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要离开这里了，我站在旧居内老舍的半身铜像旁，他的宽厚朴实、平正通达与和蔼幽默使我产生了一股少有的亲切与冲动，就在同伴为我按下相机快门的瞬间，不禁右手微抬，轻轻地，轻轻地搭上先生的左肩。
张自忠不朽
张自忠将军1940年战死于湖北宜城十里长山南瓜店，忠骨却埋在了北碚梅花山。北碚虽属陪都的陪都，却因位于远郊，而无重庆不得不饱受的日机狂轰滥炸之苦，又兼水陆交通之便，烈士骨骸葬于此地，也属“顺理成章”之事。当时之葬，只是权厝，暂埋而已。1947年，国民政府已经发布国葬令，要将张自忠灵柩运至首都南京举行国葬，因内战而中止。1953年，张自忠胞弟张自明希望移柩北方迁葬，又因路途遥远、起运不便而作罢。许是北碚灵山秀水与百姓大众的诚挚挽留，感动了冥冥之中的张将军灵魂，于是，“权厝”成了永久安葬。
张自忠墓位于北碚西南，离市区约两公里，这里原名雨台山，为高扬张自忠烈士坚贞不渝、宁死不屈的爱国气节，仿明末清初民族英雄史可法葬身扬州梅花山之故事，取梅花傲立寒霜、百折不挠、高风亮节之意，将雨台山更名为梅花山。
古人对墓葬称谓十分讲究，陵，专指帝王之墓，专制皇权统治者享有其专属权。如今，陵园虽泛指以坟墓为主体的园林，但当墓地入口处一块黑色大理石方碑上的“张自忠烈士陵园”几个大字映入眼帘时，我的心头仍为之一震，不由自主地想到了茂陵、乾陵、十三陵、清东陵等中华皇陵。进入陵园，一条甬道直达山麓墓地，两旁栽种青松翠柏。道中若立有翁仲，倒真有几分帝陵的气象了。张自忠烈士陵园是经国务院批准的首批三十二个全国重点烈士纪念建筑物保护单位之一。一个国民党将军享有如此殊荣，实属罕见。张自忠不仅是抗日战争期间为国捐躯的唯一上将（上将衔陆军中将），也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反法西斯阵营五十余国血染沙场的最高将领。
其实，张自忠之死，就个人而言，是他慷慨与决绝的结果；于国家而言，既是损失，也在某种程度上唤醒了一个古老而积弱民族那失落已久的血性与阳刚。
张自忠注重士兵演练，按照严格的军事标准进行行军、筑城、爬山、夜战及各级对抗演习；也善带兵，常常身先士卒，要求官兵同甘共苦，所带部队，无论纪律还是战斗实力，都超出其他国军。自二十三岁投笔从戎，张自忠从一个普通的副兵，然后司务长、排长、连长、营长、团长、旅长、师长、军长，依次步步上升，全赖自己的坚毅沉着与刻苦努力。1933年日军入侵热河，时任二十九军前线总指挥的他，率部与日军激战于喜峰口、罗文峪等地，重创敌军，因战功卓著，获颁青天白日勋章。此后，他还坚决抗击入侵察东的日本侵略军，晋升为陆军中将。然而，正是这样一位抗日的有功之臣，却不得不在当时的特殊情势下，代理察哈尔省政府主席，后调任天津特别市市长。张自忠深感凶多吉少，坚决请辞，未获批准。无奈之际，不禁对秘书长吐露心扉道：“我们军人，只有服从命令，明知牺牲名誉与小我，但为国家为地方，也得去干。”当其时，中日关系处于十分复杂的胶着对峙状态，作为华北前线的一位军政长官，张自忠既无奋起抗日的决断大权，更不可能投靠日本，为保存实力，他不得不走一条与日军虚与委蛇的中间路线。然而，他与日伪的交往，比如设宴款待、合影留念之类的应酬周旋，受到了国人误解。特别是在中日关系十分紧张的1937年春，张自忠应邀率团出访日本，想在和平没有彻底绝望之前，“希望能够打开一个局面，维持一个较长的局面，而使国家有更充实的准备”。张自忠的这些做法，与几年前在抗战中表现出的大无畏英雄气慨，简直判若两人，不由得引起舆论界的种种猜测，国人也由忧虑惋惜，发展到猜疑、愤怒乃至诅咒。不久，标志着抗日战争正式开始的“七七”卢沟桥事变爆发，平津眼看就要失守，而这时，张自忠又临危受命——国军主力撤离，上司宋哲元命他留平，“和敌人暂时周旋，把形势缓和一下”。张自忠认为自己已受多重误解，如果再留北平，那可真是跳进黄河也洗不清了。宋哲元大怒道：“我们二十九军是有令必行，你们平日口口声声说服从我，怎么，在此重要关头，竟不服从呢？”张自忠闻言，呼地站起身说：“军人以服从为天职，只要于我军及国家民族有利，虽赴汤蹈火，在所不辞！”正如张自忠所料，留守北平维持治安的他，一时间成了千夫指，诸多报刊痛加辱骂，有的甚至将他比为张邦昌与吴三桂，说他“自以为忠”，其实是“张邦昌之后”。一顶叛徒、汉奸、卖国贼的帽子，就这样严严实实地扣在了他的头上。直到后来，人们才知张自忠完全是以“跳火坑”的精神牺牲自我，为掩护宋哲元率军离开，保存抗战实力以争取时间。
不到两个月，忍辱负重、受够了气的张自忠终于化装潜出北平，离津与家人告别，然后经济南、泰安前往南京。经过一番解释及宋哲元的陈述，张自忠的冤情虽然得以澄清，但一时难以受到重用，加之舆论界对他仍不肯放过，“受尽国人皆曰可杀的唾骂”，不觉十分失意、落寞、苦闷乃至空虚。后在李宗仁的劝说鼓励下，情绪逐渐转佳，又经他在蒋介石面前进言，张自忠终于回到旧部五十九军代理军长，开始了一番壮怀激烈的新的人生。
五十九军是张自忠一手带出来的一支敢打硬仗的队伍，他来到军部，开口说道：“今日回军，就是要带着大家去找死路，看将来为国家死在什么地方！”大家一听，全都哭了。不久，又在全军营以上干部训话时说道：“日寇气焰高涨，无论什么部队都可以打败仗，独我张自忠的部队是不能打败仗的！我的冤枉，只有一拼与死，拿真实的战绩，才能洗白干净！”
张自忠正是抱着一种破釜沉舟、以死相拼、洗刷冤屈的决心，开始了转战南北、抗击日寇的一连串战绩——一战淝水，二战临沂，三战徐州，四战随枣，每战必胜，战功卓著。特别是三次驰援临沂，重创日本精锐第五师团（板垣师团），开台儿庄大捷之先河。经此一战，张自忠名震中外，再也无人说他汉奸了。国民政府记大功一次，不仅撤销了对他的查办处分，还擢升他为二十七军团军团长，半年后升至三十三集团军总司令，旋兼任第一战区右翼兵团总司令。
关于献身死战，张自忠认为中国军队虽然装备简陋，但只要严格训练，仍可形成较强的战斗力，关键在于敢不敢和肯不肯与日军拼个你死我活。同为中国人，抗战时期就出了一百多万伪军，他们不仅不抵抗，反而调转枪口为虎作伥。其实，张自忠于1940年5月16日战死南瓜店，作为一名集团军总司令，完全可以不必亲临前线。当总部所用无线电密码遭破译，被日军合力夹击之后，张自忠及其总部仍可从容撤离战场，但为了不影响战局，他坚持留在河东。哪怕遭到三面围困之时，还有机会翻过长山突围，杀开一条血路。参谋长一再劝他转移，他却与士兵共存亡，不肯离开，亲自上阵冲杀，被日军机枪打中，血染沙场。
张自忠每次率军临战，都将生命置之度外，抱着“一死报国，以示清白”的决心。他给弟弟张自明的信中所言最具典型性：“吾一日不死，必尽我一日杀敌之责；敌一日不去，吾必以忠贞至死而已。”他不仅以死明志，洗刷过去国人的误解，还想以此唤醒国民的斗志，“我死则国生”。他说：“日本人之所以敢如此猖狂，不是他们不怕死，而是我们太怕死了。如果我们不怕死，他们就不敢为所欲为了。所以，我想以自己的行动乃至鲜血和生命激励全国人民战胜日本帝国主义。”
张自忠不仅说到，而且做到，他的高尚品格与牺牲精神赢得了国共两党及全体民众的尊崇敬仰与高度评价——蒋介石说他“大仁大义，至忠至勇；江河万古，国士之风”；周恩来撰文“觉其忠义之志，壮烈之气，直可以为我国抗战军人之魂”；国人将他列为“中国抗战名将第一人”、“抗战第一英雄”。
在两旁长满高大松柏的石板路上前行，跨过数十级石阶，登上一块平地，一眼便见到了一块高大的墓碑，上书“张上将自忠之墓”（冯玉祥题）七个大字，碑后的坟墓成全封闭半园弧形，条石镶边。我毕恭毕敬地立在站在墓前，感到了一种少有的肃穆，以从未有过的虔诚，深深地三鞠躬。天气阴沉，空中飘着濛濛细雨，由张自忠的忠诚、血性与献身，想到国民性的顽固与改造，想到当下转型期间横流的人欲与过度喧嚣的社会，我的心情，一如阴霾的天空，感到十分压抑而沉重。我在墓前徘徊不已，就见到了空地散放及紧靠条石的几个花圈。其中的一个，那大朵大朵黄色、白色相间的菊花，在雨水的滋润中，虽脱离了母体，仍绽放得蓬蓬勃勃。
近七十年光阴转瞬即逝，那些勇于献身的民族英雄，人们永远记得他们的英名，缅怀祭奠。他们的高尚人格与丰功伟绩，鞭策激励后人不断反思，勇于自新。这，也是一个古老民族走向涅盘的源泉与动力之所在。
张自忠虽然只活了四十九岁，但他获得的，是永生，是不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