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豁达于外省人看来，就具有了一定的喜剧色彩。在他们眼里，湖北人不论男女老少，动不动就喜欢发笑。不唯他们自己喜欢笑，就其外表而言，也让人发笑。湖北位居中国之中，不仅性格受到各地影响，就连外貌，似乎也中合了别人的成分，没有自己独特鲜明的个性特征。他们个子不高也不矮，面部少有鲜明的棱角，一副“面目模糊”、其貌不扬的样子，但一个个都显得精明能干、劲头十足、格外自信。湖北人不喜张扬、含蓄蕴藉、深藏不露，一副“曾经沧海难为水”的派头，对什么都不拒斥，也不盲目接受，而是先打量打量，然后表明态度，决定取舍。其貌不扬的外表与昂然自信的气质集于湖北人一身，形成一种鲜明的反差，于是，在外省人眼里，就有了一种滑稽可笑的成分，他们不禁在心底叹道：这些湖北佬呵，可真有点鸟人的味道呢。鸟人就鸟人吧，湖北人一点也不计较，显出十足的感性、达观与实在。
九头鸟这一称谓令湖北人最为惬意的解释，就是生命力格外蓬勃旺盛、顽强不屈。想想看，一鸟九头，即使遭遇不幸接二连三地砍下八头，还剩一头也可维持正常的生命与生活呢。而要斩下九头鸟的最后一头，说不定那砍下的八个脑袋早已复活也未可知。呵呵，这些九头鸟呀，可真令人无可奈何、防不胜防呀！于湖北佬的这种韧性与倔强，外省人不得不心悦诚服、油然生畏。
今天，当我们从21世纪的角度探讨九头鸟的文化内涵，还可得出另一种解释：湖北人站在中华腹心之地，以一种见惯不惊的眼光与吞吐万物的胸怀，迎接从古至今、从东到西的八面来风。各种文化在此交汇碰撞，湖北人将其纳于一体，成为多元文化的集大成者与典型代表。头，即首脑，意指最高控制指挥中心。一鸟一头，有一最高指挥控制中心；一鸟九头，乃多元杂陈，是对一元化专制集权的一种威胁与解构。多元化、多中心、多主题、多层次、多变奏，相互协调、相互配合、交响共鸣，才能平衡，才有效率。这也是工业文明的要求与体现，其内里弥漫着一股现代民主自由的精神与氛围。见多识广、兼容并纳的湖北人最不能容忍封建集权、专制残暴，皇帝老爷也不在话下。这一论断看似牵强，但有确凿的史事为证：公元1911年，正是在湖北爆发了举世闻名的武昌首义，引发了全国范围的辛亥革命，这才彻底推翻了笼罩中国大地长达几千年之久的封建皇权统治。
如果继续挖掘，我们从“九头鸟”这一称谓，还可寻出“聪明反被聪明误”的文化意蕴。九头，是一个多指挥、多中心的象征，中枢一多，互相制约掣肘，一天到晚扯皮拉筋“窝里斗”，难以形成统一而有效的运作机制，将使闪耀的智慧全部浪费在无谓的“内耗”之中，不得不令人扼腕长叹。这种被台湾作家柏杨称为“酱缸文化”的国粹，湖北人自然也难“免俗”。
楚人的发迹之地位于荆山，几千年的漫漫时光过去了，湖北人的骨子里仍一直保留着先祖先宗的勇敢强悍之风。
湖北人好斗，从不服输，军事家层出不穷，每一民众都是潜在的勇士、武士、斗士与战士。“楚虽三户，亡秦必楚”的古代自不待言，即以现代的“将军县”——湖北红安为例，仅一县就出了二百二十一位共和国将军，数目之多让人咋舌。“文革”时期，湖北人动枪动炮，武斗全国有名，十分了得。似乎一有机会，湖北人就表现出内在的“好事”与“好斗”本性。
撇开历史遗传，特殊的气候环境恐怕也是湖北人勇猛好斗的重要因素。湖北气候，一年四季最为分明，夏天热得要死，冬天冷得要命。冬天的北方，当然比湖北更冷，可室内大多备有暖气；夏天的南方，自然比湖北更热，可没有哪个地方热得过素有“火炉”之称的武汉。与武汉纬度大致相当的另一“火炉”重庆，一年四季阴多晴少，难见阳光，为了平衡，他们就“发明”了一种名曰“火锅”的饮食加以调节。而湖北人于大冷大热的严寒酷暑，什么也没有发明，又没有外来之物可供借鉴“拿来”，他们所依仗凭恃的，唯有父母赐予的血肉之躯，与酷烈的气候干抗干熬。生活之艰难困窘，心情之恶劣不堪，由此可想而知。于是，一股难忍的“积怨”时时压在心中，每每憋在胸口，一有机会，就要寻找适当的途径与渠道，用以发泄舒展，也就难怪湖北人脾气暴躁、爱憎分明了。他们热情火爆，容易冲动，但是，就如忽冷忽热的气候一般，火气来得快，去得也快。刚才还是恶言歹语、老拳相向，转眼间已是同围一桌、春风和熙，酒逢知己千杯少，大论哥们姐们、老少爷们……
喜好动武只是湖北人的一个侧面，他们身上更多的，是凤的雍容华贵与智慧灵动，所谓文武之道，一张一弛也。在激动暴躁的另一面，湖北人显得格外冷静沉稳，这可能与湖北凛冽的严寒有关。“九头鸟”这一称谓中所蕴含的最为突出的特征并非勇武，而是聪明智慧、灵活狡黠、韧性十足。将聪明与韧性结合在一起，就有“唯楚有才，于斯为盛”之说。湖北多才子，自古皆然。即以当今为例，被誉为“教授县”的蕲春，从这里竟走出了一百五十多位教授；湖北天门是全国有名的高考“状元之乡”；湖北黄冈中学在国际奥林匹克竞赛中频频得奖、风光不断，而高考保送率、升学率之高，全国其他中学，哪怕那些硬件设施远远超过黄冈中学的北京、上海等大都会中学，也无法与之比肩……
随着全国第一大湖泊——云梦泽的消逝与湮灭，湖北人的生态环境自然不可避免地发生了相应的改观。最突出的一点，就是眼中少了一种汪洋恣肆与云蒸霞蔚，心中少了一份浪漫主义的理想情怀。因此，自屈原以降，湖北就再也没有出过一位大师级的真正诗人了。当云梦泽衍化为千里沃野、良田万顷的江汉平原，带给湖北人的，不仅是鱼米之乡的美誉与富足，也注入了一种脚踏实地的执着。将历史上的浪漫主义情怀与当代的现实主义精神相结合，成为现当代湖北人的一种内在特征。对此，我们可以将中国当代话剧艺术大师、湖北潜江人曹禺视为一个典型的代表，他的《雷雨》、《日出》、《北京人》等代表作品，便充分体现了湖北人这一独特的时代风貌。
然而，如果过于现实，过于实用，过于世俗，就会缺少人文情怀，缺少理想追求，缺少诗意浪漫，这种倾向已在湖北好些地方蔓延开来。当湖北人自己还未引起警觉之时，旁观者清的外省人早已“明察秋毫”地诉诸笔墨了。在广州《羊城晚报》的一份“中国城市魅力排行榜”上，武汉被定格为“最市民化的城市”。这里的“市民”，更多的是庸俗、势利、市侩之意。是的，不管热也好，冷也好，只要活着就好，武汉市民首先考虑的，是生存与活着，至于怎样活得更好，活出高质量高水平，一时间还少有顾及，或者说难以顾及——没有闲暇，没有心情，没有条件呵！作为湖北省会的武汉乃一“最市民化的城市”，那么省内的其他城市呢，不必多言，我们自可想象、推及一二了。
湖北位于华中地区，武汉居于国之中心，具有其他城市无可比拟的地理优势，按说最有条件与可能成为国都所在。其实，武汉在历史上也曾有过两次成为首都的机遇，最后都阴差阳错地失之交臂了。第一次是辛亥革命时期，因首义之功，武汉已俨然成为当时的民国首都，可阳夏之战的惨败改写了这一事实；第二次在北伐战争时期，北伐军攻克武汉不久，当时的中央政府即由广州迁入，不久宁汉分流，身居武汉的汪精卫斗不过扎根南京的蒋介石，武汉不得不以“特别市”的身份屈居南京之后。如果武汉有幸成为首都，以其全国的政治、军事、经济、文化中心之地位，就真的有了凤凰的雍容大气与高雅华贵，断然不至于陷入“最市民化的城市”之尴尬。受此影响，整个湖北省与湖北人，当以一种全新的面貌与风姿出现在国人乃至世人眼中。历史与机遇，有时真能改变、决定一时一地的风物民情、发展走向与未来命运。
即使武汉没能成为首都，我们也不得不承认，湖北确属上帝垂青之地。这里有山有水，自然环境、地理位置得天独厚，加之土地肥沃、物产丰富，湖北人便常常不知不觉地流露出一种知足常乐的神情。他们虽对外来新生事物“乐此不疲”，但那观望打量的目光里，其实含有一种不以为然的沧桑。湖北既非起点，也不是终点，只是一处“过路站”。所谓“水过地皮湿”，仅只留下一点痕迹而已。因此，湖北人接受新生事物快，但不持久，也不深刻，颇有点“夹生饭”的味道。
正因为湖北人居中兼收并蓄，常以折衷主义、中庸之道的姿态对待世界万物，所以少有极端主义者，个性大多不甚突出鲜明，更缺少一种吞吐宇宙万象的雄伟、大气与魄力。因此，湖北虽然“唯楚有才”，却少有顶尖级的千古伟人。见多识广有点玩世不恭，遇事中庸显得精明圆滑，在多种文明的撞击中生存能力强却给外省人一种强悍凶狠的感觉……最要命的是，长期的居中位置与拿来实用使得湖北人缺少一种原创的精神与活力，这一点与日本人颇为相似。然而，日本人在东西方文明的交汇碰撞中左右逢源，不断发展，终于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号经济强国。而湖北人呢？不说难以望其项背，即与国内沿海地区及其他经济发达的省份相比，也无法匹及。
谈及经济，我们不得不遗憾地写道，湖北自古以来人才辈出、群星闪烁，诞生了许许多多伟大的政治家、军事家、哲学家、文学家、科学家……却少有鸿商巨贾、经济学家，更不用说像徽商、晋商那样形成某一群体帮派了。以湖北人的聪明智慧、执着韧性及优越的地理环境而投身商业领域，一定会硕果累累、大获成功。然而，素有“人鬼”之称的湖北人于商业却不屑为之。不说跨越省界主动出击，就连本省地界的商业，自明清以降到民国初期，也全为外省商人如徽商、晋商、洞庭商人、宁波商人所控制垄断，哪怕繁华的商业重镇汉口也为徽商所建。湖北人对富商一掷千金的豪奢生活多少有些艳羡，但也仅止于羡慕而已，他们并没有纷纷“下海”，于外人对自家地盘内商业市场的“瓜分蚕食”也不怎么在意，就更不用说引起他们的危机紧迫与忧患意识了。
究其原因，恐怕与湖北为著名的鱼米之乡不无关系。这里土地肥沃，物产丰富，人民自给自足，还有什么必要为了金钱而四处奔波、汲汲钻营呢？此外，湖北人的缺乏商业精神，恐怕与“九头鸟”这一称谓也不无关系。“九头鸟”、“九头鸟”，它似乎时时刻刻提醒人们，与湖北佬打交道可一定要多点心眼、多长几个脑袋才行呵！因此，外省人在与湖北人进行实质性的商业接触时，总是怀有一股深深的戒心，觉得湖北人不讲义气不够坦诚，精明狡猾韧性十足，轻易不敢跟湖北人较劲。他们心存畏惧，对湖北人缺乏信任，宁可绕着道儿走，宁可少做一笔生意少赚一笔钱，也不愿跟湖北佬经商交往。湖北人哪里受得了这等猜忌怀疑、蔑视防范？加之多次生意“谈崩”，于是索性远离商场，久而久之，经济意识也就越来越淡漠了。
湖北人对经商的远离所带来的负面效应，直到错失了一次又一次难得的良机，才引起了他们的足够重视与深刻反思。改革开放后，湖北的商业与经济在全国最有名的似乎就只有一条汉正街，而汉正街不过是一处小商品集散中心，是市场经济的启蒙、过渡与入门。今天，东部沿海地区已经发达富裕，东北地区正在振兴，西部占得了个“大开发”的优惠，而位于中华腹心位置的湖北，过去的地理优势早已无从凭借，“中部崛起”的口号喊了一年又一年，却迟迟不见崛起之势。经济意识淡薄、商业精神缺乏、已经落后半拍的湖北人这回真的着急了，他们以前所未有的态势，开始奋起搏击、齐头并进了。不难预料，只要他们严格遵循经济规则与商业道德，以其刻苦耐劳、脚踏实地、聪明能干的传统精神，必将大有斩获。然而，湖北人要想改变他们在外省人心目中的某些负面形象，树立真正的商业信誉，建立完善的市场规则，充分施展自己的经济才能，还得有一段相当长时间的努力与改造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