玄奘（600-664），通称“三藏法师”。俗姓陈，名祎( hui)．洛州缑(90u)氏（今河南偃师缑氏镇）人。15岁出家，曾游历洛阳、长安、成都等地，求教于名师。鉴于当时佛教各学派在一些问题上存在矛盾看法．佛教经典中也有不尽统一之处，使人难以理解，他便决心西行求法，以释心中之疑。贞观三年(629)，玄奘离开长安，孤身孑影，踏上西行征途。经姑臧（今甘肃武威），出敦煌，取道今新疆、中亚地区，历经西域16国，九死一生，行程数万里，进入了北印度。又经10余国，辗转到达中印度摩揭陀国王舍城，入当时印度佛教最高学府那烂陀寺，从著名佛教学者戒贤学习《瑜伽师地论》等瑜伽行派重要经典。玄奘在这里勤奋学习，五年内取得优异成绩，深受印度佛教学者的敬重，待以上宾之礼。此后去印度各地游学，参观名胜古迹。四年后重回那烂陀寺，应戒贤之请，为寺众成功地讲解《摄大乘论》等经典。从此声誉日高，其地位仅次于戒贤，其学同则高于戒贤。
在那烂陀寺，他曾与佛教以外的印度各学派论师展开辩论，每次都获全胜。当时统治中印度的戒日王，久闻玄奘的才学，特地为他在曲女城召开无遮大会，邀请印度各国国王和佛教学者、婆罗门学者5 000人出席。玄奘在大会上宣讲大乘教义，发表见解，18天内竟无一人敢于提出异议。为此，他获得了“大乘天”（大乘佛学最高权威）的荣誉称号。贞观十九年(645)，玄奘谢绝一切友好挽留，满载着荣誉和友谊，返回故土长安。他带回大、小乘梵文经，律、论520夹计657部，以及许多佛像。
玄奘西行的非凡经历引起了唐太宗的重视，将他召往洛阳，并劝他还俗辅政，担任朝廷高官，但被他婉言辞谢。于是唐太宗只好命他住在长安弘福寺，主持佛经翻译工作。从贞观十九年五月至龙朔三年(663)，19年间，玄奘先后在弘福寺、大慈恩寺主持译场，译出经、律、论73部1 330卷（一说75部1 335卷）。他的译经，无论在数量上还是在质量上，都是空前的。
玄奘的翻译，代表了译经史上的最高成就。他提出的“五不翻”原则，规定凡汉文中无可对应和佛教特用的词语，只音译而不意译，以避免望文生义。他本人是译场的主持者，梵汉都十分精通，因此，尽管他的翻译有一定的倾向性，但能如实地表达出所宗经典的内容。他的译文凝练而精美，既保持了原本的文采风貌，又显示了汉文的典雅、明畅。
玄奘的另一伟大贡献，是他将西行旅途见闻撰写成《大唐西域记》一书。该书以行程为经，地理为纬，记叙了西域、印度共138个国家、城邦和地区的情况，包括疆域、气候、山川、风土、人情、语言、宗教、佛寺以及历史传说、神话故事等，其中绝大部分都是他亲身经历的。由于玄奘博学强记，使《大唐西域记》的内容既丰富多彩，又翔实可靠，成为研究中世纪中亚、南亚各国历史、地理、宗教，文化艺术以及中西交通的极为重要的资料，具有不朽的价值，至今仍深为国际学术界所重视。比如，帕米尔高原一向被认为是神秘的地区，由于自然条件险恶，很少有人涉足，直到玄奘时代，还未有人对它作过详细记述。玄奘在这一地区前后3次往返，进行实地考察，具体记载了它的地理位置。又如对南亚各国的地理位置、物产气候、风土习俗和历史遗迹等，他也都有广泛的考察，细致的记录。玄奘还对西域各国的政治状况、历史沿革、赋役租税等方面作了客观记述。
与此同时，玄奘对西域和南亚各国的宗教流传情况，作了详尽的介绍。有关佛教史迹方面的记载，书中更是随处可见，极为丰富。由于书中对地理位置有明确汜录，从而为印度佛教遗址的考古研究提供了方便。近代以来，那烂陀寺、王舍城、鹿野苑、阿旃(zhan)陀石窟、迦毗罗卫城等重要遗址的陆续发现，大多得助于《大唐西域记》的有关记载。
玄奘是一位杰出的旅行家、翻译家和佛教哲学家。他的卓越活动在历史上曾经为沟通中印文化，丰富祖国文化，促进中外关系和中西交通的发展，作出过重大贡献。玄奘大师确实是我们民族的光荣和骄傲。
●四韩愈反佛和“会昌法难”
唐太宗以后，不少皇帝也都提倡佛教。
武则天是中国历史上唯一的一个女皇帝。她于天授元年(690)正式即位称帝，但实际掌握政权则始于30年前。为了君临天下，她迫切需要来自各方而的支持。载初元年(689)，僧人怀义、法朗等人表上《大云经》，并撰写《大云经疏》。宣称，根据佛经所说“即以女身当王国土”，武则天是弥勒（未来佛）下生，当做阎浮提（人类所居之处）王。意思是说，武则天当女王，乃是暗合佛经内容，顺应佛的旨意。武则天对此极表满意，随即敕令于两京（长安、洛阳）及天下诸州各建大云寺一座，寺中藏《大云经》，令法师升高座讲解，又度僧1 000以表庆贺。对撰写《大云经疏>的僧侣一一“赐爵县公”，并且“赐紫袈裟、银龟袋”（《资治通鉴》卷二0四），以示奖赏。长寿二年( 693)，菩提流志等又译《宝雨经》，上武则天。该经是梁代曼陀罗仙所译《宝雨经》的重译，但新添了佛授记“Ⅱ月光天子”于“摩诃支那国”、“故现女身为自在主”的内容，译者也因此而受到武则天的赏赐。
武则天执政期间，始终不遗余力发展佛教。首先，她曾亲自组织80卷本《华严经》的翻译（在此之前已有60卷本）。为了表示对泽经事业的关心和支持，在《华严经》译成后，她还特意写了一篇序文。其次，她给高僧以特殊的礼遇。如，义净( 645-713)慕法显、玄奘游历印度的壮举，取海道西行求法。他于咸亨二年( 671)从广州出发，历时25年，途经30余国，于证圣元年(695)回到洛阳，带回梵本佛经近400部。当他返回洛阳时，武则天亲自出迎。又如，神秀是当时北方禅宗界的领袖，被武则夭请入京师，时时请教佛法。第三，她直接支持佛教宗派的形成。在80卷本《华严经》译成之后，武则天诏令法藏在佛授记寺大力宣传该经思想，给予充分的物质保证，推动华严宗的创立。华严宗凭借政治势力，曾风靡一时。第四，她热衷于建寺造像。著名的洛阳龙门奉先寺卢舍那佛像，就是在武则天的支持下雕凿的，据说她曾为此捐助了20 000贯“脂粉钱”，并主持了工程落成的“开光”仪式。她又令僧人怀义制作夹纻(zhu)大像①。这一大像的小指头上就可以并坐数十人，每天需要工匠10 000名，“所费以万亿计，府藏为之耗竭”（《资治通鉴》卷二0五），耗费了大量民脂民膏。
唐玄宗是著名的信奉道教的君主。开元年间( 713-741)是太平盛世，史书上称赞说，那时边疆没有战事，国内和平统一，人民安居乐业。这一政治环境和社会气氛，使最高统治者保持自信，能够容纳各种不同的意识形态。所以，当“开元三大士”（开元年间三位佛教大家）善无畏、金刚智、不空相继来华传播密教时，唐玄宗仍给予极高的荣誉和礼遇。开元二十六年(738)，玄宗亲自为《金刚经》作注，并颁行天下。
“安史之乱”后，唐王朝从繁荣的顶峰上跌落下来，国运渐衰，徭役和赋税日重，民众纷纷以寺院为逃避之所。肃宗、代宗、德宗有意保护佛教，或造寺度僧，或鼓励禅修。至唐宪宗时，崇佛活动又进入一个新的高潮。
据佛教传说，古印度阿育王在释迦牟尼逝世若干年后，借助于鬼工神力，修造84 000座宝塔，重新安放佛陀舍利。位于今陕西扶风境内的法门寺塔便是其中之一，塔内藏有佛陀指骨一节。唐代宗时，曾命名该塔为“护国真身佛骨宝塔”，十分敬重。宝塔所在的法门寺大约建于东汉桓帝、灵帝时代，原属宫廷寺庙，历经魏晋南北朝数百年，已逐步向民间开放。因塔内珍藏佛骨，所以它为法门寺增添了无限光彩。按唐代通例，该塔每30年开启塔门一次，即可使岁丰民安，国运昌盛。自高宗显庆五年(660)首次迎佛骨于官内供养起，其后各帝均竭力仿效。每当开塔之际，“京邑内外，奔赴塔所，日有数万”；“或有烧头炼指，刺血洒地，殷重至诚，遂得见之。”（《法苑珠林》卷三十八）
元和十三年( 818)冬，宪宗派遣太监，率领僧侣多人，前往法门寺再度奉迎佛骨。第二年正月，将佛骨迎至京城长安。宪宗敕令先在宫中供奉3天，然后送往京城各寺院让僧俗礼敬，从而又一次煽起全国性宗教狂热。当时，朝野震动，王公士庶，奔走相告，有焚顶烧指燃臂为供养的，有倾家荡产以作施舍的。上下仿效，唯恐落后。面对这种日益高涨的崇佛狂潮，韩愈勇敢地挺身而出，予以坚决反对。他在给宪宗的《谏迎佛骨表》中，以南朝梁武帝为例指出，奉事佛教，希求福田，其结果往往适得其反。当前之势，举周若狂，这种现象实在是“伤风败俗，传笑四方”。他提出，应将佛骨交付有关部门，投于水火，以“断天下之疑，绝后代之惑”。甚至表示：如果佛真有灵验，能作祸祟的话，那么，所有的灾难请都落到我的身上吧！
《谏迎佛骨表》触怒了皇帝，韩愈几乎因此而丧失性命。后来在一些大臣的帮助下，总算免遭杀害，但是被削去了刑部侍郎的职务，贬为潮州（治所在今广东潮安）刺史。对于这件事，韩愈始终没有后悔，不改初衷，他在赴潮州途中有诗云：“一封朝奏九重天，夕贬潮阳路八千。欲为圣朝除弊事，岂将衰朽惜残年！云横秦岭家何在？雪拥兰关马不前。知汝远来应有意，好收吾骨瘴江边。”（《左迁至蓝关示侄孙湘》）可见他没有因政治上遭受打击而放弃反佛的主张。历史上的韩愈不仅是一位文学家，与柳宗元等同为古文运动的倡导者，在文学史上有一席之地，而且还在反佛斗争中是一位逆流而上、英勇无畏的战士。他的这首诗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历史回忆。
由于佛教势力过分膨胀，泛滥成灾，在韩愈反佛精神的鼓励下，地主阶级中部分有识之士的反佛意识逐渐上升。与此同时，自敬宗、文宗起，朝廷也有了废佛意图。至武宗时，终于将废佛付诸实施了。
唐武宗是唐朝皇帝中唯一坚决反佛的。他在废佛敕书中说，随着佛教寺院的增多，僧尼队伍的扩大，耗资日益庞大，对社会生产和民众生活带来严重危害。而且，佛教无君臣、父子之礼，不事嫁娶婚配，与中国传统伦理道德发生严重抵触，难以容忍。这是他灭佛的主要动机。此外，武宗未即位时已偏好道术，即位后曾召道士赵归真等81人入宫修道场。赵归真又向武宗荐引了道士邓元起、刘玄靖等，共同谋划毁佛、灭佛。唐武宗从会昌初年( 841)起，开始做灭佛准备，至会昌五年(845)进入灭佛高潮。其结果，共拆毁寺院4 600座，招提、兰若（小型寺庙）等佛教建筑40 000余座，僧尼被迫还俗者26万余人，没收寺院土地数10万顷，查出寺院役使的奴婢15万人。
唐武宗灭佛是继北魏太武帝、北周武帝之后的义一次灭佛，因发生于会昌年间，故佛教徒称之为“会昌法难”。这次灭佛比较彻底，给予佛教以沉重打击。寺院财产被剥夺，僧尼还俗，寺庙遭废，经籍散佚，佛教宗派因失去繁荣的客观条件，从此也就由极盛而走向衰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