盂兰盆节即孟兰盆会，是与佛诞节同样重大的节日。这是汉地佛教每年阴历七月十五日为追荐祖先亡灵而举行的隆重法会。盂兰是梵语音译，意为解救倒悬之苦；盆是汉语。盂兰盆，意思是用盆钵之类的器皿盛装食物，供佛奉僧，以解救倒悬之苦。据说，举办这种法会，可以解救祖先亡灵于极度痛苦之中。按《盂兰盆经》上说，释迦牟尼有弟子名目连，号称“神通第一”，他以天眼看见亡母坠在饿鬼道，受尽苦难。目连无能为力，便向释迦牟尼哀告，请求救度。释迦牟尼就让他在七月十五日这一天，备百味饮食，供养十方僧众，这样便可使七世父母和现生父母在厄难中脱离饿鬼道。
梁武帝曾在同泰寺首次设孟兰盆斋供养僧众。唐代对盂兰盆节相当重视，仪式隆重壮观。届时长安城内各寺庙都竞相制作花腊、花瓶、假花果树等，并在殿前陈设供品，伴以音乐仪仗，以助庄严。宋代寺院举行盂兰盆会，开始改供养僧众为施食饿鬼。在寺院募得施主钱米后，僧众就为他们诵经，以荐度亡灵。当时佛教吸取道教中元节的说法，称七月十五日为“中元节”，从此中元节也就与盂兰盆节合二为一了。同时，随着宗教色彩的淡化，民俗化的程度逐渐提高，后来出现了放河灯、焚法船之类的活动。
佛成道节，是纪念释迦牟尼在菩提树下觉悟成佛的节日。汉地佛教一般以阴历十二月初八为佛成道的日子。因为十二月为腊月，所以这一天称作“腊八”，佛成道节也就是腊八节。按汉地佛教传说，释迦牟尼觉悟成佛之前，曾苦行6年，最后因饥饿和疲劳过度而难以支持。善良的牧女看见释迦牟尼昏倒在地，急忙将自己所带的杂粮和摘采的水果，用泉水熬成乳糜状的粥，亲手喂给他吃，使他在腊月八日成佛。汉地佛教徒为纪念这件事，每当腊八这天，要在寺院举行隆重祝圣法会，并效仿牧女做法，熬粥供佛，此粥称作“腊八粥”。宋以后，这一纪念方式传人民间，逐渐演变成为民间习俗，迄今未改。腊八粥通常以香糯、花生、芝麻、绿豆、红豆、杏仁、粟子、红枣之类为原料，用文火慢慢煮熟熬烂成糊状。
除了上述几个主要节日，汉地佛教还以阴历二月初八为佛出家只，二月十五日为佛涅槃日，届时各地寺院也要举行纪念仪式。
此外，在汉地佛教流传地区，还有一些纪念其他佛或菩萨生日的节日。如：正月初一是弥勒佛的诞日，二月十九日是观音菩萨的诞口，二月二十一日是普贤菩萨的诞日，四月初四是文殊菩萨的诞日，六月十九日是观音菩萨的成道日，七月十王日是大势至菩萨的诞日，七月三十日是地藏菩萨的诞日，八月二十二日是燃灯佛的诞日，九月十九日是观音菩萨的出家日，九月三十口是药师佛的诞日，十一月十七日是阿弥陀佛的诞日等。一般说来，寺院比较注重佛诞节、盂兰盆节等规模大、影响大的节日；而就个人信仰来说，在家信徒则往往比较重视观音菩萨、弥勒佛以及阿弥陀佛的纪念日。 中国佛教的渊源
●一菩提树下的觉悟
佛教起源于印度．数百年后才传人中国。
佛教创立者释迦牟尼姓乔答摩，名悉达多，大约诞生于公元前565年，逝世于公元前485年，活了80岁，与我国春秋时代的孔于是同时代人。在他“觉悟”之后，被尊称为佛陀，意为“觉悟者”。释迦牟尼也是尊称，意为“释迦族的圣人”，这是因为他出身于释迦族的缘故。
释迦牟尼原是古印度北部迦毗罗卫国（在今尼泊尔境内）的王子，父亲净饭王，母亲摩耶夫人。他从小在宫廷里接受的是上流社会的婆罗门教传统教育，能文善武。净饭王见儿子相貌端庄，天资聪慧，希望他将来继承王位，制止周围列强的侵犯，成为功勋卓著的“转轮王”（即统一天下的伟大君主）。但是，善于沉思的王子并未按照他父亲的期待去做。面对动荡不安的社会现实，他深感困惑；目睹生老病死的人生之苦，他陷入沉思。于是，他决定抛弃王位，出家修行，寻求彻底解脱的道路。
在某年的某天深夜，释迦牟尼离开王宫，走出城门，来到一处森林，加入了苦行者们的行列，成为名副其实的出家人。这时他大约29岁。
春去冬来，一晃便是6年。在6年的苦行生活中，他进行了种种残酷的自我折磨，但换来的只是枯槁的形容和赢弱的体质。事实使他意识到，苦行是徒劳无益的。因而，他毅然放弃苦行，步入尼连禅河，洗净身上的积垢，随后又接受了牧女供养的鹿奶。在恢复了气力之后，他独自来到伽耶城外的毕钵罗树下，盘腿而坐，排除各种诱惑和干扰，静静思考。终于在一天深夜，他大彻大悟，成为佛陀。后世佛教徒为颂扬这件事，把释迦牟尼成佛之处称为菩提伽耶或菩提场，并把毕钵罗树称为菩提树。“菩提”，意思是对佛教真理的觉悟。
释迦牟尼成佛后，首先来到渡罗奈城郊外的鹿野苑，向曾经跟随他的5位侍者宣讲了自己证悟的佛法，史称“初转法轮”。5位侍者听罢佛法，便主动皈依释迦牟尼，成为他的首批弟子。这样，构成佛教基本因素的“三宝”已经具备，佛教正式形成。在以后的45年里，释迦牟尼带领他的弟子，辗转于恒河流域，不知疲倦地宣传佛法，使佛教初具规模。当他80岁的时候，自知已经到了生命的最后阶段，于是来到拘尸那迦城外的树林中，在两棵娑罗树的中间，安置绳床，侧身而卧。临终前，他向弟子们作了最后一次说法，教他们今后当以佛法为师，努力修习，不要放逸。他的去世，佛教称作“涅槃(pan)”，意译为“圆寂”，意思是功德圆满，达到了最理想的精神境界。
释迦牟尼在鹿野苑“初转法轮”，奠定了原始佛教的基本教义。这些教义主要包括：四圣谛、八正道、十二因缘。
四圣谛。谛，真理的意思；四圣谛也就是佛教的4条真理。它们是：苦谛、集谛、灭谛、道谛。苦谛，是说世俗世界的一切，尤其是人生的本质是苦。人生之苦可以分为8种：生、老、病、死、怨憎会（与不喜欢的人或事相聚）、爱别离（与可爱的人或事相别）、求不得（得不到所渴望的东西）、五阴盛（指一切身心）。集谛，是指造成痛苦的各项原因或依据，它们主要表现为对世间欲乐、生存、权利等的追求。灭谛，指断灭产生世俗一切痛苦的原因，以达到最终的理想境界（涅椠）。道谛，指为实现佛教理想而应当遵循的方法，这些方法可概括为8种，即“八正道”。
八正道。指8种使人由凡人圣、由迷而悟获得解脱的正确途径。它们是：正见（正确的见解）、正思维（正确的意志）、正语（正确的言语）、正业（正确的行为）、正命（正确的生活）、正精进（正确的努力）、正念（正确的思想）、正定（正确的精神统一）。这里的“正”，指与佛教教义相符。八正道从身（行为）、口（语言）、意（思想）三个方面规定了出家人的日常思想行为，这三个方面也可以归纳为戒、定、慧“三学”。
十二因缘。也名“十二缘起”。佛教认为，世界上一切事物的存在，都依赖于某种条件，人的生命过程也依赖于条件。这些条件可以分为12个彼此成为因果联系的环节，故名十二因缘。若将这十二因缘配合“三世”（过去、现在、未来）说，又可概括为“三世两重因果”：过去因造成现在果，现在因又造成未来果。因此，任何一种有生命的个体，在未获得解脱之前，都必须依循这种因果规律在“三世”和“六趣”中生死流转。释迦牟尼的学说，就是要教人通过各种修习，破除世俗认识，纯洁宗教生活，摆脱生死轮回。
佛教的创立，是东方文明史上的重大事件。它不仅增添丫占代印度思想文化和社会历史的宗教色彩，而且也影响了古代亚洲许多周家的宗教哲学和文化艺术。
毫无疑问，释迦牟尼把摆脱人类痛苦、获得精神解脱的希望寄托于个人的出家修行、断除正常欲念等方面，这只会导致人们安于现状，听凭命运安排，在对“来世”的期待中进行自我安慰。佛教的教义绝不是拯救人类苦难、克服社会危机的灵丹妙药。
但是，佛教的产生，毕竟曲折地反映了劳动人民的良好愿望和要求，具有一定的历史进步意义。释迦牟尼的时代，印度存在着壁垒森严的“四种姓”制度。婆罗门种姓掌握神权，主持祭祀，有着特殊的政治权力和社会地位；婆罗门教则是当时居于统治地位的宗教。释迦牟尼创立佛教，反映了刹帝利种姓和吠舍种姓中富商大贾、大土地所有者反对婆罗门种姓的强烈要求。佛教所提倡的“四姓平等”认为，任何人都将根据自身所作的“业”决定生死轮回．而不问他的种姓高低、职业贵贱，这一思想有明显的积极意义。
●二印度佛教的繁荣
佛教创立初期，以及在释迎牟尼逝世后的100年间，弟子们严格奉行他的教法，教团内部比较统一，没有出现意见分歧，这在佛教史上被称为“原始佛教”时期。
但在这以后，佛教教团内部因对教义和戒律的不同理解而发生了分裂。先是分裂为“上座部”（以长老为主，比较保守）和“大众部”（以年轻僧侣为主，比较激进）两大部派。这两大部派后来继续分化，形成更多部派。①此时，印度佛教进入了它的第二个时期，即“部派佛教时期”。这一时期的印度佛教，在阿育王和迦腻色迦王等人的大力扶植下，获得长足的发展，并且向国外传播。各部派分别建立起自己的经、律、论体系，思想理论上有较大的发展变化。
部派佛教内部的理论分歧，主要表现在宇宙万物的假有、实有问题上和轮回报应的主体问题上。
一般地说，上座部各派偏重于说“有”，认为精神现象和物质现象都是实在的。比如，其中的说一切有部认为，从时间上讲，一切事物都有独立存在的自体和主宰，无论过去、现在、将来，都是真实的。这种理论是与原始佛教的“无常”观念相违背的。又如，犊子部主张一种“有我”论，即承认有永恒不灭的灵魂。他们认为，“我”（所谓“补特伽罗”，即灵魂）就是生死轮回的主体、承当者。这种“有我”论则是与原始佛教的“无我”学说相对立的。
大众部各派偏重于说“空”。或认为，世界一切事物和现象都是“空”（虚假不实）；或只承认现在实有，过去和未来都不是实有的。
从思想理论的角度看，大众部与后来大乘空宗有着较多的渊源关系，而上座部系统的经量部则逐渐向大乘有宗发展。从宗教实践的角度看，大众郝对大乘佛教的影响远比上座部深刻。
公元1世纪左右，大乘佛教兴起。为了取得佛教的正统地位，他们把原始佛教和部派佛教贬称为“小乘”，而自称为“大乘”。“乘”的意思是“运载”、“道路”。大乘佛教自以为能运载无量众生，从生死大河的此岸到达菩提涅桨的彼岸，优越于小乘佛教的自救自度，故有意作此区别。在思想上，大乘佛教在把世界一切现象归之于“空”的同时，又将释迦牟尼完全神化，建立起偶像崇拜系统，并宣扬所谓“三世”、“十方”有无量数的佛；认为，佛教修行的最高目标就是成佛，而不再是小乘所追求的阿罗汉（简称“罗汉”）果。
大乘佛教在印度有两大派别，即中观学派（中国学者所谓“空宗”）和瑜伽行派（中国学者所谓“有宗”）。
中观学派创始人是龙树及其弟子提婆。龙树著有《中论》、《十二门论》、《大智度论》，提婆著有《百论》，合称“四论”。这些论著系统地发挥了大乘《般若经》有关宇宙万有之本性“空”的思想，在理论上带有辩证的色彩。他们认为，所谓“空”，并不是虚无，而是指没有自体和主宰，这叫作“性空幻有”，即事物看上去似乎有，但实际是空。为了论证这一看法，他们又提出了“二谛”说。二谛，即俗谛和真谛。俗谛，指世间一般认识，是假设的真理；真谛，指佛教认识，是绝对的真理。为了使人们证得真谛，就得为真谛而说俗谛，这是“由俗入真”。同时，在证得真谛之后，仍然保留俗谛，这是“由真化俗”。对任何事物来说，从俗谛看是有，从真谛看是空。因此，“二谛”说要求人们既看到有（幻有），又看到空（性空）；既不偏于俗，又不偏于真，这才是“中道正观”。“中道”，指不偏不倚的观点和方法。中观学派也就由此而得名。
瑜伽行派的创立者是无著、世亲兄弟两人。瑜伽，意为“相应”，原是古印度宗教修行的重要方法，重视静坐、调息（调整呼吸），后来被佛教所吸收。由于无著、世亲所创立的这一派佛教特别强调瑜伽修行，所以称作瑜伽行派。在思想理论方面，瑜伽行派的核心是“万法唯识”论。他们完全否认客观世界的真实性，把世界万物说成是纯粹精神性的“识”的变现。人的“识”可以分为8种，即：眼识、耳识、鼻识、舌识、身识、意识、末那识、阿赖耶识。前5识相当于人的感觉，第6识相当于综合感觉的知觉。第7识起思维度量作用，并以第8识为对象。第8识则是前7识的主宰，是前7识存在的前提，它具有能够变现宇宙万有的潜在功能。因为“万法唯识”强调万法由“识”所变，所以它又叫作“识有境无”或“唯识无境”。“境”，即外境，指万物。“有宗”的所谓“有”，是指“识有”，而非物质世界的实有。
从公元7世纪起，印度佛教已度过了它的繁荣时期，逐渐走向衰落。大乘佛教的一部分派别与印度教相结合，形成密教。密教是“秘密佛教”的简称，它有两个基本特点，一是系统组织化的咒术礼仪；二是强烈的神秘主义色彩。
自公元10世纪末起，信奉伊斯兰教的突厥人不断向印度扩张，导致一些佛教圣地先后被破坏。仅存的密教中心超岩寺被焚毁，标志着佛教在印度本土的消亡。19世纪末叶，佛教转而由锡兰（今斯里兰卡）倒传人印度。其后，印度佛教徒掀起佛教“复兴”运动，积极开展各项传教活动。时至今日，佛教在印度又有了相当的规模。
佛法东渡之初
●一白马驮经的传说
自公元前3世纪阿育王时代开始，中经迦腻色迦王，印度佛教不断向境外传播，逐渐发展成为世界性的宗教，并在许多国家形成各具特色的教派。传人中国大部分地区以及朝鲜、日本、越南等国的佛教，以大乘为主，称为“北传佛教”。传人今斯里兰卡、缅甸、泰国、柬埔寨、老挝以及中国云南西双版纳等地区的佛教，以小乘为主，称为“南传佛教”。而传人中国的西藏、内蒙古地区和蒙古人民共和国、俄罗斯西伯利亚等地区的佛教，则属北传佛教中的藏传佛教系统。
中国佛教源于印度佛教。它既是对印度佛教的继承，又是对印度佛教的发展。
佛教在传人中国内地之前，已在西域地区广泛流传。自汉武帝时代开辟对西域的交通以后，西域各国与中国内地的政治、经济、文化往来十分频繁，从而为印度佛教的传人准备了条件。
但是，佛教传人内地的最初年代，现在已很难确定了。有关的传说很多，其中以下面两种说法较为可信。
在裴松之所注的《三国志》中，曾引用曹魏鱼豢（huan）所著《魏略·西戎传》内容，其中有关于西汉哀帝元寿元年（公元前2年）大月氏王使者伊存向博士弟子景庐口授《浮屠经》的记载（见《三国志》卷三0）。大月氏在公元前130年左右移居大夏，其时大夏已有佛教流传。大约公元1世纪时，大月氏人建立的贵霜王朝成为中亚的一大强国，同时也是这一地区的佛教中心。所以，汉哀帝时大月氏王派人来汉地传授佛教，当是有可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