘振亚、赵博生、董振堂的掩护下,站稳了脚跟,先后发展译电主任罗亚平、学兵连长李青云、执法队长王振铎、副连长王铭五、战士王幼平等入党,成立了地下特别支部。地下党组织积极开展活动,于10月间又发展总参谋长赵博生、董旅参谋郭如岳等十多人入党。党的组织迅速壮大,又建立了官长支部和士兵支部。党的地下支部的建立,使二十六路军中党的兵运工作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九一八”事变爆发后,日本帝国主义加快了侵略中国的步伐,东北三省很快沦陷,华北地区处于危急,第二十六路军的广大官兵纷纷要求开赴华北,参加抗日,保卫家乡。但蒋介石不让该军离开“剿共”前线北上抗日。因此,二十六路军广大官兵同蒋集团的矛盾,特别是赵博生、董振堂等具有正义感的高层爱国军官同蒋集团的矛盾,更趋尖锐,他们纷纷向孙连仲申述北上抗日的理由,有的慷慨陈词,声泪俱下。孙连仲为了摆脱困境,一面向蒋介石致电请示,一面命令部队北上。当部队北开30余公里后,便受到中央军的阻拦,只得重回宁都。董振堂返回宁都后,非常愤慨,说:“我们不能参加抗日,何以面对华北父老。”“二十六路军的出路何在?如何才能走出困境?”成了他当时昼思夜想的大问题。

由于以上的种种原因,董振堂的思想日益倾向红军;更由于他的两位贴身参谋刘振亚、郭如岳不断地向他“吹风”,他的思想发生了突飞猛进的变化。第二十六路军总参谋长赵博生的入党,加快了二十六路军起义的准备工作。董振堂是赵博生保定军校的同学,又都是河北同乡,彼此十分亲近。赵博生和地下党支部不止一次地分析研究过争取董振堂的工作。赵博生认为董振堂作风正派,能吃苦,富有正义感,在官兵中有比较高的威信,他有倾向革命的言论,对蒋集团贪腐作风及打内战的政策十分不满;他主张坚决抗日,不愿到江西来攻打红军。因此,赵博生认为争取董振堂参加起义是完全有可能的。董振堂任旅长的第七十三旅实力比较强,如能把董振堂争取过来,对起义的成功将起保证作用参见《回忆宁都起义》第135页。。刘振亚、郭如岳更认为,董振堂已是坚定的革命者,主张向他公开党的组织,并吸收他入党。

此后,赵博生多次找董振堂谈话,向他交了底:“二十六路军只有跟红军走,才有出路。”董振堂立刻说:“我们七十三旅听参谋长

的,我们都是多年的老朋友,你说怎么好就怎么办!”不久,赵博生又把组织暴动的事告诉了他,他又当即表示:“我听参谋长的!”此后,他即根据赵博生的指示,积极活动起来。这样,董振堂就完全站到革命方面来了。

二十六路军中共产党的活动,被蒋集团侦知,蒋介石便连电赵博生,要他立即将“共党分子”刘振亚、袁血卒、王铭五等逮捕惩处。赵博生与董振堂等人商量后决定,立即派袁血卒到苏区向红军领导人汇报起义准备情况,同时加快准备工作,乘总指挥孙连仲不在宁都的机会,举行起义。赵博生把董振堂当作起义的主要助手,并把他领导的第七十三旅当作起义的重要力量。赵博生多次找他研究起义的具体方案,又多次到七十三旅召开骨干会议。

暴动的前几天,董振堂显得格外忙碌。他协助赵博生做季振同、黄中岳的工作,制定起义的详细方案。12月11日,赵博生和李青云来到七十三旅旅部,和他研究了起义的具体行动部署。12月14日行动之前,赵博生又来七十三旅,召开骨干会议,赵博生对大家说:“今晚要行动了,成功与失败,关系到二十六路军的前途,也关系到大家的命运。成功了,我们就把部队带到红军那边去;万一出了差错,要有秩序地撤出东门,白塔那边有红军接应。”董振堂说:“这是天大的事,大家一定要认真负责地去做,一定能成功。”接着他给几个骨干布置了任务:“刘振亚带特务连扼守通往苏区的通道;李青云率学兵连一部负责城内与东门的警戒、巡逻;郭如岳带学兵连一部占领总指挥部和二十五师师部电台;高志中留旅部联络。”高志中《怀念董振堂》,见《回忆宁都起义》第163~164页。

12月14日晚,总参谋长赵博生在总指挥部举行“宴会”,全路军团以上军官应邀赴宴。董振堂布置好岗哨、巡逻队伍、应急分队后,带着他的四个警卫员也来赴宴。酒过三巡后,赵博生宣布举行暴动,董振堂、季振同二位旅长当会带头响应,其他大部分旅长、团长也表示支持,只有两三人反对,被当场下了随身武器。这时,董振堂按照原定计划,立即返回部队,指挥部队行动起来,占领要点。当他得知进占第二十五师电台的部队受到抵抗时,立即带领一部分部队赶去攻打,经过十多分钟战斗,攻占了该电台。

12月15日清晨,宁都城里的枪声停止,起义成功了,第二十六路军一万七千余人宣布参加红军,董振堂的第七十三旅、季振同的七十四旅全部起义,无一人脱逃。董振堂对大家说:“弟兄们!从今天起,我们再不受蒋介石的欺骗了。我们要到苏区去,与红军并肩战斗,打日本鬼子。”早饭后,董振堂和赵博生、季振同带着起义部队,浩浩荡荡地开向苏区根据地。

(二)

二十六路军起义后,改编为红一方面军第五军团,季振同任总指挥,萧劲光任政治委员,董振堂任副总指挥兼十三军军长,赵博生任参谋长兼十四军军长,黄中岳任十五军军长。部队开赴中央苏区石城县的秋溪、龙岗一带整编。董振堂向军委派来的红军干部虚心学习,教育部队严格贯彻执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认真纠正军阀主义,克服旧军队的恶习,大力改善官兵关系、军民关系,使这支部队很快成长为新型的人民军队。

宁都起义后,董振堂即提出加入中国共产党的要求。1932年4月,苏区中央局批准了他的要求。入党后,他更加严格地要求自己,向政委何长工表示一定要为党的事业奋斗一生,直到献出自己的生命。他还向何政委提出要把自己在旧军队中积蓄的一笔大洋全部交给党。毛泽东主席知道了这件事,就给他捎话说:“不要全交,可寄一点给家里,留一点自己用。”他却说:“革命了,我把一切都交给了党,这点钱是我对党的一点心意!”表达了他对革命的赤胆忠心。他还把自己用的一条毛毯送给朱德总司令,这条毛毯就跟随朱总司令跨过千山万水,来到了革命圣地延安。1936年12月,周恩来要赴西安谈判,解决“双十二”事变,朱总司令又转赠给周。全面抗战爆发后,朱总司令率领八路军奔赴抗日前线,周恩来又把它回赠给朱老总。朱老总带着它,经过八年抗战、三年解放战争,一直到全国解放,最后把它献给了中国人民革命博物馆,成了革命领导人诚挚友谊的象征和教育后人的珍贵文物参见高志忠《怀念董振堂》,载《回忆宁都起义》,第170页。。

红五军团经过整编,焕发出了高昂的革命士气。这时,红三军团攻打江西赣州,守敌约有万人,城防工事坚固,连续爆破三次,都没有成功,于是中革军委命令红五军团参加攻打。这是红五军团参加的第一次战役,指战员们情绪很高,决心打好这一仗,接到命令后,积极进行准备,急行军奔赴战场。部队开到赣州城下,董振堂立即组织一批战士,用几个棺材装上炸药,同时炸掉了城楼和左右两面的碉堡。这次爆破威力很大,掀起的泥土遮天蔽日,把守点的敌军全部炸飞。这次攻城战斗显示了红五军团的强大战斗力,但蒋集团急派兵增援,挽救危局。红军总部见攻城无望,遂放弃攻城计划,命令红三、五军团撤出战斗。

1932年3月,中共苏区中央局发布命令,以第一、第五军团组成东路军,入闽作战;以第三军团组成西路军,在赣江以西作战。3月下旬,东路军入闽,在毛泽东率领下,直下龙岩、上杭,于4月15日到达漳州附近。毛泽东决定红一军团担任主攻任务,红五军团为助攻部队。战斗开始不久,董振堂就主动指挥部队参加战斗。敌人的炮火异常猛烈,有几发炮弹在董振堂的指挥部附近爆炸,飞扬的尘土落了他一身,有关同志建议把指挥所向后转移一下,被他断然拒绝。他说:“一将不动,全军稳定,指挥员一遇事就慌张,还怎么指挥打仗?”他冒着烟尘坚守原地,沉着指挥,一举攻占附近的几个军事要点,压制敌军火力,积极配合了主攻部队的作战。在战斗进行中,他发现打阻击的一支部队的阵地上发生激烈战斗,红军部队有些吃紧,便急调一个团上去,死死堵住了敌人的退路。漳州战役,红军攻占漳州、天宝、南靖等地,歼灭敌张贞的第四十九师大部,俘敌2000余人,缴获各类枪2300余支,子弹13万发,炮弹、炸弹5000余发,飞机两架,电台、电话机及其他物资一大批见杨成武《熠熠生辉的漳州战役》,载《人民日报》1992年4月19日第5版。。其中董振堂指挥的第十三军,即俘敌1000余人,胜利完成作战任务见《回忆宁都起义》第17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