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过了30年。直到今天，当我们也得了这种病之后，我们方知这是城市经济发展到了一定阶段后的必然结果。这标志城市长大了，它走过了一个城市的初级阶段，迈向成熟。因而，一切成熟而来的问题，都随它的长大，纷至沓来。这令人焦急，却不足为怪。
中国是人日大国，而北京作为人口大国的首都，市区人口密集居全世界之首。与解放初期比，40年后的今天，北京又膨胀出几个北京之外，市区人口密度不但没有减少，反而又增加20%。城区人日密度集中的状况越来越严重。
人口的急剧增加是造成城市交通拥挤的直接因素。从1800年至1950年的150年间，地球上的人口增加了一倍半，而5万人以上的城市，人口增加约24倍。尤其是10万人口以上的城市，人口增长速度尤其迅猛。从古罗马衰落时期至19世纪初，欧洲还没有一个百万人日的城市；但到了1970年，超过100万人口的城市在欧洲已有30个，全世界有130多个。进入20世纪80年代，全世界百万人口以上的城市一跃达到270个。预计到2000年，将增加到400个。届时世界人口的35%，约22亿人，将生活在10万人以上的城市。据有关报道，1980年世界上人口在500万以上的城市为29个，北京在这些大城市中排名第七。排名第一的是纽约，第二是东京，墨西哥城排名第三。但北京的人口密度却已达到世界之最。
北京，尤其是在老城区生活的人们，就像一群缺水缺氧的鱼。在这样高密度的空间里生存让人自小受到秩序的训练。但是北京的工业化趋势越来越明显，人们的生活起居不仅受自然的支配，还要受工业链条的支配。人们不可能静止不动，他需要上班，需要谋事，于是就得出行。随着首都经济的繁荣，人们的人均出行量也相应增加。据1983年在市区两个街道办事处管辖范围进行的试点调查，平均每人每日出行数为2.22次，其中步行率占29.85%，乘车率（包括自行车、摩托车）占70.15%，平均每日乘车出行次数为1.5次。
人出行便要使用道路面积。不管是步行，还是骑自行车、乘车，都要使用道路面积。出行的次数越多，占用道路面积越大；道路的空间就越小。从交通理论上讲，非社会化的交通因素越多，就越会引起交通混乱。但是，我们偏偏是非社会化交通形式占据着主要地位。使北京市民深感头疼的是乘车难问题。由于人多，便出现了道上车挤车，车上人挤人的局面，许多挤车故事和挤车文化应运而生。譬如有人形容车内拥挤时说：这是城市的垃圾车、是沙丁鱼罐头、把人挤成相片啦等等。而把人挤死的踩死的、车门夹人跌倒摔死者时有发生。人们视公共汽车如畏途，上一次车如闯一次关。力市里流动人日有200万之多，这些外来人大都乘公共汽车出行，因此，相当一部分市民便只好选择自行车的出行方式。
据有关部门统计，我国三个直辖市市民出行选择自行车与公交车的比例是：天津8：2（骑自行车者占8成）；上海：6：4（坐公交车者占6成）；北京5：5（各占一半）。由于我们发展公交政策存在缺陷，近年来，公共汽车行业出现严重萎缩，市民出行选择公交车的在急剧下降。天津已由8：2变为9.3：0.7（乘公交车者连1成也不到了）；上海由6：4倒为4：6；北京是6.3：3.7（乘公交车的已减少到3.7）。
这种比例的直接后果就是城市交通的自行车化。据1988年统计，北京有自行车730万辆（登记牌照车）。这730万辆自行车若一齐出动，以两米的间隔计算，就是1.46万公里，可以从北京排到莫斯科还有余。这种非社会化的交通形式发展的结果，将会使北京车满为患。即使马路修得再多，也很难使拥有730万辆自行车的北京市民们满意。
由于北京经济的腾飞，还由于商品经济的发展，更由于经济体制的改变，北京过早地迎来了滚滚而来的汽车浪潮。说它过早是因为它使人始料不及，还因为它的迅猛之势，使城市来不及给它以必要的道路准备、静态交通（停车场）准备。
在这股汽车浪潮中，率先而出的是机关团体的自备车。既然公共汽车失去了信誉，为了保证单位的工作，就名正言顺地纷纷购置大轿车、面包车；而为领导同志购置的豪华卧车，则更显示汽车一族的耀眼。这些车从各个角落蜂拥而出，一齐驶向本来就小家子气的旧日道路，京城顿时就沸沸扬扬了。京城各界大腕如云。影视明星、歌坛明星、体育明星、政界名流，还有商业英雄、个体款爷，腰包一鼓，便纷纷开来蓝鸟、皇冠，更有宝马、奔驰，顶尖的主儿还能弄辆凯迪拉克玩玩。那加长的如半条舰船的车身远远开过来，更是汽车族的佼佼者。京城历来是各界明星斗富的舞台，五六十年代比手表，70年代比自行车，80年代之后就是比汽车。除了那些名牌车如流水的形式外，弄得不济的如夏力、拉达一类杂牌车的车主，白天不敢往朋友堆里混，只好在夜里到二环三环以外的线上开车兜风。
市场经济催生出簇簇朵朵无边无际的公司，每个公司以经济效益为第一目的，于是就有了许多拉货的车辆出生。货车出行的麻烦更大，一是它使用的道路面积大，二是总在上班的高峰时问出行，使本来就忙乱的城市交通，更是雪上加霜。
在诸多影响交通的因素中，还有被人忽略的因素，就是无效交通问题。据统计，市区道路被小摊小贩或临时摊棚占用的现象达6%；人为的交通卡口（瓶颈）占70%；在有红绿灯的交叉路口，和国外相比，我们的通行能力要低21%。
随着市区交通量的不断增长，各交通路口拥挤堵塞现象越来越严重。根据1986年9月9日有关单位的调查，在178个路口中，有41处路口严重阻塞，其中城区占23处（56%）。五年之后的1991年，城区严重阻塞的路口非但没有减少，反而翻番增长了。市区内50%以上的路口严重阻塞，行车速度已经下降至10公里4，时以下。北京像一个已经重病缠身的病人，它的血脉之道梗塞了。拥有730万辆自行车的北京，拥有上百万辆汽车的北京，再加上如此稠密的空间，还有一个旧的难以打破的框架和肠梗阻般的交通现状，它将怎样的步履艰难啊！
北京面临走向现代化的严峻挑战。北京拍案而起。
在充分理性思维的剖析下，北京被一些专家放在了手术台上。这期间，经过了多少实践和摸索，专家们不舍昼夜，像观察潮涨潮落那样查看道路阻塞情况。过河问渔夫，砍柴问樵童，多少个霜天酷暑，他们访问群众，询问马路工人，以解城市交通的燃眉之急。经过相当扎实的实践和摸索，北京市城市交通综合体系规划研究这个软科学研究课题，交给了本市26个单位的专家学者们，郑重地请求他们用现代化眼光科学地剖析北京交通的症结，并且提出切实可行的办法，开出一剂疗治北京交通的良药。
从此，北京市开始向城市现代化目标挺进。尽管困难多多，道路曲折，但十多年来，建设者们一天也没有停下过奋力前行的脚步。
截止到2001年5月，北京市在城市基础设施，特别是路桥交通设施上创造了骄人的战绩，成为全国诸多城市中最夺目的亮点。1999年1月11日，中央政治局委员、北京市委书记在总结北京20年巨大成就时特别提到基础设施建设方面的骄人业绩。他说：
我们一直坚持把城市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基础设施放在城市建设的首位。20年来，全市用于城市基础设施的投资额超过1000亿元，相继建成一大批水、电、气、热、路、通信等重点骨干工程项目。二环和三环两条市区快速环路先后扩建贯通；京石、京通、京昌、首都机场等高速公路和广外、崇文、阜外、朝内、白颐、北苑等城郊道路先后建成，百余座立交桥屹然矗立，北京西站建成通车，道路交通设施有了明显增加和提高。
在北京再次大放异彩的时候，人们不应该忘记那些普通的建设者。眼下，干工程不投资金钱不行，但作为个人，干大活没有精神文明不行。
我们或许从如下的典型身上能感觉到北京的崛起不仅仅是物质力量的引发，还有精神力量的催生。
笔者曾两次采访过全国劳动模范鲁宗祥，第一次是修三环路，第二次是修京通路。第一次采访鲁宗祥时，就在工地上。
当时我去市政工程局新闻中心了解情况，临走时，热情的新闻中心主任李德生为我写了一张路条，并写了六大公司主管宣传的负责人的名单，也就是接头的人。中午1时，顶着烈日，我来到了工地，先到公主坟市政二公司的工地，和焦玉凤副部长见了面，约定好下次采访的时间后，我便急急骑车向北，来到八一湖工地找鲁宗祥。
鲁宗祥是全国劳动模范，他们施工队是市政工程局的王牌军，张连生局长的特种部队、白虎团，几乎所有硬邦邦的名号他全占上了。事先，很多人告诫我：你要采访他，得提前预约，要不很难找到他。对采访他这样的忙人，我十分有经验，预约是万万不能的。工地上的事多着呢，一会儿一变，怎能约准？最可靠的是不打招呼直接去工地。施工如打仗，工地如战场，而作为一公司六分公司的指挥员，他鲁宗祥不在工地，还会在别处？
到了工地，人口处有人拦住，说行人不许通行。我这才想起了李德生给我的路条，拿给那位守门人。守门人说，你要采访鲁宗祥？他刚才还在大桥那转悠。说着手遮额头向远处张望。那不，就在你刚才路过的桥头，头戴白帽子的就是。听守门人说完，我急忙骑车回头，到了桥之左，果见一头戴白凉帽的人，以手叉腰，正对桥下的人大声说着什么。我忙过去，又掏出路条，说，鲁师傅，您好。鲁宗祥回过头，愣愣地看我，你怎么认识我？我才放下心来，说，谁不认识您，全北京的人都认识您，经常上电视上新闻的。他笑了，边看路条边说：一个修马路的，卖苦力的，我还不知道自己的分量？他把路条还给我，又俯身对下面桥底的人吼道：我给你说，那样不中，你必须把桥底下的东西给我清掉，要不你就别干！听明白了没有？桥底一个班长模样的人忙说，好好，你放心！鲁宗祥回过头来说：咋谈？我说，别回工棚去了，就在路边谈吧！他说：那也好，走吧，在那边323公共汽车站旁边吧。就这样，就着工地飞扬的尘土，顶着灼人的阳光，鲁宗祥向我讲开了：
说什么呢？先给你介绍一下八一湖工程吧！它的难点是：这里不能断水！东部的工业用水和农业用水都要从这里过，不能中断。我这一段要做三个桥：玉渊桥、玉南桥、八一湖桥。这三个桥先拆后建。不要说建，就是拆，难度也挺大。桥下贴着中央电视台的光缆线，中央电视台每天都工作，碰不得，摔不得。过去拆旧桥，用炸药一爆就得，这次可不行，得先把光缆很小心地从桥下拆下来，再用木板护住它，挪在一边，很小心地看护着。除了这光缆，别的管线也很多，都要小心护理。三个桥的面积9900平方米，八一湖桥最大，6300平方米，混凝土现浇面积4516平方米……
听着这个全国闻名的人物的谈话，望着飞扬在周围的尘土，我不禁敬意油生。
鲁宗祥是久经沙场的市政老将。1989年，他的小队曾在钓鱼台国宾馆施工，白天常有外事活动，不能施工，他就利用晚上干。国宾馆里若堆料积沙会有碍观瞻，他就做到活儿完料净。只见新路长，不见修路人。他们的文明施工受到中央领导同志的称赞。首都机场候机楼扩建工程修建栈桥之前，给张百发打电话：请给我派一支最过硬的队伍来，把王牌军给我派到机场。张百发说，好吧，派鲁宗祥去。鲁宗祥果然不负众望，五个月就干净利落完成了任务。
这次接受八一湖施工任务后，鲁宗祥又一次经受了严峻的考验。他一连几天吃住在工地，连续作战使他非常疲劳。工人们给我讲了个故事：有一天，职工之家的理发师傅上工地为我们理发，理着理着，他竟然睡着了，理发师傅推都推不醒。怎么把他叫醒呢？有人说，这好办。说完，喊了一嗓子：打灰去了（即：浇筑水泥）！他立时就醒了。
望着站在路旁接受我采访的鲁宗祥，我想：这人究竟能耐住多大量的劳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