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必须有勇气
1913年5月——罗莎·卢森堡
疯狂的扩军备战的结果是议会主义的可耻破产。德意志议会内各色各样的资产阶级反对派都销声匿迹了，没有任何一个扩军的法案不是被政府的忠实走卒（MaMeaaa）顺利通过的。只要政府吹一次口哨，议会就像一只鬈毛狗那样跳起来。当出兵中国（1900年）已经准备好了的时候，帝国议会的议员们躲在家里不出面，然后这些资产阶级的代表们像狗一样恭顺地替政府为此耗费的钱财开脱一切责任……我们社会民主党人，如果还对议会主义抱什么期望，那还配称为社会民主党人么？社会民主党政策的重心应该转移到群众中去，议会仅仅是一个讲坛，议会活动的意义确实是有的，就是从这个讲坛可以对群众进行社会主义的宣传鼓动，以此影响群众，为的是在必要的场合使群众能够行动起来，这点近来已有充分的证明。有人常常手里拿着现金出纳簿和党员名册对我们肯定地说，我们党员的数量还不够多，我们的基金非常有限，不足以进行大规模的发动。啊，这些打小算盘的会计能手！……
不应该犯低估我们的力量、低估广大群众的自发力量的错误，因为对我们自己力量估计不足所造成的危害性，远远超出于过高估计我们力量的危害性。我们应该对无产阶级群众说，如果经过50年的发展以后，今天我们的队伍已经拥有百万之众，那末，这不仅说明我们足以自豪，而且说明我们必须行动起来……我们应该在实现我们的任务时表现出像某些资产阶级革命家所表现的那种勇敢、果断和坚毅不拔的精神，丹东在他有名的演讲中只用三个词表达出这种精神的实质：“勇敢、勇敢、再勇敢！”
赏析：
罗莎·卢森堡（1871~1919）德国社会民主党和第二国际左派领袖之一，德国共产党创始人之一。生于波兰。1893年参加创立波兰社会民主党及其机关刊物《工人事业》。1897年移居德国，积极参加德国工人运动，对伯恩斯坦主义进行斗争。1905年参加俄国革命后回到华沙，不久即被捕。1907年起从事德国社会主义运动，成为革命的激进左翼领导人。1913年发表反军国主义演说而被监禁。1919年1月15日与卡尔，李卜·克内西一道被艾伯特反动政府杀害。
20世纪初，德国军国主义者与老殖民主义者力图重新瓜分世界，用所谓的“爱国主义”欺骗人民，要人民充当他们的炮灰。为了捍卫马克思主义的原则，揭露帝国主义与军国主义的阴谋，卢森堡发表了这篇演说。她以大量的事实，用幽默的语言，讽刺了“一只鬈毛狗那样”的议会形象，批评了社会民主党机会主义路线的错误，要求“不应该犯低估我们的力量、低估广大群众的自发力量的错误”，“我们必须行动起来，……表现出勇敢、果断和坚毅不拔的精神……勇敢、勇敢、再勇敢”！
在三巴朗法庭受审时的声明
1917年——莫罕达斯·艾尔姆昌德·甘地
经法庭准许，我发表一个简短声明，说明我为什么采取极为严重的步骤，看起来似乎是违背了根据《刑法》第114条所发布的命令。在我看来，这是地方政府与我的意见有分歧的问题。我到这里来的动机，是要为人道和国家服务。我是应一个紧急的请求到这里来帮助农民的。据他们说，他们受不了种植园主的不公平待遇。不研究这个问题，我就不能对他们进行任何帮助。因此，我到这里来，如果可能的话，想在政府和种植园主的帮助下来研究这个问题。我没有其他动机，也不相信我到这里来会扰乱公众治安和造成生命的损失。我自问在这类事情上是有一些经验的。然而地方政府却有不同的想法。我完全谅解他们的苦衷，也很了解他们只能根据他们所得到的情报来办事。我是一个奉公守法的公民，我的第一本能应是服从政府对我发出的命令。但是，我如若这样做，就不能不违反我对那些请我到这里来的人的责任感。我觉得我现在只有留在他们当中才能帮助他们。因此，我不能自动地引退。在这两种责任的冲突之中，我只好把要我离开他们的责任归于政府。我充分意识到这件事实，就是在印度的公众生活中，具有像我这样地位的人，应该小心翼翼地以身作则。我深信在我们现在所处的这样复杂的体系中，犹如我现在所面临的环境一样，一个有自尊心的人的惟一安全而荣誉的做法，就是，做我所决定做的事情，那就是，接受不服从的处分，而不提出抗议。
我冒昧作这个声明，并不是希望我应得的处分有所减轻，我只是说明我所以违背命令并非不尊重合法的当局，而是要服从我们生活中更高的法则，那就是良心的呼唤。
赏析：
莫罕达斯·艾尔姆昌德·甘地（1868～1948）印度民族运动领袖，有“圣雄”、“国父”之称。生于土邦大臣家庭。早年留学英国，学习法律。1891年学成回国后，在孟买高级法院任律师。1893年去南非，任一印度大商业公司的法律顾问，旋即投入反对南非种族歧视斗争，首创“非暴力主义”。1915年回国，投身民族解放斗争，多次发动反对英国殖民统治的“非暴力不合作”运动，提倡精神感化和阶级和平，主张社会改良和道德复兴，提高贱民地位。曾多次绝食，数次被捕。1948年遇刺身亡。
1917年，甘地应邀到三巴朗县调查佃农受剥削虐待的情况。他先受到当地种植园主的威吓，后被当局勒令离开，接受传讯。本篇就是他在三巴朗法庭传讯时发表的声明。与一般庭辩的唇枪舌箭、针锋相对不同，甘地的声明以退为进，用语婉转，态度谦逊，说明巧妙。他承认违背离开三巴朗的命令是一个“极为严重的步骤”，但这仅是他与地方政府之间的一种意见分歧，可以通过相互谅解和协调取得一致。他希望“在政府和种植园主的帮助下”完成自己受委托的使命：为人道和国家服务。但他正处在“服从政府命令”和“留在农民中间帮助他们”的两种责任的冲突之中。这就容易取得当局对他的谅解。这是甘地“非暴力不合作”的一个具体体现。
自由人民对贪婪权势的斗争必胜
1918年9月尤金·维克托·德布兹
法官先生：
多年前，我认识到我同所有的人都有亲密的关系，同时，我下定决心，我要同地球上最下层的人同甘共苦。当时，我曾说过，现在我也这样说：只要有下层阶级，我就是它的一员；只要有一个犯人，那就是我；只要有一个人被监禁，我就没有自由。
如果判决我的法律是一种好的法律，那就没有理由不对我宣判。我听到法庭上所说的一切都支持这种法律，都证明这种法律有理，但我的思想始终没有改变。我把它看做是专制暴君的法律，它公然同民主原则和自由精神相对立。
法官先生，我已经在这个法庭声明过，我反对现存的政府体制。我反对我们生活在其中的社会制度。我坚信这种政府体制和社会制度必须改变——但要用完全和平的和有条不紊的方式。
法官先生，我和所有的社会主义者都相信，国家应该拥有并控制它的产业。如同一切社会主义者所相信的那样，我相信，象产业和生活的基础等为人们共同需要和共同利用的一切事物都应该为人们所共有，它不应成为极少数人用来发财致富的私有财产，而应成为全体人民的共同财产，并按照全体人民的利益进行民主管理。
法官先生，我被指控为士兵的敌人。我希望，当我说我相信士兵们不会有比我更加同情他们的朋友，我决不是往自己脸上贴金。要是我能够实现自己的道路，士兵也不会存在了。但是，法官先生，我认识到，他们正在作出牺牲。我想念他们，我同情他们，我关心他们。这就是为什么我用极其微薄的力量一直在进行工作的理由之一。这种工作就是要在我国造成一种能够同士兵们在过去和现在所作的牺牲完全相称的状况。
法官先生，我想对我的辩护律师表示感谢。他们不仅用卓越的法律才能，而且用他们个人的感情和忠诚为我辩护。对此我深有感受，并且永远不会忘怀。
法官先生，我不请求宽恕，我也不要求赦免。我认为正义最终必将胜利。我从未像现在这样更清楚地认识到，以贪婪的权势为一方，以正在崛起的自由人民为另一方，正在进行伟大的斗争。
我能够看到人类更加美好的时代的曙光。人民正在觉醒。到了适当时候，他们一定会得到应该属于他们的一切。
航行在热带海洋上的水手为了摆脱单调枯燥的天文钟而寻找安慰，便把目光转向在颠簸飘摇的大洋上空红光熠熠的南十字星座。当午夜降临，南十字星座开始下沉，于是各种旋转的天体都改变了自己的方位。全能的上帝用星星作为指针在宇宙大钟的钟面上标志着时间的转换。尽管没有钟声传报喜讯，但嘹望员却知道午夜正在消逝——欣慰和安宁就在眼前。
愿世界各地的人都鼓起勇气和希望，因为十字星座正在下沉，午夜正在消逝，欢乐也正在伴随黎明同时降临。
法官先生，我感谢您，我感谢法庭上所有给予我礼遇和好意的人，对此我将永远不会忘却。我准备接受您的判决。
赏析：
尤金·维克托·德布兹（1855～1926）美国左翼劳工领袖，社会党创始人。早年曾当过铁路工人。1875年，参加“机车司炉兄弟会”，历任分会书记、全国委员会书记。1884年当选为印第安纳州众议员。1894年领导铁路工人罢工，被监禁。1897年创建美国社会民主党，1901年将社民党改组为社会党，并成为该党领袖和鼓动家。曾5次以社会党候选人资格参加总统竞选。1918年因反对英国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支持十月革命和“阻挠征兵”被判处10年徒刑。他宣称自己是“彻头彻尾的布尔什维克”。列宁称他是“美国社会主义者最有声望的领袖”。
本篇是德布兹于1918年9月在法庭判决前的演说，表现了一个社会主义者的坚定立场：反对现存的社会制度和专制法律，自由人民对贪婪权势所进行的伟大斗争必胜。演说的结束语十分鼓舞人心，以高昂的激情、形象的比喻预示了革命的曙光必将降临：“十字星座正在下沉，午夜正在消逝，欢乐正伴随黎明同时降临。”
国家的危险来自贪婪者
1919年——克莱伦斯·西华·达罗
如果你们想除去每一位社会主义者、每一位共产主义者、每一位工会主义者、每一位煽动分子，那么有一个办法，就是治愈社会的疾病。
你们不能以造监狱的方式来做；你们不能使监狱变得足够大，使刑罚变得更加严酷，以勒死“不满”的方式来治愈“不满”。革命是不可能的，大不满是不可能的，除非这种大不满有其基本的原因。人，天生是服从的，非常地服从。
如果一个陪审团剥夺一个人的自由，因为这个人所做的正是世界上其他人类试图去做的，因为这个人试图让他的很多同胞以他看待事物的方式去看待事物，以便可能改变法律和制度，让工人有较好的机会，那么，我们对于这样一个陪审团会有什么想法呢？
地方检察官通常都是突然生气而无法控制自己。这些人有罪，因为他们的纲领刊在激进的文件上。这个案子中，官员的困扰是：他们想改变一般的血液，一直到美国没有充满活力的人，一直到美国没有敢站起来的充满活力的人为止。
我不知道什么恶意以及致命的影响力，能威胁州检察官办公室，使他们会进行这样一种控告；但我知道，这个共和国的敌人不是工人，他们为了财富献出他们的生命、力量和血汗，他们的生命浇铸了黄金，造成了美国的傲慢和贪婪。
我相信，自从世界开始以来，做工的人所得到的比他们应该得到的少得多，而我高兴地看到工人正努力去得到更多。我不要剥夺他们的那种希望和启示，因为如果你剥夺了这两者，人就没命了。
我正从事一项困难的工作，试图保存宪法而不破坏它。我正努力为这个国家的人保存他们已经舍弃的自由。我很难体认到，那些有力量、有点智力的人，竟然会试图去恐吓男人和女人服从他们的意见。
我们在没有这种“侦探法律”的情况下，摇摆前进了150年，我们表现得很好，这种“侦探法律”来自何处？它来自想钳制批评的人，来自想限制你的大脑和我的大脑的人。而如果我们让他们在这个世界得逞，那么，每个人如果想求得安全的话，就应该在嘴唇上装一个挂锁，只有在吃东西时才拿下，在吃完以后又反锁起来。
没有人会敢以比低语更高的声音说话，没有人会在加入一个组织时感到安全，不管他加入组织是为了美国自由、苏俄自由、爱尔兰自由或任何自由，因为“自由”一词是美国语言中最危险的词语。
很快，美国就会为以下的事情感到羞耻：懦弱地试图根据这种法律，把人关进监狱；钳制思想和言论自由，把一度自由的土地变成疯人院。
这个国家的危险不是来自工人。这个国家的危险，来自一些不崇拜上帝而崇拜贪婪的人；来自这样一些人，他们盲目，但忠于他们的黄金偶像，所以他们会毁灭美国的宪法，毁灭言论自由和出版自由。
这样会瘫痪人类的脑；这样会威吓人类的心；这样会以牢狱和监禁威胁每个敢思想、敢希望的人。而我相信我一生不会有一个时候——无论报应或者是什么一会不奉献出天生的力气、勇气和力量，去为弱者或穷人辩护，去为那些在黑暗中织布、使别人有衣服穿的人辩护。
各位！贪婪的力量是惊人的。我已经以自己的方式打了很多年的这种仗，我试图以仁慈的方式去进行。我从不谴责个人。我体认到：工业巨子也是由像我一样的本质构成。我知道他们为这种狂热所驱使，他们不能忍受阻止他们获得黄金的障碍。我知道他们会破坏自由，以便保护既有的财产。
世界刚经历一次大战争。世人疯狂，我们全都疯狂。我不喜欢这样认为：我们经历这一切却没有什么结果。
我也是梦想者之一：认为从欧洲战场的火、烟和灰烬中，可能会产生一个比以前世界所有过的更光明、更美好、更公正的文明；而从人类的无限痛苦中，人可能变得更仁慈，更有人性，并且一般人能获得一个更好的机会。
我还没有失去一种信心，那就是：世界上所有穷苦和受压迫的人，将会有一个机会去尽量改变他们的情况。但“金钱”、“财富”这两者还是与以前一样贪婪，没有从世界的悲苦中学到什么，它们说：
“不，我们的所有特权必须保存；战争中虽然流了血，但不会得到什么。而只要有一个人胆敢提高声音，要求新的境况或要求一个较好的世界，那么，我们将把他送进监狱。”
亚瑟·培生是默默无闻的，他不为人所知；他是穷苦的，工作了一辈子，但他的论据深入你的自由和我的自由的基础。
如果有个人竟然说：他们能够把他这样一个人关进监狱，毁了他的家，而事实上这个人没有罪，他惟一的污点是他爱他的同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