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人与一座城
重庆去过两次，却无缘识得北碚。还以为就在市区呢，直到2008年12月下旬全国城乡统筹发展公共文化服务论坛在北碚举行，我第三次前往重庆，方知北碚区位于北郊的缙云山旁，离重庆市中心尚有一个多小时车程。
北碚享有“重庆的后花园”之称，是重庆市第一个山水园林城区，著名的文化科技城，获得过“国家环境保护模范城区”等荣誉。抗日战争时期，当重庆作为陪都成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国际名城时，北碚是重庆的支撑与后方，被称为“小陪都”、“陪都的陪都”。其时，日机盘旋于重庆上空狂轰滥炸，企图达到“以炸迫降”的战略目的，并于1941年6月5日酿成惨绝人寰的“重庆大轰炸惨案”。于是，无数抗日志士的目光，投向北碚这座“具有现代化雏形”的城市。一时间，这里成为陪都重庆的迁建区，一百多家中央机关、高等学府、国家文化机构、科研单位、学术团体及上百家工矿企业在此“落户”，并吸引了上千位知名作家、专家、学者长寓短住，形成了独特而丰厚的抗战文化。可令人难以想象的是，20世纪20年代的北碚，还是一个交通闭塞、盗匪出没、贫穷落后的偏远乡村。从“一个小村庄”，一跃而成为世人瞩目、众人向往的明星般美丽城市，这种翻天覆地的改造与“脱胎换骨”的变化，实与一个人——卢作孚密不可分。
提及卢作孚，人们首先想到的是他创办的民生实业公司——20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国最大的民营航运企业。当1938年武汉失守，中华民族进入生死存亡的紧要关头之时，享有“中国船王”之称的卢作孚集中所有船只，紧急抢运后撤重庆的人员和物质。经过四十个昼夜奋战，终于在宜昌失陷前，将中国当时最重要的工业、企业及上万名精英经三峡航道运送到西南大后方，完成了被称为“中国敦刻尔克大撤退”的抢运行动，不仅为抗战胜利奠定了基础，也为中国西部工业发展作出了贡献。其实，卢作孚不仅是一位实业家，还是一位教育家、改革家、社会活动家，一位著名的乡村建设理论家与实干家。
1927年2月，卢作孚出任峡防局局长，辖区位于江北、巴县、璧山、合川四县交界处，属嘉陵江由合川至重庆之间的小三峡地带。这里山势险峻、偏僻闭塞、贫穷落后，盗匪十分猖獗。作为峡防局局长，卢作孚的主要任务是剿匪。当他在剿匪、禁毒、禁赌等方面取得了较大成效，建立起良好的治安环境与社会秩序后，便将重心转向乡村建设——以经济民生为重点，以北碚为中心，开展一场轰轰烈烈的嘉陵江三峡地区乡村建设实验，并超前性地提出“乡村现代化”的建设宗旨。
卢作孚将北碚作为一处带动乡村的示范点予以“打造”，他扩大城区面积，拓宽街道，建造街心花园，在马路两旁栽种从上海买回的法国梧桐树苗，开办各种工厂，建立峡区第一家地方医院，修建公共体育场，改建公园，创办北碚实用小学、兼善中学，创立峡区图书馆、博物馆、俱乐部、中国西部科学院……经过一番精心建设改造，北碚面貌焕然一新，被称为“平地涌出来的现代化市镇”。卢作孚还将这一“北碚模式”推而广之，使得峡区的每个乡场“皆有图书馆、博物馆、讲演所、运动场”，“人民皆有知识，皆有职业，皆能自治，皆无迷信。”
20世纪30年代末，晏阳初、梁漱溟、陶行知等人前来参观，对北碚的变化大为吃惊，评价甚高。陶行知在北碚实验区署纪念周大会上的讲话中说，“我在北碚参观了一周，看到了你们创办的经济事业、文化事业和社会事业，一派生机勃勃的奋发景象”，认为北碚的建设“可谓将来建设新中国的缩影”。美国《Asiaandamerica’s》杂志1944年6月号撰文，认为北碚“有一个非常现代化的城市市容”，“是迄今为止中国城市规划的最杰出例子”，“最有希望有一天成为不仅是中国而且是东亚最重要的旅游中心之一”。1948年，由中美两国专家组成的中国农村复兴委员会前来北碚考察，“各委员发现北碚市容，如宽广的街道，各种公共建筑，市政中心，及其他事项，都远非普通中国城市所可望其项背。”
轰轰烈烈的民国乡村建设运动遍及全国十多个省份，据有关资料统计，1934年全国共有乡村建设团体六百多个，乡村建设实验区、实验点一千多处，而真正给农民带来利益与实惠，对农村发展起过显著促进作用的并不多见。这些团体或实验基地因多种原因大多自消自灭，少数延续下来的，及至抗日战争时期，我国东部、中部受日寇侵扰，几乎所有乡村建设实验不得不被迫中断。于是，卢作孚的峡区乡村建设实验便显得一枝独秀、格外瞩目，不仅成就最大，而且延续时间最长，从1927年开始，至1949年解放前夕中止，长达二十二年之久。
城市化水平是衡量一个地区经济、社会、文化发展的重要标志，而这种发展，不能“零打碎敲”、短视无序，必须有规划、有步骤、有重点、有秩序地统筹安排。卢作孚对北碚的建设，既有二十年的长远系统规划，也有短期的具体方案，管理显得十分有序。他以建设北碚城区为发展中心，形成一种强力辐射与影响，从而带动整个嘉陵江峡区的改造与建设，这一成功经验于今天的西部大开发而言，仍具有相当重要的启发与借鉴意义。
尽管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乡村建设全部中断，尽管卢作孚的乡村建设理论湮没一时，但其远见卓识，仍绵延不断地作用、有益于后来的当地建设者。北碚区发展至今，便一直沿袭了卢作孚的设计理念。上世纪末，北碚在加快城镇化的进程中，特别注重统筹安排和有序发展，“基本形成了主城、中心镇、小城镇所组成的层次分明、规模适度、功能合理的区域城镇体系框架。”卢作孚乡镇城市化的理想正逐步实现，据有关资料统计，截止2003年底，北碚区总人口六十五万，其中城镇人口三十五万多，城镇化率高达百分之五十六点六。
我们入住在五星级的海宇温泉大酒店，旁边就是高耸的区委、区政府行政中心大楼及宽阔的广场。在北碚的两天时间里，我尽可能地多跑一些地方，游览负有盛名的景点，感到卢作孚作为“北碚的开拓者”与“北碚的奠基人”，实乃名不虚传。斯人已逝，但不经意间的每一处地方，每一个景点，都留有他的痕迹与影响。他建造的几座公园，如今仍是北碚民众休闲娱乐的好所在；他主持修建的图书馆、博物馆、学校等依然存在；而留下来的一百多处文化遗迹，如西部科学院旧址、红楼、晏阳初的“晏宅”、晏阳初与乡建学院陈列室，都与他相关联，哪怕老舍旧居、梁实秋的雅舍等，也是北碚的发展在抗战时期吸引大批作家、文化名人前来居住、参观、考察、演讲的纪念与遗存；而遍布街道两旁的高大梧桐，全由他于1930年购回的一捆树苗繁植而成……
卢作孚当年提出的将北碚建成一座“皆清洁，皆美丽，皆有秩序，皆可居住，皆可游览”的山水城市，如今已成事实。一个人与一座城市的关联是如此密切，一个人对一座城市的影响是如此巨大，毫不夸张地说，没有卢作孚的苦心经营与刻意改造，就不可能诞生今天的北碚。而我所见到的只是北碚城区部分景观，由北碚这一中心向周边乡村的辐射与影响、带动与改造，更是结出了丰硕的成果，这，大概也是全国城乡统筹发展公共文化服务论坛在北碚举行的原因之一吧。
北碚公园一角，专门设有作孚园，园内的一尊卢作孚雕像，满脸写着自信，而平视的目光，则透着一股射向远方的深邃。这里安葬着卢作孚及其夫人蒙淑仪，时令虽是深冬，而墓地周围的大小树木，仍绿意葱茏、生机盎然。墓后的一面深色大理石墙，刻着卢作孚的生前名言：“愿人人皆为园艺家，将世界造成花园一样。”这勉励之语，当为后来者努力的方向与目标。
雅舍之雅
雅舍的名气实在是太大了，这是到了北碚后一个非去不可的所在。
雅舍为著名作家梁实秋旧居，与一部名为《雅舍小品》的作品紧密相连。此前的的梁实秋，也创作过不少作品，但真正产生影响者，当属《雅舍小品》。《雅舍小品》给他带来了极大的声誉，奠定了梁实秋在中国现代散文史上独特而重要的地位，乃至后来的不少作品，也以“雅舍”冠名，如《雅舍忆旧》、《雅舍怀人》、《雅舍杂文》、《雅舍散文》、《雅舍谈吃》、《雅舍菁华》等，差不多形成了一个雅舍系列。
《雅舍小品》的字里行间，透着一种苦中求乐、苦中作乐的幽默与达观。难得的是，这并非作者刻意为之，而是平实简朴的生活，从容恬淡的心境的自然流露。我最早知道梁实秋其名，自然不是什么《雅舍小品》，而是中学课本里鲁迅先生的一篇文章——《“丧家的”“资本家的乏走狗”》。当年鲁迅与梁实秋之间的那场争执，本属文艺翻译的学术之争，可一旦“上纲上线”，纳入政治范畴，就变得面目全非了。有论者说，梁实秋与鲁迅交恶对阵，是他文字春秋的一大败着。此言实不虚也，如果不是“文革”结束开禁，梁实秋的作品大量出版，其人其文得以重新评价，他在我们心中的形象，恐一时难以逃脱“资本家的乏走狗”这一“定论”。
如今的雅舍，在北碚汽车站北面，位于碚青路边的高坡上——据说这儿如今已是北碚区的黄金地段。往上攀缘，走进写有“梁实秋旧居”的一座小小山门，跨过数十级石蹬台阶，但见一幢矮矮的平房，紫色的小瓦，黑色线条将白色外墙勾勒成黑白相间的长方形块面，着实透着几分雅趣。房前有花圃，围以楠竹栏杆；屋后山坡，筑有凉亭；屋旁一棵大树，长枝逸出，斜在雅舍门前，凭添几分大自然的生气与野趣；两旁是高楼，雅舍就这么静静在伏在一块相对开阔的地面，显得既精致又朴实，既淡定又风雅。进入舍内，里面装修一新，陈列着梁实秋各种版本的《雅舍小品》和其他作品，不同时期的一百多幅照片，研究他的评论著述，还有相关的纪念物品，比如一张八仙桌上摆着的围棋，一部正在创作或翻译的手稿等。
据梁实秋及相关人士描述，当年的雅舍，既不是如今交通方便的城区中心地带，也没有经过“整旧如旧”修复后的这么“现代”与“雅致”。
华北沦陷日寇之手，梁实秋上了“黑名单”，为逃避追捕，从北平几经辗转来到北碚。1939年5月，他与友人吴景超合买了这栋位于郊区的房子，在《北碚旧游》一文中描述道：“六间房，可以分为三个单元，各有房门对外出入，是标准的四川乡下的低级茅舍。窗户要糊纸，墙是竹篾糊泥刷灰，地板颤悠悠的吱吱作响。”正是这么一间“低级茅舍”，却取了一个“雅舍”的名字，主要是“没有门牌，邮递不便”，梁实秋便提议以合买人吴景超夫人龚业雅名字中的“雅”字命名了。对此，他稍带几分委屈地写道：“后来我写的《雅舍小品》颇有一些读者，或以为我是自命风雅，那就不是事实了。”
其时，梁实秋孤身一人，夫人带着三个孩子仍在北平，直到1944年才来北碚相聚。六间房的雅舍，梁实秋一人占了两间，友人一家住两间，另两间租则给了其他两位先生。抗战时期的乡居岁月，于梁实秋而言，实在清苦得很。雅舍设备简陋，睡的床是四只竹凳横放，上面搁一张棕绷，睡上去吱吱作响摇摇晃晃。雅舍附近没有水源，吃水要到挺远的嘉陵江去挑。夏天则蚊蝇飞舞，令人防不胜防。饮食也十分节俭，吃的平价米中常有小砂石或稗秕，而菜“大概尽是白菜豆腐的天下”。
当年的雅舍，严格说来，只能算作陋舍。读着梁实秋的忆旧文字，我不由得想到了刘禹锡《陋室铭》中的名句：“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虽然地偏路远、条件艰苦，可雅舍常常高朋满座、友人如云，老舍、冰心、卢冀野、徐景忠、方令儒、余上沅等诸多文化名流都是这里的座上客，梁实秋招待他们的，往往是一场精神的盛宴。雅舍前面的花圃，那时是一块平坦的空地，坡下的公路与市区，还是一片稻田。于是，春秋佳日之时，三五友人泡一壶清茶，搬出藤椅坐在空地，眼底是千重稻浪，对面半山腰是运煤火车呜呜长鸣冒出的阵阵白烟，头顶是掠过长空的一行白鹭，他们天南海北，放言高论，无所不谈。一次，有客前来就宿，雅舍无处下榻，他们便以打麻将为乐，在两盏油灯下酣战不休，直到公鸡报晓，兴阑人散。还一次，冰心来到雅舍，正值寒冬，大家便围炉而坐，一边烤火，一边谈至深夜。后来梁实秋回忆道：“冰心那一天兴致特高，自动地用闽语唱了段福建戏词，词旨颇雅。她和业雅挤在一个小榻上过了一夜。”
雅舍之“雅”，并非物质生活的精致与富足，而在于“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体现在性情的高雅、操守的坚持与精神的追求上——清茶润喉，浊酒助兴，下围棋，打麻将，拂清风，赏明月，谈文化，析时政，忆往昔，话人生……主客不分，融融泄泄，此乐何极！
雅舍成了抗战时期流寓北碚的文人墨客的一个沙龙，他们纷至沓来，推波助澜中，雅舍变得更其“雅致”了。一次宴饮，书画皆绝的彭醇士画了一幅水墨山水《雅舍图》，众人展卷观之，梁实秋不禁叹道：“遒劲之中含有秀润之气，雅舍本不雅，经他一加渲染，土坡变成了岗峦，疏木变成了茂林，几楹茅舍高踞山巅，浮云掩映，俨然仙境。”
而雅舍之声名鹊起，为圈外大众所知，还在于学贯中西的梁实秋那支生花妙笔。友人刘英士在重庆办《星期评论》，他应邀写稿开专栏，名为“雅舍小品”，一气写了10篇。《星期评论》因故停办，梁实秋却写出了“惯性”，上瘾似的依旧写个不休，又在《世纪评论》发了14篇，后以《雅舍小品》为名结集出版。这些文字，写得从容平实、自然婉约，又不乏幽默旷远、隽永洒脱之气，深受读者喜爱。诗意充盈笔端，陋室在梁实秋笔下，宛如人间仙境：“雅舍最宜月夜——地势较高，得月较行。看山头吐月，红盘乍涌，一霎间，清光四射，天空皎洁，四野无声，微闻犬吠，坐客无不悄然。”雅舍“有窗而无玻璃，风来则洞若凉亭。有瓦而空隙不少，雨来则渗如滴漏”，苦中作乐、陋中求雅的怀情，着实令人叹赏不已。
于是乎，梁实秋这些温婉素雅的文字，一时风行开来，洛阳纸贵，流传至今。据不完全统计，《雅舍小品》迄今已再版三百多次。有人说世上凡有华人之处，就有《雅舍小品》，看来此言并非虚妄。
日寇横行，全民抗战，而梁实秋却于国难当头、抛家独居、生活困窘之中，写下如此淡雅平和的文字，从中感受不到半点抗日与悲壮的气氛和情怀。一方面，他对日人有着深仇大恨，在北碚仍从事着抗日的具体工作；另一方面，却仿佛忘了家仇国恨，与时代隔膜着，留恋于“风花雪月”之情。其为人与为文，看似分裂悖反，实则个人性情与艺术追求使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