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现代化是世界现代化进程的一个部分，面对世界现代化潮流的巨大冲击，已经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国，处在社会变革、社会动荡和社会转型的历史阶段。告别封建时代走向工业文明是这一现代化的必然趋势和前进方向，不论其进程是否顺利。这就是中国社会变革道路抉择的方向。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历经技术改造、政治（制度）革命、文化运动，其实只是在道路抉择这一历史关头的“主义”抉择。因为主义就是人们共同行动的目标，任何一种社会改造道路都需要有其主义和行动。而不论何种社会都有惰性，发展到一定程度就会出现停滞现象，故须掀起新的思想启蒙运动，以成为促进社会进步的旗帜。这就是我们所坚持的马克思主义观点：没有革命的理论便没有革命的行动。然而在旧中国这种被旧习惯所支配的社会中，封建文化自身难以产生现代文明的新思想“，因此往往需要输入富于新理想的主义，开拓出一个改革的基础来”。五四运动之后，各种思潮蜂拥而起，首先爆发了中国现代化道路抉择上的主义之争。其中在实用主义、无政府主义、基尔特社会主义与马克思科学社会主义等思想之间展开了三次大论战。
历史已经明证，论战只是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因为任何一种主义取得胜利都不是由论战本身所裁定，而是必须具备取胜的要素。其要素是什么呢？
首先，必须蕴涵中国社会文化因现代性变革而缺少并急需的文化和现代化资源。也就是说，中国要摆脱封建时代走向工业文明，封建文化将被淘汰，传统价值体系已经残缺不全，新的价值体系必须对之加以彻底改造，使旧存的传统体系脱胎换骨。
其次，必须是世界文明最新进程的文化集大成者。毫无疑问，工业文明是当时世界范围的先进文明，然而最先产生工业文明的欧洲等西方国家，其文化劣根性已经越来越多地暴露于世人面前，近现代中华民族对此有着深切认识。因此，“要先进文明，但不要西方列强的殖民文化”，这是民族的呼声，也是社会各阶层的认同。
第三，也是最重要的，就是必须能够与中国现实社会相融，并且融于文化深层和社会整体的变革之中，而不是流于层面和形式。文化的变革不但需要来自社会上层的精英文化自觉，而且必须赋予社会文化结构的深层次变动，也就是说需要一个全社会的革命性动员。五四以前的中国，从技术救国、共和主义到新文化运动，都因不满足这个条件而失败。对于外来文化尤其如此。一种外来文化在未与当时当地的社会文化环境相结合之前，是无法存在下去或发挥其应有社会功能的。外来文化在试图改造本土文化的过程中，其自身也必须根据变化的环境加以调整或被改造，以便被吸收融化并本土化，才能成为一种优势文化。
而新文化运动先进知识分子的“问题”与“主义”之争，结果则表现为两种主要趋势，倾向于社会主义者，虽然坚持“主义”，但开始主动深入到工人农民中去研究他们的具体问题，以寻找解决问题和社会变革的具体道路。而宣扬“问题”的少数自由主义人士，反而只是去“整理国故”了，没有能够继续正视中国社会所面临的最紧要的经济和社会变革问题，缺少对实际问题的研究也就提不出切实问题和解决问题的方案。历史事实说明，不管什么人坚持什么主张，他都必须能够将自己的主张贯彻到现实的社会土壤里，投身到社会改革的现实中去。
马克思主义及其科学社会主义文化在中国民主革命的历史性胜利，必然有着自身的优秀品质，它被中国的先进分子即中国共产党和工农群众所掌握，并与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社会运动密切结合，生成新民主主义的新文化。这里让我们来简要分析这一先进主义和先进文化的主要优秀品质。
马克思主义理论和科学社会主义价值体系并非与中国传统文化协调一致，而是从一开始就同中国封建文化因性质不同而产生冲突、不相妥协。根据目前理论界的研究，至少存在这些方面的不一致：在历史观上，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与中国传统的“圣人史观”并不一致；马克思主义充满辩证法的斗争哲学与中国传统哲学的中庸思想、调和论等并不一致；马克思主义关于个人独立、自由、解放以及人民民主的政治思想与中国传统政治伦理中的忠君观念并不一致；马克思主义关于尊重规律、尊重生产实践的科学精神与中国传统文化中的迷信思想和直觉主义并不一致；马克思主义关于无产阶级代表先进生产力并通过暴力革命夺取政权的革命学说与中国历史上的农民暴动经验并不一致；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大生产的理论与中国传统的小农经济思想和小商品意识并不一致，等等。这些不一致的本质恰恰在于马克思主义是代表工业文明时代的先进文化，它与代表封建农业文明的腐朽文化之间的不合是历史的必然。马克思主义的个人独立、自由、解放，人民民主思想，科学精神，社会化大生产理论等所具有的文化特质，恰恰是具有数千年农业文明和宗法社会积淀而成的中国传统文化现代化所缺少的；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充满辩证法的斗争哲学，关于被压迫民族解放的学说，关于无产阶级革命学说等所具有的文化特质，又恰恰是近现代中国社会变革的理论武器。鸦片战争之后中国社会内外抗争的历史事实反复证明，要同时推翻压在中国人身上的几座大山，必须要进行彻底的社会革命，必须产生彻底革命的理论指导，这就是革命理论与革命实践的辩证法。
另一方面，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创立自己学说的过程，不但是吸收与资本主义工业文明相辅相成的政治、经济和文化思想成果的过程，而且也是对西方文化传统和资本主义的弊病进行激烈批判的过程，这就使得马克思主义成为近代以来西方文化中科学成就和人文精神的最高文明成果。虽然在事关人类共同理想的文化观念上，马克思主义的共产主义理想与中国传统的“大同”理想，马克思主义反剥削反压迫的主张与中国传统的“均贫富、等贵贱”等一些朴素思想要求，在表面上有相似之处，但在本质上，他们是建筑在不同经济基础之上的完全不同的两种意识形态和社会政治理想。马克思主义与封建主义的本质差别，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社会先进分子中传播并不等于在中国社会文化中扎根，马克思主义及其科学社会主义文化价值体系融入中国社会并开花结果，非要经历一个马克思主义者普遍的文化自觉并与广泛深入的社会动员相结合的实践过程不可，这就是历史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必然要求。因此，马克思主义要在中国无产阶级的革命历程中找到自己的接受者、传播者和社会实践者。五四运动、中国共产党诞生、新民主主义理论和新民主主义革命运动就是应运而生的一系列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这种进程，使得由此产生的新民主主义文化成为中国这一革命历史时期的最先进文化。
然而，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与作为主流的新民主主义文化的形成并非一帆风顺，甚至是艰难曲折并付出沉重代价的。中国社会经历了对马克思主义新文化的接受和进行新民主主义的社会改造两个重要历史阶段。
五四运动之所以伟大，并不在于仅仅有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而在于中国社会有了对马克思主义从认识上到实践上的飞跃，马克思主义被中国最先进的阶级---工人阶级的先进代表所掌握，并开始与工人运动相结合，从而初步形成了先进阶级的文化自觉。五四运动因此成为中国文化迈向正确的现代化征程的真正开端。中国马克思主义的先驱李大钊就是第一个自觉地运用唯物史观去分析和研究中国社会的，是认识马克思主义对中国现代化具有指导意义的第一人。他早在《Bo1shevism的胜利》文章中就有了对马克思主义信念的明确表达，马克思主义与俄国革命相结合的布尔什维主义的流行，李大钊认为“实在是世界文化上的一大变动”。他于1919年和1920年先后写了《物质变动与道德变动》和《由经济上解释中国近代思想变动的原因》等文论，运用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这一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对中国封建社会文化进行了深刻剖析，尖锐指出传统伦理的基础是中国的农业经济和宗法家族制度，儒家伦理之所以在中国居统治地位两千年之久，是因为适应中国两千年未曾变动的农业经济，即有其经济上的基础。同时批判了新文化运动中的封建复古倾向，认为近代西方的工业经济必然冲击中国的农业经济，西方的人权平等和民主政治必然动摇中国的专制政治，由此必然从根本上动摇传统的伦理基础，代替封建统治阶级伦理体系的必然是工业文明基础上的劳动人民的新伦理文化，从而论证了文化变革将以新道德代替旧伦理的历史必然性。并且进一步深入而又辩证地指出，要彻底消除旧伦理、产生新伦理，必须改变社会基础，对社会问题作根本解决。继李大钊之后，瞿秋白、陈独秀、萧楚女、恽代英、李达等也较早开始自觉地运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研究文化问题，把马克思主义当作科学的方法论。五四运动以后第一批马克思主义者在传播马列主义方面有着不朽的贡献，但更为重要的是对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道路的探索，它不仅事关马克思主义能否扎根中国这一文化本身的问题，而且关系到中国现代化的道路抉择问题，实质上是中国社会能否实现深刻变革的问题。虽然马克思主义毫无疑问地被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认为是主张社会彻底变革的理论，但问题是，社会变革的现实道路怎样走才是正确的。这就要求马克思主义者首先必须对中国社会的历史状况和社会变革的条件作出正确的分析判断，产生出正确的革命道路理论。于是，五四运动后中国马克思主义者首先要解决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两大问题就是，找到实践力量与进行具体指导的理论的创新。中国共产党的诞生作为一个历史性成就，使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有了自己的新角色，为完成新民主主义的社会动员和理论创新找到了自己的领导力量。从此，马克思主义作为先进文化与先进阶级的先锋队结合在一起，投入到了中国社会轰轰烈烈的变革实践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