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历史一个人能够走多远:曾纪鑫读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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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9章 英雄的出路与末路(4)

夹山禅隐说虽非近来勃起的新说,也非李自成败退失踪后的当时记载与传闻,而为近百年后清乾隆年间的澧州知州何磷考证发现并明确公布。此前也有类似捕风捉影的传闻,但此说的始作俑者非何磷莫属。他在《书<李自成传>后》一文中写道:“闻自成由公安奔澧。其下多叛亡,至清化驿,随十余骑走犄牛坝(今临澧县境),复弃骑去,独窜石门之夹山寺为僧,今其坟尚在云。”对于当地传言,何磷前往夹山寺亲自考证,见到了书有“奉天玉和尚”的石塔,了解到顺治初年有“不言来自何处,其声似西人”的一僧入寺,自号“奉天和尚”。数年后又来了一自号为野拂的徒弟,对他执礼甚恭。奉天和尚虽已圆寂,但“藏有遗像,命取视之,则高颧深颔,鸱目曷鼻,状貌狰狞,与《明史》所载相同,其为自成无疑”。然后,何磷又逐一分析,李自成之所以自号“奉天玉和尚”,是因为他造反时曾僭号“奉天倡义大元帅”,后又号“新顺王”。玉乃王字加一点,既起隐讳作用,又因玉与玺同质,玺为天子之宝,可见李自成哪怕出家当了和尚,直到死去,也念念不忘其僭号。至于李自成为何出家禅隐,在于“设疑代毙”。让人顶替或传说已死,便于他隐身潜伏,逃脱满清与南明的追捕,其徒弟野拂可能就是大顺“逸党”,他的“心腹谋臣”。

何磷首开先河,尔后支持禅隐说者日众,并有新的分析、考证、论述不断完善,特别是不断发现、出土的文物史料,更为禅隐说提供了大量的事实与依据。

设疑代毙、李代桃僵经夹山禅隐说的支持者发挥,将石门与九宫山两地联系在一起。九宫山以一小头目代死,造成假象,而李自成本人则出家于石门。他这样做的目的,除自身安危外,主要在于抗击异族满清统治。于逼死崇祯皇帝的敌寇,南明朝廷与之不共戴天,唯有闯王李自成从人间蒸发消失,才有可能与大顺残余势力联手抗清。这样一来,死与隐,便成为大顺政权面对满清入关后所采取的系统战略中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了。一般而言,童年生活对个人的一生会产生不可估量的深远影响。李自成儿时当过和尚,他小名黄来儿,僧名就叫黄来僧。早年浸润过“晨钟暮鼓”的他,败后“朝花夕拾”,遁迹空门,成为高僧,乃顺理成章之事。

众多考证、支持者中,尤数民国著名学者、享有国学大师之称的章太炎影响最大。他于1912年任湘西劳军使期间,在石门得到相传为李自成的遗诗《梅花百韵》五首,并比照其他史料,撰文指出《明史》、《永历实录》所载李自成死于九宫山的诸多“不可信”疑点。李自成念过几年私塾,加之转战南北的历练,禅隐心定、附庸风雅、吟诗抒怀当在情理之中。李自成的《梅花百韵》除章太炎所录五首外,当地文物工作者又在夹山寺发现了印刷该诗的木刻残版九块,得诗九首,共计十四首。

1980年,奉天玉和尚墓被发现。经发掘,墓主不按僧规下葬,而依民间俗礼;俗礼又不同于江南湖广本地葬俗,而是一墓三穴,与陕西延安府一带类似。特殊的葬礼,大量的文物,似乎都向奉天玉和尚的真正主人与身份——闯王李自成逼近。而那侍奉左右的徒弟野拂和尚的身份也露出峥嵘的一角,原来他就是自成侄儿李过。

此外,当地还发现了一个相当重要的物证,1994年2月,石门县青年农民刘凡军捐出一个中部刻有楷书阳文“奉天玉诏”的铜牌一枚。只有皇帝颁发文书时称“诏”,不管此铜牌是兵符、虎符,抑或其他信物,都可视为当过大顺皇帝的李自成隐居夹山之后,仍在幕后指挥部众调兵遣将的证据。

于是,一直存在着的夹山禅隐说“异军突起”,虽未取代九宫山殉难说占据李自成归宿之谜的主流地位,也形成了“两论并存”的相互抗衡之势。

2009年春节前夕,我利用回家探亲之机,专程“单枪匹马”去了一趟石门,实地感受、体验弥漫在夹山寺山水之间的禅隐说氛围。

先看夹山寺。

夹山寺又名灵泉禅院,与著名的旅游胜地张家界近邻,离石门县城约三十里,已有一千一百多年历史,颇负盛名。被誉为禅门第一书的《碧岩录》即由在此讲经说法的宋代高僧圆悟克勤所著,而现藏于日本奈良大德寺的书法作品“茶禅一味”,也出自他之手。清顺治九年(1652年),奉天玉和尚主持此寺,至康熙十三年(1674年)圆寂,共二十二年之久。他广修庙宇,吸纳众徒,使得夹山寺进入一个极其繁荣的鼎盛时期。寺内至今仍存有与奉天玉和尚相关的遗物,如碑记塔铭、石雕龟形敕印、诗文残板、“永昌通宝”铜币、“西安王”马铃以及显然是大顺军从京城带出的明朝宫廷玉器等,这些,似乎都约隐约现地透露着其中暗藏的“玄机”——奉天玉和尚的真实身份,极有可能就是李自成。令我最感兴趣的是寺内的一座地宫。所谓的地宫,其实就是一个地洞,不大,供奉天玉和尚就寝、议事所用。里面没有开灯,黑灯瞎火的,我只有借助手头的打火机与手机照明。微弱的光线下,可见里面陈设的木床、柜子、椅子等物。地道七弯八拐,据说还有一个隐秘的通风口通向后山,给地宫平添了几分神秘的意味。可以想见的是,只要一有风吹草动,奉天玉和尚就会如脱网之鱼由此逃之夭夭。

再看闯王陵。

闯王陵坐落在夹山寺西侧的公路边,奉天玉和尚墓在此处的山坡上发掘后,由当地政府筹资于1992年建成。闯王陵气势宏伟,牌坊自然是少不了的,还有陵寝、陵卫、神道、明楼、墓碑、墓穴、碑廊、野拂塔、石拱桥以及与李自成传说有关的洗墨池、玉玺井等,攀缘而上的六十九级台阶象征着李自成为奴当差等早年人生三十年、起义征战十七年、夹山禅隐二十二年,一旁的李自成纪念馆内陈列着当年发掘出土的墓葬资料及各种佐证闯王在此禅隐圆寂的文献史料。石门闯王陵的设计规划、建筑规模显然超乎通山闯王陵之上,特别是一组与封建帝王相关的仿古建筑及已然形成的绿化带,更是透着几分帝王陵园之气派。

行走在武陵山脉之尾、澧水东南之畔,感受着湘西强悍的民风及悠远的禅茶韵味,面对一系列文物史料,只觉得李自成夹山禅隐说颇能自圆其说。但是,它具有自闭自足的性质,一旦与外界的信息交流,纳入整体世界的结构之中,便存在着诸多难以诠释的漏洞与疑问。

李自成中箭“眇一目”,瞎眼作为个体的生理缺陷,常被他人特别关注并摆放在相当突出的位置。而何磷前往夹山探访见过奉天玉和尚的老僧时,老僧并未提及,且存于庙中的奉天玉和尚的木雕遗像也无此特征。若有的话,何磷肯定会大书特书。

数年后前来夹山寺追随奉天玉和尚的野拂若为李过,那么肯定不是何磷笔下的“江南人”。江南人与陕西人,方言有别,生活、习俗各异,如果师徒二人果真是出家隐居的李自成与李过,绝对不会出现一为“西人”,一为“江南人”的情形。奉天玉和尚于康熙十三年(1674年)圆寂,野拂则卒于康熙四十一年(1702年),也就是说,李过比李自成晚死二十八年。李过虽为侄儿,仅小自成四个月,一对同龄人,晚死二十八年这种可能性也许存在,但在外人眼里,他们一为老人,一为大和尚,年龄相差无疑十分悬殊,哪怕经过装扮,也难以达到如此之神效。何况“设疑代毙”,与李自成的个人性格与处事风格极不相符。一心想着分治天下的他既然一时无法完成由寇而王的转型,恐怕一时也难以完成由寇而隐的转轨。

“奉天玉诏”铜牌的出现,不论伪造还是真品,也不论是何种调兵遣将的信物,其指向只有一个——奉天玉和尚并非李自成!将“奉天玉”与“诏”联系在一起,无疑于告诉他人,夹山寺主持并非普通和尚,而是一个“奉天承运,承天行诏”的危险份子,极有可能就是那个曾自称“奉天倡义大元帅”、“奉天倡义大将军”,又称过“大顺皇帝”的特殊人物。这一铜牌落入清兵之手,或被南明政府及其他别有用心的人所利用、伪造的可能性极大。作为一个转战十七年,有着丰富阅历与经验的政治家、军事家、谋略家而言,如果奉天玉和尚果真是李自成的话,他绝对不会幼稚、拙劣到刻意暴露自己、故意惹火烧身的地步。况且大顺军余部为了联明抗清,已废除国号,舍弃帝位。如果退隐夹山的奉天玉和尚就是李自成的话,仅凭此点,他也必不用“诏”。

奉天玉和尚留下的十四首梅花诗多为残文,残文不便评析,而几首完整的,不仅艺术水准不敢恭维,其内在神韵,何曾透着半点“闯王”影子?请看《放鹤梅》:“先生深隐湖山水,爱把冰花湖上栽。一味赏花情性古,梅妻鹤子日和谐。”《雁来梅》:“边外梅花雁字来,陇羌性鲁亦能栽。奉诏天使行边后,带得新香马上回。”《放眼梅》:“松肥梅瘦双堪画,岁暮相亲似弟兄。一操一妍神更爽,奇花珍木熟如君?”

据有关资料记载,著名作家丁玲生前曾说过,她是李自成后人。1939年,丁玲到达陕北保安,说在这里找到了祖先党项人的感觉,写作有了突破。丁玲为湖南临澧县人,原名蒋伟。传说李自成曾将幼子秘密过继给了当地大户蒋光业,并将明宫中的财宝一并托付。根据《蒋氏宗谱》、临澧旧县志《安福县志》所载,以及近年临澧蒋家九件传世文物皆为明代皇宫宝物等分析,此说基本可信。这,似乎可作为夹山禅隐说的一个无可辩驳的有力证据。然而,问题的关键是,且不说李自成无子,即使有(极有可能是义子、养子),将其托付给蒋家,不一定非李自成本人出面不可!当其时,皇后高夫人、大将军李过在湘鄂一带十分活跃,大顺军余部在常德、澧州及周边地区坚持抗清达十多年之久,由高夫人、李过或其他将领办理托付“手续”,又何尝不可呢?

在石门闯王陵,我见到了一块龟座石碑,上刻“大顺帝李自成将军”八字,左下角署名毛泽东。这的确是毛泽东的手迹,出自他于1944年写给李鼎铭的一封信:“实则吾国自秦以来二千余年推动社会向前进步者,主要的是农民战争,大顺帝李自成将军所领导的伟大的农民战争,就是二千余年来几十次这类战争中极著名的一次。”墓碑仅截取其中的“大顺帝李自成将军”八字,并将横书改为直书。于是,不明就里的游客,以为此乃毛泽东专为闯王陵的题字,会造成一种误导。笔者以为,此种不加说明的行为实不可取,不仅不能增加夹山寺禅隐的可信性,反而让人由点及面,对这里的一切产生怀疑……

无论通山殉难说,还是石门禅隐说,只能借助史书、文物、族谱、地方志等进行考评、分析、综合、推理,难以形成铁板钉钉的“铁案”。九宫山必有一位大顺军将领殉难,但谁也无法证实此人百分百分就是闯王;夹山寺有过一位来自中国西部的主持,这一点确凿无疑,但不一定就是李自成,有人考证他是一名来自西蜀的高僧;当然,也不排除李自成还有其他归宿与结局。学术争鸣本是一种十分正常而理性的现象,多一些宽容与争议,多几处旅游的景点,多一些历史的遐想,多一些文化的充实,又何尝不是一桩幸事?

历来传说纷纭的所有李自成结局,就文字资料而言,多是他人及后人的推测、想象与传说,恰恰没有来自大顺起义军内部的文字记载。其实,李自成无论死于何时、卒于何地、死法如何都不重要,于满清入主中原的大局无补,无关历史的发展与改变。重要的是,他只是一个闯王。闯王者,闯荡天下也,自成缺少一统江山的雄才大略,缺乏治理天下的王者气度,无法实现由流寇到帝王的转型。起与落、浮与沉、升与降、绝望与转折、偶然与必然、兴盛与灭亡,构成了李自成个人及大顺王朝的格局与走向。即使转型成功,平稳地登上皇帝宝座,受制于几千年的封建体制,李自成建立的也只能是一个换汤不换药的与刘氏汉朝、李姓唐朝、赵氏宋朝、朱姓明朝没有什么区别的“李家王朝”而已。当然,在近代西方列强威逼下的转型中,由于没有满清异族统治这一汉人无法逾越的心理障碍,血腥与杀戮、革命与暴力、战乱与动荡肯定会减少许多,社会转轨要相对顺利一些,出现在世界东方的,极有可能是一个类似英国、日本的君主立宪国家与政体。

然而,李自成只是一位英雄,而中国历史上的英雄,大都属虎头蛇尾的“半截子”类型。李自成也不例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