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军女战士陈映民的曲折人生
卢振国
红军女战士陈映民，本是陈绍禹（王明）的胞妹，后在延安改名叫王营。这个名不见经传的女红军，当年跟随红四方面军由大别山转战到大巴山，经历过三过草地的艰苦长征，之后又参加了西路军的苦征恶战，被俘后历尽艰辛，死里逃生。就因为其兄王明和张国焘问题的双重连累，而被历史遗忘。
陈绍禹和陈映民兄妹二人，出生于安徽六安县金家寨（今为金寨县）一户贫民家庭。她生于1913年，出生的第七天，爹妈就把她许给当地一户姓吕的人家，做了吕绍文的童养媳。陈映民后来参加红军干革命，并非是在其兄的影响之下起步，他们兄妹虽然同是共产党人，但所走的道路却各自不同。陈映民所走的革命道路，是其兄未曾经历和品味过的一条血染的路。
夫妻二人一起参加红军
陈映民在做童养媳的时候，吕家人对她很好，公婆把她当作亲闺女一般看待。但因家道贫寒，总是少吃没穿的，日子很不好过。1926年，地处豫皖边的金家寨，热火朝天地闹起了革命，农民协雨后春笋般破土而出，不少地方成立农民自卫军，矛头直指土豪劣绅。陈映民和她的未婚夫吕绍文也一起参加了农民协会，投入到农民革命斗争的行列。当时她虽然只有十三四岁，但在党的领导下，积极参加了打土豪、捉劣绅的革命斗争。陈映民的革命道路，就这样起步，一步一个脚印，向前奔走。
1928年，15岁的陈映民跟吕绍文结了婚。婚后，她仍然积极参加妇女会和儿童团的工作。次年夏，她生下一个男孩，取名吕美成。1929年5月，红军第三十二师首次攻占金家寨，守敌溃逃，在婆婆关照下，她一边哺乳孩子，一边发动妇女为红军做军鞋，带头拥护红军队伍。她还配合红军和游击队调查了解各民团据点的情况。1930年，陈映民由皮定均介绍加入共青团，并担任六安县第六区五乡的共青团支部书记。1931年春，她的孩子断奶，交由婆婆抚养，便和丈夫吕绍文一起参加了红军，被编入红四方面军第十二师，丈夫任战斗员，她当宣传员。同年，她转为中共党员。不久，吕绍文的两个胞弟吕绍武和吕绍全，也都参加了红军。1932年10月，第四次反“围剿”失败后，红军部队要转向外线作战，陈映民二话没说，抱上三岁的儿子，跟上红军作战略转移。
转移途中丢失了孩子
红军部队转移初期，第十二师师长陈赓看见陈映民带着孩子行军很辛苦，就让她跟在师医院的队伍里走，沿途受到医务主任陈保青、女护士何福祥、张茶清等人的照应。情况紧急时，陈赓就将孩子扶上担架，急奔猛走一阵子，以减轻她的体力负担。红军进入鄂东北后，敌情更加严重，部队的转移速度加快。由于孩子的严重拖累，在穿越平汉铁路时，陈映民母子掉队了。她尾随在后卫部队的后面追赶队伍，渐渐地，又与后卫部队拉开了距离，最后不得不跟着一群随军逃难的根据地群众，不分昼夜地追赶部队。
这支最初由数百名老百姓形成的逃难队伍，后来只剩下几十人了，大部分是没有什么拖累的青少年女性，她们积极追赶红军，并要求参加红军。路上，林月琴、刘伯新两人，成了她们的义务服务者。刘伯新身体很棒，胆子也壮，腰里别着一支驳壳枪，给大伙壮了胆。这个童养媳出身的女游击队员，宿营时招呼大伙谁在一起，还组织人轮流放哨。行军中如果发现敌人，她就叫大伙不要惊慌，看她的手势动作行动。林月琴因为有点文化，能说会道，就主动承担沿途的宣传联络工作。
林月琴曾在陈映民大姐陈觉民主持的妇女讲习班学习过，与她特别亲热，经常帮助她照看孩子。1986年，林月琴撰文回忆说：“在我们这支队伍中，有一位抱着孩子的女同志，她就是陈觉民的妹妹陈映民。当时，我们还没有编入红军，没有粮食供应，但大家对这个孩子都给予母亲般的关怀。行军中，我们轮流背着、抱着，到了宿营地，便七手八脚四拾柴烧火做饭，有的先去老乡家给孩子要点吃的东西。尽管我们自己也饥肠辘辘，又渴又饿，十分疲劳，但大家首先想到的是这个孩子。沿途的老乡们，看到我们这支妇女队伍还带着孩子，都表示同情，有的说我们怪挺辛苦的，要我们把孩子留下。但是，孩子的妈和我们都不同意。行军路上，的确十分艰苦、劳累，我们决心依靠大家的力量，带好这个孩子。”
尽管如此，陈映民的孩子还是丢失了。孩子是怎么丢失的，陈映民回忆只是三言两语：“在一次战斗中丢失了。”而林月琴的回忆却截然不同，完全是另外一种情景：“那是在湖北境内，一天下午，大家都疲惫不堪，把孩子背在身上，就像铁块一样沉重，你传我，我传她，不断地倒手替换。就在这时，有个农民打扮的老汉，当着我们说：‘我来帮你们抱抱孩子吧！’说着，便从一位姐妹手里接过孩子。他走得越来越快，我们紧撵慢撵，还是没有撵上。到了宿营地，我们到处找也没有找着。陈映民伤心得很，痛哭不已，我们也都难过得抹眼泪。”因为战事紧张，陈映民不能留下找孩子，在林月琴等人的劝说下，又打起精神追赶队伍。红军由枣阳向豫陕边转战途中，陈映民才赶上红十二师，与其丈夫吕绍文一起行进。而林月琴、刘伯新也被红七十三师政治部宣传队收留，正式回到了红军队伍。
就任川陕省委妇女部副部长
红军进入四川后，陈映民被调到红四方面军总政治部妇女宣传队，与陶万荣、廖赤见等人一起工作，驻扎在通江县毛浴镇。不久，她又被调到中共川陕省委从事地方工作。1933年，陈映民当选为中共川陕省委常委，并担任了省委妇女部副部长，部长是姚明善。陈映民撰文回忆所：“川北地区，大部分男人吸食大烟成瘾，丧失了劳动能力，只能做些家务活；妇女则成为农业生产的主要劳动力，而且从小就做童养媳，受尽痛苦折磨，所以她们渴望自己的解放。因此，妇女部的任务，就是把广大妇女发动起来，参加革命。经过妇女会的宣传发动，妇女会的会员达到了30万人，在各级苏维埃政府中，妇女成员占到四分之一。”
陈映民回忆说：“妇女部的干部由我带领，经常深入农村了解情况，帮助群众搞生产，和群众一起劳动。我们还组织妇女做军鞋、送军粮，支援前线，慰问部队。省委为了培养妇女干部，于1934年成立妇女学校，由我兼任校长，训练妇女900多名，分配到各个地区，大都从事妇女工作。”“1933年3月，为了配合红军粉碎敌人的‘三路围攻’，我们在通江县组成妇女独立营。1934年3月8日，我们妇女部在巴中主持召开妇女代表大会，号召群众参军参战，扩大红军队伍。会后，根据省委决定，在妇女独立营的基础上，在旺苍坝成立了妇女独立团，1935年2月，又扩充为妇女独立师。这支英雄的女红军队伍，在以后的革命战争中作出了重大贡献。”
1935年3月底4月初，红四方面军强渡嘉陵江，开始了艰苦曲折的长征，随军长征的女红军在3000人以上。在长征中，陈映民随同省委领导机关行动，仍担任妇女部副部长。1935年5月，曾任四方面军总政治部主任的红军女将军张琴秋，调任川陕省委妇女部部长。在张琴秋的领导下，陈映民的思想更加活跃，工作更加积极。红军每攻占一个地方，她就带领妇女部的同志开展妇女工作。红四方面军攻占雅安、天全、宝兴、芦山等县后，她们组建县妇女部，她还先后兼任天全、芦山两县的妇女部部长。陈映民和她的丈夫吕绍文，虽说同在一个方面军工作，但却很难得见上一面。进入甘肃后，吕绍文牺牲了；不久她的两个小叔子，即二弟吕绍武（时任三十一军司号连连长）、三弟吕绍全（时任特务连排长）也先后在战斗中牺牲，弟兄三人都为革命献出了生命。
在西路军中的艰苦斗争
1936年10月，红四方面军第五、第九、第三十军及总部机关和直属团队共2.18万余人，奉中革军委命令渡过黄河，组成西路军，执行打通国际路线和在河西创建根据地的任务。当时，随军过河的女红军，约有一千七八百名，其中，来自鄂豫皖地区的有陈映民、张茶清、陈保清、何福祥、陶万荣、廖赤见、曾广澜及其女儿蔡萍迹等十多人，还有来自井冈山等地区的张琴秋、王泉媛、吴仲廉、吴富莲等人。除此而外，绝大部分都来自川北苏区。
红四方面军长征到甘肃会宁时，部队进行整编，大部分女同志被编入妇女抗日先锋团（简称妇女团），全团3个营9个连约1300余人，团长王泉媛、政委吴富莲，陈映民被编在二营五连，担任党支部书记，后兼任五连政治指导员。过河后，从一条山激战开始，经古浪、武威西四十里堡、永昌、山丹等地数十次大小战斗，直入河西走廊腹地。1936年12月底，董振堂率红五军先头部队占领临泽、高台，妇女团紧随其后进驻临泽县城（今蓼泉镇），一部进驻高台。
不几天，敌马家军即以两万步骑兵围攻高台，红五军与敌浴血苦战九昼夜，军长董振堂以下官兵3000人，大都壮烈牺牲、失散或被敌俘虏。接着，敌人又集中兵力围攻临泽，激战三昼夜，红军被迫实行突围。妇女团突围转移。陈映民回忆说：“在倪家营子时，饥渴交迫，大家都顾不得什么了，只要能够往肚子里填的，都一概吞而食之。加之天寒地冻，朔风呼啸，一路上与敌恶战，更是苦不堪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