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晋末期，高僧法显和佛陀跋陀罗在建康共同译出《大般泥洹经》6卷，这是《大涅槃经》的初分异译本。北凉时期，昙无谶在敦煌译出《大涅槃经》的初、中、后三部分，共40卷，名《大般涅椠经》（或名《大本涅檠经》、《北本涅槃经》）。南朝刘宋初期，慧观和谢灵运等人依据《大般泥洹经》，将《大般涅椠经》删定为36卷，名《大般涅槃经》，又名《南本涅槃经》。
《大般涅槃经》的中心思想是提倡“一切众生，皆有佛性”，肯定众生都能成佛。所以，涅槃佛性论的兴起，是把般若性“空”的研究转向佛性之“有”的肯定，这与当时的社会需求是相适应的。
道生对《涅槃经》有着“孤明先发”之功。他通过对法显等《大般泥洹经》的研究，“剖析经理，洞入幽微”，首倡“阐提皆得成佛”之说，震动了当时整个佛教界，因为其时昙无谶所译的《大般涅槃经》尚未传到建康，所以守旧派僧众即纷起而横加指责，视该说为“背经邪说”，并将道生逐出僧团。而道生则坚持认为，他的说法虽于经文有异，但于经义决无出入。他说：“若我所说反于经义者，请于现身即表疠疾；若与实相不相违背者，愿舍寿之时高踞师子座！”（《竺道生传》）后来的事实证明，道生的观点确实是符合经义的。不久，《大般涅檠经》传人建康，经中果然有“阐提皆有佛性”之说，与道生所说“若合符契”。
道生“阐提皆得成佛”说的提出，与他对佛教教义的深刻理解有关。针对一般学者执著佛经文字语句，不能予以品味消化的弊端，他指出：“自经典东流，译人重阻，多守滞文，鲜见圆义。若忘筌取鱼，始可与言道矣。”（《竺道生传》）所谓“圆义”，是指佛经所体现的真实思想；“忘筌取鱼”，是指对佛经不应作文字语言上的简单理解，而应透过文字语言去揭示其中本质的东西。
道生“阐提皆得成佛”说的提倡，显示了令时人敬佩的理论勇气，并为此后中国佛教的发展提供了重要的经验。道生作为～名虔诚的佛教僧侣，却没有为印度经典的文字语句所束缚，盲目地崇拜经文，而是致力于从繁琐经文中发掘“圆义”，实际上是向人们提出了如何对待印度经典这一重大课题。他的思想方法和佛学结论，不仅具有强烈的个性，而且显示了民族的特点，表达了民族的自信。
“顿悟成佛”说的背景，是承认佛性本有（本来具有，与生具有，并非后天修习而有），研究对象是成佛的步骤、方法。根据传统佛教教义，无论是发现佛性还是修习成佛，都必须遵循一定的程序，所以是渐进的。但道生认为，佛教的最高真理即“至理”是浑然一体、不可分割的，所以真正的觉悟不应该有阶段性，必须一次性完成。
道生的“顿悟成佛”说是对传统佛教思想和修养方法的一个重大冲击，同时也为禅宗的建立提供了宝贵的思想资料。但实际上，他的“顿悟”说，在历史背景、思想渊源以及具体内容等方面，与后来慧能的“顿悟”说相比，毕竟都还存在着很大的差距，不可等而视之。
●四梁武帝“舍身为奴”
继东晋十六国长期分裂之后，南北朝的对峙状态又持续了160余年，这一局面为佛教的发展提供了有利条件。
南朝佛教是在帝王们的普遍提倡和支持下兴盛起来的。宋高祖刘裕篡位时，曾有人借僧徒之口以符瑞劝进，故刘宋一朝对佛教始终十分尊重。在他们看来，佛教“进可以系心，退足以招劝”（《宋书》卷九十七），即能够有效地收拢人心。宋文帝认为：“若使率土之滨，皆纯此化，则吾坐致太平，夫复何事！”（《弘明集》卷十一）意思是说，如果天下人都信仰佛教，那我就可以稳坐帝位，不必优虑了。他和宋孝武帝都宠信僧人慧琳，让他参与政事，成为当时人们所共知的“黑衣宰相”。南齐帝王继承刘宋时期扶植佛教的方针。齐武帝次子竞陵王萧子良十分崇信佛教，常于邸园举行斋戒仪式，并招致名僧讲说佛法，使江南一带的佛教又有所发展。
粱武帝时，南朝佛教进入了全盛时期。梁武帝(464-549)，名萧衍，字叔达，与齐皇室本是同族。早年他曾尊奉道教，与著名道士陶弘景关系甚密。当他准备夺取南齐政权时，陶弘景曾派弟子送书信表示支持。因此，在即位后，他每有吉凶、征讨大事，常遣使人山向陶弘景请教。当时社会上称陶弘景是“山中宰相”。但是，梁武帝后来权衡得失，转而提倡佛教。天监三年( 504)，他下诏宣布“舍道归佛”，并要求王公贵族、公卿百官等也“返伪就真，舍邪人真”（《广弘明集》卷四），即抛弃道教等信仰，皈依佛教。
为了表示对佛教的支持，梁武帝热衷于修建佛寺等活动。据载，他亲自救修大型寺院就有10余座，如大爱敬寺、同泰寺、智度寺等。在他的带动下，梁代王公、后妃以至门阀土族纷纷仿效，一时寺院之数剧增，仅建康一处便有500余座，全国则有2 800余座。唐代诗人杜牧名句“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便是对当时京城佛教盛况的形象描写。与此同时，梁武帝又大规模营造佛像，著名的有光宅寺的丈九无量寿佛铜像、同泰寺的十方金铜像和十方银像以及剡( shan)溪的弥勒大石像等。此外，他还多次举办大型法会，如“水陆大斋”、“无遮大会”等，以扩大佛教在民众中的影响。为了表示对戒律的尊重，梁武帝明令僧众禁断肉食，而且自己也身体力行，从此不吃荤，不喝洒。从他开始，素食便成为汉地佛教生活的一大特色。寺院僧尼一律素食，在家信徒通常也自觉素食。
最富有戏剧性的是，梁武帝曾多次“舍身”同泰寺“为奴”。他脱下黄袍，穿起法衣，自愿为僧众执役，以证实自己信仰的虔诚。据《南史》记载，梁武帝一生共有4次“舍身”，它们分别为：(1)大通元年(527)，在寺住4天，回官后大赦天下；
(2)中大通元年(529)，在寺l3天，后由群臣出钱一亿赎回；(3)中大同元年(546)，在寺37夭，也由群臣花钱赎回，回官后大赦天下；(4)太清元年(547)，“出家”39天，又由群臣花钱一亿赎回。
梁武帝这样傲，有着他的政治意图，那就是要借佛教来规范百姓，以巩固他的统治。他在把来世不可实现的幸福给予百姓的同时，又把现实苦难的枷锁套在百姓的脖子上。一旦全国上下都为佛教所感化，他也就能“坐致太平”了。事实上，梁武帝思想的基本倾向是重视儒术和经学的恢复、建设，以传统礼教为治国的根本。在此基础上，辅之以佛教和道教的教化。在佛学理论方面，他肯定“涅槃佛性论”，并以“神明成佛”说为中心命题。但他所说的“神明”，并非印度佛教的“业识”，而是中国传统宗教观念中鬼神、灵魂的别称。他还以为，“善恶”之说为佛教的核心，而善恶又以“忠孝”为根本。
梁武帝既要做世间的帝王，又要当出世间的首领。他实际上是依据儒家伦理纲常原则，对佛教教义予以吸收和改造，使之更好为己所用。
但是，佛教的急速发展，也削弱了国力，加深了社会矛盾。正如时人郭祖深上疏所指出的：“恐方来处处成寺，家家剃落，尺土一人，非复国有。”（《南史》卷七）就是说，要是将来全国到处是佛寺，人人都出家，恐怕国家也就完蛋了。不久，“侯景之乱”爆发，建康被攻破，粱武帝困死台城。梁朝后来的灭亡虽然是士族政治、经济发展的必然，但是梁武帝的奉佛也起了一定的作用。这与他当初的意图恰好相反。他不仅自己“舍身为奴”，且把国家也给“舍”了。
史称“江东佛法，弘重义门”（《续高僧传》卷十七），东晋南朝的佛教与北朝佛教相比，以教义理论的阐述见长。宋文帝时以“文治”见称，重视清谈玄理，他本人又通晓佛理，因此佛学自然成了“文治”的点缀。南齐萧子良对佛教理论的宣传更是不遗余力。据僧祐《出三藏记集》说，萧子良曾“召集京师硕学名僧五百余人”，请僧柔、慧次法师讲《成实论》。为了反驳无神论者范缜所著的《神灭论》，他集合大批名僧和名士撰文围攻。梁武帝不仅重视佛教实修，而且勤于研读佛经，并亲，自讲经说法。他一生中撰写了数百卷有关佛理的论著，还敕请名僧撰写佛经注疏。陈代各帝王也尊奉佛教，对佛教义理颇感兴趣，常召请高僧宣讲佛经，对思辨色彩极强的“三论”学说尤为推重。
●五《洛阳伽蓝记》的前前后后
北朝时期虽然发生过两次灭佛事件，但总的来说，大多数统治者都重视利用佛教，扶植佛教。从规模上看，北朝佛教还远盛于南朝佛教。《洛阳伽蓝记》一书，可以说是北朝佛教的历史见证，它真实地记述了北魏洛阳时期(494-534)前前后后的佛教寺院盛衰兴废，成为我们今天r解北朝佛教的重要资料。
《洛阳伽蓝记》的作者杨街( xuan)之，是生活于北魏和东魏时期的人。东魏孝静帝武定五年(547)，他因公务重游洛阳，眼见昔日寺院栉比、宝塔骈罗的繁荣景象，经过北魏末年的战乱，已是满目凄凉，残破不堪。他不禁触景生情，对世事的变迁发出内心的感慨，于是撰成此书。
北魏帝王从道武帝拓跋珪起就信奉佛教。为使出家人有礼佛之所，他于天兴元年(398)命有关部门在平城（今山西大同）一带建立寺塔、佛像。在太武帝拓跋焘时，北魏佛教已初具规模。太武帝毅然灭佛，一度曾给佛教以沉重打击。但在文成帝宣布复佛之后，佛教旋即在魏境恢复并发展。文成帝不仅积极鼓励人们出家为僧，而且还在平城大兴土木，修建寺塔、佛像。孝文帝在大力提倡儒学，全面加速鲜卑族汉化的同时，也祟奉佛教。太和十八年(494)，北魏迁都洛阳，在汉文化的广泛影响下，佛教迅速发展，从而奠定了整个北朝佛教繁荣兴盛的基础。据《洛阳伽蓝记》等记载，孝文帝太和元年( 477)，全国佛寺6 400余座，僧尼7.7万余人，而至北魏末年(534)，全国佛寺达30 000余座，僧尼达200余万人。①这一巨大的发展变化主要是在孝文帝之后的宣武帝和孝明帝时期完成的。就洛阳而言，在西晋永嘉( 307-313)时，只有佛寺42座，至孝明帝神龟元年( 518)，已达500座，而至北魏末年，突增到1 367座。
北魏分裂后，东魏和西魏的统治者也都大兴佛教，“诸奇僧尼，亦与时迁”。其间佛教虽一时在洛阳遭受破坏，但总体上仍有所发展。取代西魏而起的北周王朝，除武帝外，其余数帝也都好佛。继承东魏的北齐帝室，更是利用佛教收买人心。
北朝时期，战争频繁，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交织在一起，社会动荡，民不聊生。与南朝佛教相比，北朝佛教不崇尚虚玄高深的理论探讨，而强调具体的修行实践，因而禅观和净士信仰特别流行。广大佛教信徒试图通过坐禅、念佛等活动，摆脱现实生活的苦难。
《洛阳伽蓝记》有一则记述，说有5位僧侣，死后一起接受阎罗王的审查。其中，智圣因生前坐禅苦行而升入天堂．道品因生前常年诵经也得升入天堂，而县谟最则因生前喜欢讲经说法而被打入黑门。此后，“京邑比丘皆事禅诵，不复以讲经为意”，即京城一带的僧侣都去从事坐禅和诵经了。这一故事，形象地反映了当时北方地区佛教开展的基本特色。
凉州（治所在今甘肃武威）原是禅学重镇，北魏太武帝太延五年(439)，当地禅学大师玄高、昙无谶、昙曜等相继东来，加速了北魏禅学事业的发展。昙曜在担任沙门统①时，积极从经济上巩固和扩大佛教势力，同时建议凿壁开窟，鼓励禅修。献文帝偏重禅学，他专为坐禅者修造寺院，开辟石窟。在北魏迁都洛阳之前，河南嵩山已是禅僧集居之处。孝文帝太和二十年(496)，诏于河南登封少室山建立少林寺，请西域佛陀（又名跋陀）禅师居住，专门传授禅法。这少林寺就是后来产生少林武术的地方，至今名闻遐迩。佛陀的禅法为其弟子僧稠所继承，并在北方地区广泛传播，形成一股较强的势力。天台宗的先驱者慧思、慧文等人则在北方提倡定（禅定）、慧（智慧）双修的禅法，也自成一系。
早期宣传西方净土信仰的，除了东晋时的庐山慧远，还有北魏时的昙鸾。县鸾由修学道术而改信佛教净土，以菩提流支授予的《观无量寿经》为依据，并在并州（治所在今山西太原）大岩寺和汾州玄中寺（在今山西交城县）实修并宣扬净土法门，为唐代净土宗的正式成立创造了条件。
北朝佛教注重实行的特点，还表现在建造寺宇、凿窟雕像等方面。在《洛阳伽蓝记》的序文中，有一段关于北魏时期佛寺兴建盛况的生动描述：“王侯贵臣，弃象马如脱屣；庶士豪家，舍资财若遗迹。于是招提栉比，宝塔骈罗，争写天上之姿，竞模山中之影。金刹与灵台比高，广殿与阿房等壮。岂直木衣绨绣，土被朱紫而已哉！”文中，“象马”喻指财货；“招提”是寺院的别名；“金刹”指宝塔；“灵台”为东汉光武帝所筑高台；“阿房”即秦始皇所建的阿房宫。一方面生产凋敝，百姓冻馁；另一方面却殚土木之功，穷造形之巧，人民所遭受的苦难可想而知。石窟的开凿，在北魏时有大同云冈、洛阳龙门以及天水麦积山等处。与此同时展开的，是石像的大规模雕凿以及金像的大量制作。这些佛教活动与当时的净土信仰有着本质的联系，即都是希望获取现实中无法得到的东西。
北朝佛教在迅速发展过程中，遇到两次重大挫折，即北魏太武帝和北周武帝进行的两次废佛灭佛运动。
北魏太武帝起初信奉佛教，后因受司徒崔浩的影响，改信寇谦之的道教。太平真君六年( 445)，益吴在杏城（今陕西黄陵西南）发动起义，有众10余万。太武帝亲自率兵前往镇压。进入长安城时，看到有的寺院私藏弓矢、矛盾等兵器，已怀疑僧徒与盖吴通谋。后又在寺院查得酿酒器具及大量钱财，甚至有的洞窟中藏匿着妇女。于是他下令诛杀长安僧众，焚毁经典、佛像，并宣布在全国范围毁灭佛教。其结果，北魏境内大量寺院遭到破坏，大批僧众被追捕、残杀。
北周武帝宇文邕在位时，发生了历史上第二次灭佛运动。当时，曾是佛教僧侣的卫元嵩于天和二年(567)上书武帝，认为佛教盛建寺塔、佛像，耗费民众财力，违背以“大慈为本”的佛教精神。周武帝表示赞同，于是多次召集僧人、道士及百官，辩论儒、释、道三教的先后优劣。建德三年(574)，因争执不下，便下敕同时禁断佛、道两教，强迫僧人、道士还俗，但重点放在对佛教的打击上。建德六年(577)，周武帝灭北齐，即以佛教费财伤民、悖逆不孝为名，在北齐境内继续全面推行灭佛令。其结果，使北方数百年来官、私所造的一切佛塔毁坏殆尽；无数佛像被毁，经典被焚；40 000寺庙尽赐王公，充为第宅；300万僧尼被剥夺僧籍，还为平民。
北魏太武帝灭佛，除了经济利益方面的考虑，更有政治方面的深刻原因。自鲜单族拓跋部进人中原以后，逐步采用儒家思想统治。儒家强调华夷之别，所以拓跋氏贵族自称与汉族祖先同源，主张实施“羲农之治”，而不与外来文化相合。太武帝说，佛教来自域外，“夸诞大言，不本人情”，又由于佛教的盛行，使“政教不行，礼义大坏”，所以必须“荡除胡神，灭其踪迹”（《魏书·释老志》）。北周武帝以“使天下一统”为己任，奉儒学为正统，不承认自己是“五胡”，因而也主张废弃被其称为“夷狄之法”的佛教。与前者不同的是，北周时，寺院经济已十分壮大，构成与世俗地主经济的矛盾冲突。为此，周武帝明确提出要把废佛作为“强国富民”之策推行，从寺院夺回土地和地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