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震说：“天知神知，我知你知，怎么说没人知道呢？”王密惭愧地揣着金子走了。此后杨震又转任涿郡太守。他为政公平廉洁，不受私人所请。他的子孙也都是素食步行。有些好友和长辈劝他为子孙置办些产业，杨震不肯，说：“让后人称他们为清白吏的子孙，以此作为留给他们的遗产，不也是很丰厚吗？”
看来杨震是很珍视“清”的。
1934年10月，红军长征北上抗日以后，国民党反动派出动大批军队反复“清剿”江西根据地。由陈毅、项英同志率领的红军留守部队三百多人，被迫转移到赣南梅岭一带，开展艰苦的游击战争。
梅雨季节，只能打把伞在露天过夜。没有粮食，就靠竹笋、野芹菜充饥。
在这样艰苦的情况下，陈毅不仅要指挥游击队的军事行动，做战士们的思想工作，还负责整个部队的财政开支。
当部队从江西根据地突围的时候，中央曾给陈毅一大笔钱，都是黄澄澄的金条，作为部队今后活动的经费。当时部队刚刚突围出来，编制紊乱，内部不巩固，保存这样多的钱财是件非常危险的事，需要十分警惕那些可能混进革命队伍的谋财害命之徒。如果分给大家背，固然好保管一些，但也要防止一些品质不好的人携带金条离开队伍，给革命事业造成损失。因此，这批金条秘密地缠在陈毅的腰间，由他背负着转战群山。
寒冬时节穿着棉衣，这个秘密还不易为外人发觉，到了夏天，就很难掩饰了。
有的战士似乎有所察觉，对他的腰部指指点点，爬山时还有的人以推一推，扶一扶为名，摸一下陈毅带的到底是什么物品，要继续瞒下去已经不可能了。
这一天，陈毅把战士们集合起来，解下腰中的布带，把金条全部摊在桌子上，对大家说：“这是党的钱，党的经费只有这么多，党要我保管，我从来一个都没敢乱用。党的事业要靠这笔钱，我们部队的发展，也要靠这笔钱，现在局面略略稳定了，这个秘密也可以公开了。我有责任通知你们，万一我被打死了，尸首可以不要，钱无论如何要拿回来。这是党的经费，人牺牲了无所谓，钱不能落到敌人手里。”
战土们听了陈毅这番激昂的话，明白了事情的原委，很受感动，纷纷说：“我们明白了，我们相信你。”接着陈毅建议是否由大家分开背，战士们都表示：保证党的经费一定要一个最可靠的人，而最可靠的就是你，还是由你来背吧。
就这样，在三年艰苦的游击战争中，陈毅和战士们一样过着“满身沾野草”、“野草和水煮”的生活，他虽然腰缠万贯，却从来没有私自动用过一分一毫，把这笔钱全部用在部队和根据地的建设上。
陈毅腰缠万金分毫不沾的佳话一直传诵至今。
做人应追求“清”，但古人说“水至清则无鱼，人至察则无徒”。所以，在道德品质上，应追求清；在处世艺术上，有时“浊”一些也是有必要的。任何事情都有其正反面的，清与浊也是相对的。
有一位中国禅师到日本拜访了一位日本禅师，两人一起乘船过濑户内海，那位日本禅师说：“你看，日本的海水是多么清澈，山景是多么翠绿呀！看到如此清明的山水，使人想起长在清水中那美丽的山葵花呀！”其言下很为日本的山水感到得意。
中国禅师听了一笑：“日本的海水固然清澈，山景也美，但可惜呀，如果水能混浊一些反而好了！”
日本禅师听后惊异地问：“为什么呢？”
中国禅师说：“水如能混一点，山就显得更美了。这清水中只能长出山葵花，而浊水中却能长最美丽清高的白莲花朵。”
这位禅师的话，就说出了“清”与“浊”的利弊关系。
其实，在日常生活、工作中，不但“浊”一些无妨，而且有时甚至还要制造出一些“浊”来。三十六计中的“浑水摸鱼”计，其实就是充分利用了“浊”的可乘之机。而且，这可乘之机常常是一方主动把水搅混造成的。
某省城有一张新报创刊，报社老总采取“洗楼”的办法，挨家挨户征订报纸，并雇佣了大量人员走街串巷卖报。发行量究竟多少外人很难知晓。运作一段时间后，该报刊发了该省城各大报纸的发行量对比表，本报的数量当然遥遥领先了。结果各大广告客户纷纷与其他报解除了广告合同，投到该报社门下。该报从此声名大振，经济效益也直线上升。有人担心这样做惹官司，老总们却认为打官司也是提高知名度的一种办法。
该报经营者运用的就是先搅混水再摸鱼的办法。
二战后，日本百废待兴，样样都离不开电。因此，到处接连不断开发电源，开山铺路，建造水坝，修造电厂，带动了建筑业的兴隆。当时日本公认的五大建设公司是：鹿岛、大成、清水和竹中等公司。
间组建设公司是一家专营隧道、大坝等土木工程的名不见经传的小公司。董事长神部满之助在外面进行业务碰了软钉子，回到公司大发脾气。因为他深深感到，不被看成一流的大公司，不仅自己不够体面，同时也不利于公司的进一步发展。神部是个雄心勃勃、斗志旺盛的企业家，当他的公司企盼进一步发展时，遇到这样的障碍，他自然不会善罢甘休。于是他采取了一般人没有预想到，也不敢做的策略。
不久，日本各大报社都先后收到了间组公司一大笔广告费，其要求新奇而简单，五大公司刊登广告时，落款加上间组公司；间组公司刊登广告时，也列入五大建设公司之名，在新闻报道、评论等一切见报的文章中，凡提及建设业的大公司时，把以前的“五大建设公司”改为“六大建设公司”。
收了人家的钱，顺便做无损于自己的事，各家报社欣然同意。
广告登出后，神部参加社交活动时，常遭明讥暗讽，他一概置若罔闻，视而不见。对于“这就是‘六大建设公司’之一的间组公司老板神部先生”之类的话，他慨然应之。
在别人不理解的目光中，神部有其独到的打算。
事实证明，神部没有失算。尽管知情者冷嘲热讽，建设业的舆论却被他搅乱了，不知情者慕名而来，间组公司也没有让他们失望，公司的业务扶摇直上，规模逐渐超过了一些原来在其上的公司。
三年之后，间组公司终于名副其实地成为日本第六大建设公司。
在商场上，灵活的经营者无不趁着竞争对手内部或市场混乱之际，利用对方力量的空虚或对市场的因地制宜，而达到自己的目的。神部的独到之处在于搅混了建筑业舆论的一泓清水，引来不知情的客户。搅混水，是先决条件；条件具备了，还得有摸鱼的本领。倘若神部没有让慕名而来的顾客满意而归的话，那么他的愿望也实现不了。
做人，不可不“清”，“清”要“清”得高洁。
做事，不可不“浊”，“浊”要“浊”得艺术。
把握清浊，乃是本领。
5、荣与辱的平衡
知足不辱，虽有荣观，燕处超然。
人生一世，荣与辱在所难免。
有这样一个故事：一次，一个运粮的官员，由于发生粮船沉没的事故而受到处罚，卢承庆在考功时给这位官员评定为“中下”等级。那位官员得知后，既没有提出意见，也没有任何疑惧的表情。卢承庆继而一想，“粮船沉没，不是他个人的责任，也不是他个人力量所能挽救的”，因此决定改评为“中中”等级。那个官员依然没有发表意见，既不说一句虚伪的感谢话，也没有感动的神色。卢承庆见他这样非常赞赏，脱口称赞：“好，宠辱不惊，难得！难得！”当即又把他的功绩改为“中上”等级。
有的人将得失荣辱深藏于心，有的人则因受宠而得意忘形，因受辱而愁眉不展。只有保持一颗平常心，才有可能看得开，才能做到宠辱不惊。宠辱不惊是看得开的高层次境界，它不是消极的回避，也不是看破红尘，而是远离名利、远离喧嚣的一种坦然，一种从容。
俗话说：“人争一口气，佛争一柱香。”
“人争一口气”其实讲的是面子，是荣誉感。
荣辱感，人人都有。前人关于荣辱的论述很多。
莎士比亚说：“我的荣誉就是我的生命，二者互相结为一体；取去我的荣誉，我的生命也不复存在。”
孟德斯鸠说：“光荣是我们获得的新生命，其可珍可贵，实不下于天赋的生命。”
裴多菲说：“坚持你的主义，主义重于生命，宁愿生命消失，只要声誉能够留存。”
曼切斯特说：“一个人不会把生命出卖给你，但却会为了一条彩色绶带把生命奉献给你。”
……
以上的观点代表了相当多的名人对待荣誉的态度。
正因为如此，所以历史上许多人，对美好荣誉的追求甚至压倒了对生的渴望。“君子疾没世而名不称，不患年不长也。”这句古语深刻地揭示了，有德行的人只愁自己到死都没有一个好名声为人称道，而不担心自己活不长久。因为一个人活在这个世间，假如不懂得惭愧，不知道羞耻，不重视自己的人格，不爱惜自己的荣誉，这种与禽兽没有什么区别的人生又有何意义？
“望门投止思张俭，忍死须臾待杜根，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
这是近代伟大的维新志士“戊戌六君子”之一的谭嗣同，在变法失败后，就义前夕所写的一首题壁诗，这首诗近百年来传遍华夏大地，感染着每个怀有爱国热情的中华儿女，激起人们对为改革而献身的仁人志士们的无限敬仰和怀念。
谭嗣同为了中国民众利益献出他一腔热血。谭嗣同死后，他的尸体被人运回原籍，葬于湖南城外石山下，后人在他墓前华表上刻了一副对联：
亘古不磨，片石苍茫立天地；
一峦挺秀，群山奔趋若波涛。
表达了后人对他的崇敬之情。谭嗣同宁死不屈，以死醒天下，可歌可泣。正如宋代刘炎说的那样：“志大名节，故进退荣辱不足以二其心。”
作为男人这种动物而言，可以没钱没财、没权没势，甚至一无所有，但是有一种东西始终不能丢弃，哪怕在穷困潦倒时都不能没了面子。面子问题，就是尊严，古人用鲜活的生命留下一个刻骨铭心的概念：士可杀，不可辱。于是成就了许多抛头颅、洒热血的真的勇士；也成全了一些所谓小人们的千古骂名。
英雄这个词，从来都是模棱两可，虽然号称不以成败论英雄，但是江湖上总是流传着“成者王侯败者寇”的定律。只要最后成了他人的手下败将，莫管你当初如何意气风发，让多少人望你的项背，输了就是输了，至多为你的豪气赢得一个“匹夫之勇”的称谓。就像至死不肯过江东的项羽，再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终究也只是一代武夫的“夫”。倘若你能熬到功成名就的一天，即使如韩信侯般承受穿越他人胯下的奇耻大辱，也是世间的美谈而非笑料。好一句“重整山河待后生”，国家没了都能东山再起，受些小小的委屈又如何？
我们必须明白，人生在世，有时只有忍辱才能负重。
西汉的张良，号子房，祖先韩国人。大伯张开地、父亲张平都做过韩国宰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