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辽先叙旧情，当关羽表示愿以死相拼时，张辽说，你这一死有三个罪过。其一，你与刘备桃园结义，刘备刚战败，你就战死，使他失去臂膀，又怎么会再起东山？其二，刘备将亲眷托付与你，你死了，她们将因你之死而死；其三，你文治武功，不图协助刘备匡扶汉室，逞匹夫之勇，算不上一个忠义之士。这一二三如声雷俱下，一锤紧似一锤，句句敲在关羽痛处。关羽生性傲岸、为人耿直，自然受不得这三重罪过重压，不得不就范，但关羽毕竟是关羽，虽然接受曹操“三日一小宴，五日一大宴”，接受千里赤兔良驹，依然心念兄长，才演出了后来过五关斩六将的精彩一幕，名垂青史，传为千古佳话。就论辩而言，张辽的言语，与晏子数罪相类似，以情以义为基底，切中要害，攻心为上。
另外，除了察言观色，审时度势之外，针锋相对的论辩也是不可缺少的，尤以简要为上，一直在翻找，忽见金圣叹评人物性格一段，权且不论论得是否适宜，论辩之中有这番言语也了得了。
或问于圣叹曰：鲁达何如人也？曰：“阔人也。宋江何如人也？曰：秧人也。曰：林冲何如人也？曰：毒人也。宋江何如人也？曰：甘人也。曰：“杨志何如人也？曰：良人也。宋江何如人也？曰：歹人也。曰：“阮七何如人也？曰：快人也。宋江何如人也？曰：厌人也。曰：李逵何如人也？曰：真人也。宋江何如人也？曰：假人也。曰：吴用何如人也？曰：捷人也。宋江何如人也？曰：呆人也。曰：花荣何如人也？曰：雅人也。宋江何如人也？曰：俗人也。曰：卢俊义何如人也”曰：大人也。宋江何如人也？曰：小人也。曰：石秀何如人也？曰：警人也。宋江何如人也？曰：钝人也。……
（《水浒》第二十五回首总评）
论辩离不开言辞，离不开语言，语言中蕴含着哲学智慧和逻辑力量，层层的推理有如剥茧抽丝，娓娓道来似家常话题。……“不是什么，却能粘住一切”，高尔基对这一个流行于俄罗斯民间的迷语的破解是——语言。是的，能粘住一切的是语言，尤其是论辩语言。要做到讲演有敏捷的思维、缜密的推理固然重要，但语畜的雕琢也是必不可少的。如果为雕琢而雕琢也是过犹不及，舍本求末，喧宾夺主，处理好这其中关系，想来还须实践中进行锤炼。
辩论与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
《墨子·小取》说：“夫辩者，将以明是非之分，审治乱之纪，明同异之处，察明实之理；处利害，决嫌疑。”其大意是：进行辩论，是为了明确是和非的区别，审查治和乱的规律，弄清同和异的所在，考察明和实的道理，判别利害，决断嫌疑。这段话将辩论的社会功用已经说得比较明确而全面了。在今天，辩论已经渗透到人们的政治生活、经济生活、文化生活、社会交往乃至家庭生活的各个方面，因此，辩论的社会功用也就显得更加重要了。
辩论的社会功用，概括起来主要有以下几点：
真理由辩论确定
真理和谬误都是认识论的基本范畴。辩证唯物主义认为，真理是人们对客观事物的本质及其发展规律的正确反映，谬误则是人们对客观事物的本质及其发展规律的歪曲反映。真理的内容是客观的，一切真理包含着不依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内容，都是客观真理。真理的形式是主观的，是主体在实践基础上进行能动的认识活动的结果，表现为一系列的概念、判断、推理、原理、定律等组成的理论体系。真理与谬误是对立的，同时又是统一的，并在一定的条件下相互转化。首先，一切真理都是具体的，没有抽象的真理。在特定的条件和范围里，真理具有确定性，如果超出了这一特定条件和适应范围，真理就转化为谬误。如达尔文的生物进化论在生物学意义上是真理，而将它应用于人类社会就变成了谬误。其次，真理是发展的，是一个过程。任何真理都是绝对真理与相对真理的统一。因为世界上的一切事物都是在不断发展变化的，如果人们的认识不能随之而不断发展变化，成为凝固、绝对的东西，那么，真理性的认识就会变成谬误。还有，真理是全面的，是一个完整的体系，如果把对事物中个别、部分、方面的认识夸大为全体、整体的认识，这时真理就变成了谬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惟一标准。脱离实践，违背客观事实，主观主义、主观盲目性以及认识方法上的死板和僵化，这是谬误产生的根源。在认识过程中，谬误不仅常常伴随着真理而出现，并且往往是通过揭露、批判和纠正谬误而达到真理。
俗话说：“真理愈辩愈明。”马克思也曾强调指出：“真理是由争论确定的。”辩论的本质就在于通过争辩区分正误，辨识真伪，判断是非，达到对真理的认识。辩论的过程就是揭露、批驳谬误，证实、昭彰真理的过程。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提出：
“百花齐放是一种发展艺术的方法，百家争鸣是一种发展科学的方法。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这个方针不但是使科学和艺术发展的好方法，而且推而广之，也是我们进行一切工作的好方法。这个方法可以使我们少犯错误。有许多事情我们不知道，因此不会解决，在辩论中间，在斗争中间，人们就会明了这些事情，就会懂得解决问题的方法。各种不同意见辩论的结果，就能使真理发展。”又说：“真理是同谬误对立的。在人类社会和自然界，统一体总要分解为不同的部分，只是在不同的具体条件下，内容不同，形式不同罢了。任何时候，总会有错误的东西存在，总会有丑恶的现象存在。任何时候，好同坏、善同恶、美同丑这样的对立，总会有的。香花同毒草也是这样。它们之间的关系都是对立的统一，对立的斗争。有比较才能鉴别；有鉴别，有斗争，才能发展。真理是在同谬误作斗争中间发展起来的。”
“双百”方针的贯彻实施，带来的是真知灼见的不断涌现和文学艺术的繁荣。在阶级社会里，反动阶级为了维护其反动统治，总要制造种种反革命舆论来欺骗人民群众，蛊惑人心；而代表历史前进方向的先进阶级及其政党为了教育群众、揭露敌人，就要据理力辩，从而使其真理得以宣传、昭彰，使谬误得以揭露、批判。许多无产阶级革命家的辩论性的演讲，无不显示出了这种灼人耀眼的战斗光芒。在人们的认识领域里，真理的发现、检验、维护和发展是一个复杂的过程。在开始时真理往往只为少数人所掌握，要使真理为多数人所接受，并成为他们为之奋斗的目标和理想，就不能不经历一个同谬误斗争的过程。而这种斗争形式经常表现为辩论。通过辩论，摆事实，讲道理，阐明真理的正确性，揭露谬误的错误性和危害性，使真理在克服、战胜谬误的过程中得以发展。人类自身发展进步的历史，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进化史，无不是通过各种形式激烈的辩论，开展真理与谬误的斗争，最终达到真理战胜谬误的目的。
自身权益由辩论维护
一个人在社会上生活，不可能事事都顺利、如意，有时难免会受到他人的攻击、诽谤、诬陷。这时，我们用以自卫的武器不是拳头或刀枪棍棒，而往往是使用以口才艺术为手段的辩论，通过“三寸不烂之舌”的滔滔雄辩来维护自己的声誉、尊严和权益，推倒加在自己头上的各种诬陷不实之词，甚至挽救自己的生命。
《史记·淮阴侯列传》中写了汉初蒯通在生死关头的一次辩论，原文如下：
高祖已从稀军来，至，见信死，且喜且怜之。问：“信死亦何言？”吕后曰：“信言，恨不用蒯通计。”高祖曰：“是齐辩士也。”乃诏齐捕蒯通。
蒯通至，上曰：“若教淮阴侯反乎？”对曰：“然！臣固教之。竖子不用臣之策，故令自夷于此；如彼竖子用臣之计，陛下安得而夷之乎？”上怒曰：“烹之！”
通曰：“嗟乎，冤哉烹也！”上曰：“若教韩信反，何冤？”对曰：“秦之纲绝而维弛，山东大扰，异姓并起，英俊乌集。秦失其鹿，天下共逐之，于是高材疾足者先得焉。跖之狗吠尧：尧非不仁，狗固吠非其主。当是时，臣唯独知韩信，非知陛下也。且天下锐精持锋，欲为陛下所为者甚众，顾力不能耳，又可尽烹之邪？”高帝日：“置之！”乃释通之罪。
当时，蒯通以一介文弱书生，面对消灭项羽、统一天下的汉高祖刘邦，是没有什么力量可与之抗衡的，赖以自卫的武器只能是辩论。他处于将被刘邦置鼎锅烹煮的生死存亡关头，言辞得体，终于打动了刘邦的心，使其改变了主意，得以死里逃生。
我国今天是社会主义的民主与法制社会，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有可能发生个人名誉权、隐私权、知识产权和经济利益等受到侵犯的情况，这就需要通过法律的手段来维护自己的正当权益。有些法律诉讼，常采用公开辩论。在刑事诉讼和民事诉讼案件中，没有判定和裁决之前，公诉人、原告、被告、被告代理人、辩护人等之间，都可依法就事实是否准确、运用法律条文是否得当等问题，进行公开的法庭辩论，保证法律行使的严肃性、公正性和正确性，以维护当事人的正当权益。
文学由辩论而发展
1957年2月，毛泽东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文中指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是促进艺术发。展和科学进步的方针，是促进我国社会主义文化繁荣的方针。艺术上不同的形式和风格可以自由发展，科学上不同的学派可以自由争论。”其基本精神是在人民内部发展社会主义文艺民主和学术民主，主张在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前提下，艺术上的不同形式风格和流派可以自由发展；科学上的不同观点、学派可以自由讨论和互相竞赛。艺术和科学中的是非问题，应该通过辩论和实践去解决；发展正确的先进的东西，克服错误的落后的东西，用真、善、美战胜假、恶、丑，以促进社会主义科学、文化和艺术事业的健康发展。无数事实证明，“双百”方针是符合艺术和科学发展规律的，辩论、争鸣是促进和繁荣艺术和学术的有效方式。
俗话说：“灯不拨不亮，理不辩不明。”在自然科学史上，如进化论代替神创造说，日心说代替地心说，氧化说取代燃素说，细胞分裂说取代生命自然发生等，无不经过长时间的激烈的辩论。1860年，在英国就举行过著名的“牛津大辩论”，针对达尔文的《物种起源》，即人的祖先是猴子的观点，进行了激烈的争辩。被称之为“达尔文的斗犬”的著名生物学家赫胥黎，以犀利的辩词驳倒了被人称为“油嘴的山姆”、牛津大主教威尔伯福斯所谓“究竟你是通过你的祖父还是通过你的祖母接受了猴子的血统的？”的人身攻击和恶意诽谤。赫胥黎先向公众通俗讲了一通进化论是怎么一回事，指出：“关于人类起源于猴子的问题，当然不能像主教大人那样粗浅的理解。它只是说，人类是由类似猴子那样的动物进化而来的。”接着，他面对威尔伯福斯，义正词严地说道：“我宁要一个可怜的猴子作为自己的祖先，也不要一个对他不懂的科学随便发表意见，把嘲讽和奚落带进庄严的科学讨论中的人做祖先。”赫胥黎将威尔伯福斯批驳得哑口无言，他只得灰溜溜地退出了会场。赫胥黎从而捍卫了真理，发展了科学。
矛盾由辩化而解决
当一个人处于人生的转折时期，当一个民族或国家处于大变革的时代，难免会遇到各种各样的难题，在思想上会产生各种疑惑、仿徨。在这种情况下，要使党和国家的大政方针贯彻落实，要使政府的政策、法规为公民所理解和接受，要使更多的人走出迷茫和困惑，面对时代的挑战，理智地选择人生，就不能不借助辩论。理不说不透，是非不辩不明。通过辩论和引导，可使人的思想获得解放，从迷雾中看清前进的方向，从比较、鉴别中认识真理，使党和国家的路线、方针、政策、法律、法规和改革举措转化为人民群众的共识，并以实际行动来支持它、贯彻它、落实它。
在人际交往中，人与人之间在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荣辱观、审美观以至对各种具体事物的看法、评价上，总是会存在分歧的，这就难免会发生争执、辩论、质疑、解释和诘难。这其中有善意的规劝，有友好的讨论，有热烈的争辩，也不乏恶意的中伤、攻击和诬陷。尽管如此，人们恰恰是通过辩论的形式，解决各种意见分歧和生活中的种种矛盾。善意的规劝、诚恳的开导，可使失意者从消沉中解脱出来，重新投入到火热的现实生活中去；友好的讨论，可以集思广益，找到问题的症结，提出解决问题的最佳方案，帮助你更好地实现人生的价值；热烈的争辩、深刻的分析和严厉的反驳，可使人们在比较、鉴别中看清真与假、善与恶、是与非、美与丑，满怀信心地去追求光明和未来。因此可以说，辩论是解决各种矛盾和人生难题的必备手段。真，在辩论中得到昭彰；善，在辩论中得到肯定；是，在辩论中得到确认；美，在辩论中得到赏识。
我国当前正处于跨入新世纪的新的历史时期。从历史上看，每一次重大的改革，似乎都与辩论结下了不解之缘。杰出的改革家，无不是运用滔滔雄辩宣传自己的主张，争取民众的支持，击退政敌的挑衅，使改革举措得以顺利实施。在今天的改革开放事业中，要让长官意志、经验决策转变为民主决策、科学决策，就应该让参加决策论证的人提出各种可行的方案，认真地进行辩论，最后综合大家的意见，形成一个最佳的方案。这种辩论有利而无害，是政府部门和企业单位实现决策民主化、科学化的有力保证。
有一位企业家说得很有道理：一个提案，如果等到100％的人同意才去办，那肯定是一个落后的提案；如果有60％的人听后表示同意，那么这个提案一定有很多人考虑在实行它了；如果只有40％的人同意，但经过辩论说服以后，又有20％一30％的人赞成，那么，这个提案就是最新的、卓越而有成效的。从改革成败的角度来看问题，如何运用辩论来宣传、证明新提案的正确性、必要性和可能性，尽可能将40％以外的那部分人争取过来，使之达到60％、70％乃至90％以上的大多数，最大限度地孤立极少数反对改革的顽固保守派，这是所有提案得以实现的关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