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要在建设高度物质文明的同时，提高全民族的科学文化水平，发展高尚的丰富多彩的文化生活，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
江泽民明确指出：
科学是先进文化的主要内容之一：“科学技术普及工作对于文明建设有着重要作用。我们不仅要靠科学技术提高物质文明的发展水平，而且要依靠科学技术的力量推进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
他认为：
“科学素质的高低，对人们利用知识、进行科学思维和提高科技创新能力，对社会生产力和精神文化的发展，有着深刻的影响”，“科学精神是人们科学文化素质的灵魂”。
并强调指出：
“科技的贫困会导致物质的贫困，也会导致精神的贫困。精神的贫困是一切愚昧和迷信产生的重要原因”，而“科学技术是战胜愚昧落后的强大力量”。
第五，高度重视社会科学的繁荣和发展，提出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同等重要。科学是“关于自然、社会和思维的知识体系”，其任务是“揭示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探求客观真理，作为人们改造世界的指南”。对于科学的这一本质，江泽民指出：
“科学技术是人类认识和运用自然规律、社会规律能力的集中反映”，“科学的发展不断揭示了自然和社会的发展规律使人类得以科学地解释自然现象和社会现象，能动地驾驭自然和社会，创造出日益丰富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
江泽民显然十分强调社会科学也属科学范围，这一点恰恰是以往人们容易忽视甚至否认的。江泽民指出：
“科学当然包括社会科学。自然科学是人类认识自然的科学。社会科学是人类认识和改造社会、促进社会进步的科学。”
“哲学社会科学，主要是帮助人们解决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解决理论认识和科学思维，解决对社会发展、社会管理规律的认识和运用的科学”，“要始终高度重视哲学社会科学在治党治国和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事业中的巨大作用”。
当今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和人们科学文化水平的提高，科学一方面呈现出高度的细化，一方面又表现出高度的融合，江泽民根据这种趋势深刻地指出，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要相互结合。他指出：
“当代科学技术的发展，使得自然科学、技术与社会科学之间相互影响、渗透，联系愈来愈紧密，由此产生的综合学科、交叉学科层出不穷，社会经济和科技已经形成一个复杂的大系统。自然科学的发展丰富了社会科学理论。马克思主义的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对自然科学研究有重要指导作用。”
为此他要求：
“要在实现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伟大事业中，加强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紧密结合，深刻认识并掌握当今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内在规律，运用科学的理论和方法指导实践。”
第六，提出弘扬科学精神，就是要坚持解放思想、求真务实、开拓创新。作为文化的物质形态，科学会产生巨大的力量；作为文化的精神形态，科学具有丰富的内涵。而且，科学首先是以文化的精神形态出现的。作为精神形态，科学是一种思维方式、观念、精神、知识体系。正因为如此，江泽民强调，“要尊重科学家独特的敏感和创造精神”，科学精神的内涵极其丰富，最基本的要求是求真务实，开拓创新。弘扬科学精神，就是要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勇于面对科技发展和各项工作中的新情况新问题，“就要热爱科学、崇尚真理”，总之“要使实事求是、探索求知、崇尚真理、勇于创新的精神在全党全社会大大发扬起来”。
科学作为精神形态，无论是思维方式、知识体系还是观念、精神，都是中性的。因为它的本性是对真理、规律的发现和技术的发明。然而这种价值中立，在一定条件下却会发生负面作用，科技伦理问题随着科技对社会、经济的影响力愈益增大而日益凸显。对此，江泽民也敏锐地加以指出：“科学技术极大地提高了人类控制自然和人自身的能力。但是，科学技术在运用于社会时所遇到的问题也越来越突出。”为此他强调：
“科学技术进步应服务于全人类，服务于世界和平、发展与进步的崇高事业，而不能危害人类自身。建立和完善崇高的科学伦理？？是二十一世纪人们应该注重解决的一个重大问题。”
从世界范围的科学发展与文化变革的关系来看，西方经过近代和现代两次科学革命，已经实现了科学的两次重大文化转向。第一次文化转向是从16、17世纪开始的，以牛顿力学作为科学文化的范例第一次确定了科学文化的历史地位；这个时期的科学文化以否定非理性文化的面目出现，倡导抽象逻辑和实验主义。整个18、19世纪，科学文化都是在牛顿力学的规范和价值的引导下发展的。20世纪初发生的科学革命，使科学发生了第二次文化转向。相对论和量子力学为代表的物理学革命，使人们对实验的最终判决作用产生怀疑，并进一步产生对人类理性的怀疑，这种怀疑因第一次世界大战导致的西方科学文化的危机，进一步促使人们对唯科学主义和理性主义的反思，之后的更为残酷的第二次世界大战、核武器出现和军备竞赛的升级，是导致20世纪西方社会中后现代主义思潮影响不断扩大的现实原因。当今西方文化出现了科学主义与人本主义对峙的局面，科学主义注重运用科学理性作逻辑与语言分析，人本主义注重以描述意识现象来解释、理解人和社会文化的本质。人本主义批判科技力量因丧失生活世界根基和人文价值导向而导致人的异化；科学主义批判人本主义缺乏科学理性的思辨因而不能以科学精神认知自然和社会。两者相互抨击被称为是“科学文化”与“人文文化”两种文化的分裂。
西方发达国家和社会出现的上述问题，可以为我们所认识和警觉，但有些做法不一定适合我国的现实情况，我们国家的科技还很落后，社会生活中对科学文化的普及还远远不够，民众的科学素养还很低，远远不能满足现代社会、经济、政治、文化发展的需要。一般说来，国民的科学素养大多是指社会民众对科学技术的最基本的理解水平，一般包括三个基本的方面：一是对科学知识的基本理解；二是对科学研究方法和过程的基本理解；三是关于科学技术对社会影响的基本理解。国民如果不理解最基本的科学知识，就不可能了解传播媒体中的科学技术信息；如果不了解科学研究的方法和过程，就会受到迷信和伪科学的欺骗；如果不知道科学对社会对自己生活、劳动的影响，就很难选择生活、接近并参与科技生活。如果国民的科学素养水平低，那么就会导致整个民族文化中科学精神的严重缺失，难以形成有利于现代化的科学文化氛围，使文化改造陷入严重的滞后状态。因此，我国正需要培育适应现代化发展要求的科学文化环境，而不是已经进入后现代化社会或工业文明和科学主义过剩的社会，现存的各种阻碍改革的封闭、保守、愚昧思想文化有待于科学文化去加以战胜。在21世纪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战略机遇期，科学文化的普及和发展是面向现代化文化动员的基础和重要组成部分。
大众的文化民主和法治的、人的全面发展的文化价值追求
一、社会主义大众的文化是一种创新的民主制度文化
民主和科学曾是新文化运动的两面大旗，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关于新文化的论述有这样一句话：
“这种新民主主义的文化是大众的，因而即是民主的。”民主是文化现代化的重要内涵。在革命战争时期，民主的大众的文化政策起到了社会动员的巨大作用，所形成的文化生力军“，其声势之浩大，威力之猛烈，简直是所向无敌的。其动员之广大，超过中国任何历史时代”。在建设时期，人民群众成为社会主义文化的建设者，大众的文化动员其目的不再仅仅是破旧，而主要是树立社会主义文化新风即立新，要形成的是一种人民民主的政治秩序；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体系更使得社会主义大众的文化性质具有法治精神内涵，它与人的自由解放所要求的人的全面发展一起，共同构成社会主义社会全面进步的文化内涵。
现在人们越来越清楚地认识到，民主是一种制度，而且必须让社会具有民主制度生成的文化基础，这种文化基础包括来自上层的文化自觉即思想理论的成熟，也包括广泛的社会动员即大众的文化自觉，以在广大人民中深入批判封建意识，启发、培育和树立起民主意识，为民主政治建设扫清精神上和心理结构上的障碍，并提供民主发展的精神文化资源。
从大众的文化层面来看，与民主和法治文化不利的是封建等级思想等旧传统观念的根深蒂固，它一方面限制着现代民主所需要的人民大众主体意识的形成，尊上卑下的等级心理与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主体人格是相对立的。另一方面，它是造成人治传统和文化专制的思想根源，限制着人们参与国家和社会事物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造成经常出现权大于法、以权代法、有法不依、人存政存、人亡政息的不良现象。社会主义民主和法治的实质是人民当家作主，要消除由清官为民作主的人治传统，依靠法律和制度来保证人民对国家事务的平等参与和有效监督。在商品经济和市场导向的社会主义社会，民主和法治还有维护公民经济参与权和物质利益的重要作用，因为商品流通和市场交换对平等的经济参与权提出了更加严肃的具体要求，公民的财产权益、公平交易权利、知情权、名誉权等都必须得到有效保护，为此，建立规范的社会经济秩序就成为基本和必须，而规范的秩序直接来源于民主和法治的有效实施。其间接但却具本质意义的因素，则是民主和法治文化所要求的人们思想深处的价值观念。因此，为了建立良好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市场经济和法治文化秩序，必须继续批判封建等级意识和人治思想观念，通过思想教育、法制宣传、法制教育、法律知识普及、基层民主实践、明确公民权力与责任义务等形式，培育现代民主意识和法治精神。
从思想理论的方面看，近代民主制度产生于市民阶级即早期欧洲资产阶级要求参与国家政治生活的启蒙运动，并作为一种国家政治体制和一项制度在法律上确定下来。资产阶级国家民主其性质决定了主要是资产阶级民主或维护资产阶级专政利益的民主。在社会主义国家，社会主义民主其性质决定了主要是人民当家作主或维护人民民主专政利益的民主。但由于现实的社会主义作为实践历时还很短，在民主作为制度这方面的思想理论还很不成熟。
二、社会主义制度建设的理论缺失与认识发展
相对于其他方面的政治建设，社会主义的法制化和民主政治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等方面一直处于滞后状态，其原因既有实践上的失误，也有着深层的认识上的原因。由于受到具体、历史和现实等条件限制，社会主义在关于制度的功能和建设的目标等许多方面，在马克思主义创始人那里就不完整，领导现实社会主义的无产阶级政党领袖又存在过认识上的失误，从而导致社会主义制度建设乃至政治发展经历了曲折。改革开放以来，党的第二、三代领导人实现了认识上的丰富和发展，党的十六大在提出政治文明概念的同时又明确指出：
“要着重加强制度建设，实现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制度化、规范化和程序化。”
这是社会主义政治发展上的标志性文献，反映出马克思主义政党对社会主义制度建设认识上的一次深化。
（一）马克思主义关于制度的一般逻辑
马克思主义与对社会制度的认识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马克思恩格斯深入研究并论证了社会根本制度更替与人类社会发展的辩证关系。恩格斯明确指出：
“一定历史时代和一定地区内的人们生活于其下的社会制度，受着两种生产的制约：一方面受劳动的发展阶段的制约，另一方面受家庭的发展阶段的制约。”
人的本质“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这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在一定意义上社会关系的稳定形式就是制度，也就是说，某种社会关系或活动方式需要稳定化和规则化时，制度就会产生，制度即是关于人们从事社会生产和生活的各种社会关系、活动方式的稳定形式及其相应规则。正是通过制度，社会才能把人与人之间、人和物之间以及自然和社会之间联系起来，并按照一定秩序和目标行动，人们才能从事有组织的社会生产和有秩序的社会生活。人类在不断生产和再生产物质文明和人类自身文明的同时，也不断生产出适合物质生产力和人类自身生产力、体现生产关系和社会关系的各种制度。
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都有自己的制度，在各种制度中最主要的有经济制度、政治制度、文化制度、法律制度、家庭婚姻制度等。制度又具有多层次性：第一层次为根本制度，包括根本的经济、政治、文化制度。根本制度体现社会的性质，决定其余层次；第二层次为管理制度，包括法律、法规、体制、政策等，是社会根本制度的体现；第三层次为具体化的规章制度，是由具体的社会群体根据第一层次和第二层次的制度，结合其组织的特点而制定的人们具体行为的依据。
自从国家产生以后，上述这些制度就组成为国家的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总称为社会制度。因此，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说：
“国家是文明社会的概括。”可以说，社会、国家的存在与发展、更替与兴亡，都有制度作用的因素。制度发展与社会文明相伴而行，人类改造社会关系的成果，集中表现为经济制度、政治制度和文化制度的不断完善与创新发展。根据对“制度”与“文明”两词现有的理解，一定历史条件下形成的社会关系和与此相联系的社会活动的规范体系的进步状态及其积极成果也可以说是制度文明，或者说，凝聚着人类制度建设的共同经验和智慧，体现着人类制度进化和发展的普遍趋势和共同轨迹的东西，也都是人类文明的象征。文明则反映着社会的正向发展并具有一定的历史继承性。
马克思和恩格斯研究和剖析的重点是资本主义制度，他们以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理论为基石，从人类政治解放的历史视角，既肯定了资本主义文明是对封建主义的进步意义，对资本主义的制度给予了“近乎赞美”的评价：
“它创立了巨大的城市，使城市人口比农村人口大大增加起来，因而使很大一部分居民脱离了乡村生活的愚昧状态”；“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
他们也对资本主义制度的严重弊端和历史缺陷进行了深刻剖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