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浙江上虞市曹娥庙有个天香楼藏帖碑廊。这座碑廊建于清代嘉庆元年至九年（1796-1804年），藏有沈周、文徵明、唐寅等明清数十位书法家的墨宝。其中也有徐渭草书的《煎茶七类》。这篇《煎茶七类》写于1575年，从饮茶分人品与品茶的关系、烹茶用水、烹茶火候，以及饮茶功效等7个方面简括地谈到他的观点。特别是有关“煎茶”“要须其人与茶品相得”的观点，更可以看出他的人格。正如明人许次纾在《茶疏》中说的那样：“宾朋杂沓，止堪交错就筹，乍会泛交，仅须常品酬醉。惟素心同调，彼此畅适，清育雄辩，脱略形骸，始可呼童费火。”一些志不同道不合的人，只能在一起饮酒，而只有志同道合、谈话投机的人在一起饮茶才能品味到茶的真谛。可见尽管徐渭穷困潦倒，但是，他对于饮茶还是很讲究高雅格调的。
张岱创制“兰雪茶”
张岱（1597-1679年），字石公，号陶庵，山阴（今浙江绍兴）人，明末清初的文学家。他出身于仕宦家庭，家道富足，却淡泊仕途。他本来自幼就聪明好学，博览群书，却不考功名，不做官，一生过着悠闲雅致的生活。
他喜欢游历名山大川，精于戏曲、音乐，更善于饮膳品茶。
在张岱69岁时，他给自己作了一篇《墓志铭》。文中陈述了自己自幼爱好广泛，除棋琴书画、娈童美食外，“兼以茶淫橘虐，书蠹诗魔”。这就将他喜欢饮茶、吃橘、读书、作诗的癖好和盘托出。不过在他的这几种癖好中，以嗜茶为烈，因而人称他为“茶癖”。
称张岱为“茶癖”是很符合他的实际的。他不仅饮茶成癖，善于品茶和辨水，还在茶叶的习性、生产等方面具有很深的造诣。我们从他那些记述他的行踪、感受的《陶庵梦忆》、《西湖梦录》、《琅嬛文集》等著作中，就不难读到一些他的癖茶逸事。在《闵老子茶》一文中，就记述了他与朋友闵汶水的品茶辨泉的往事。那是在清崇德三年（1638年）的一个秋日，张岱到南京造访闵汶水家。闵汶水一向好茶，而且讲究茶叶的档次和烹茶的泉水。闵汶水为了款待张岱，特地拿出十分珍贵的荆溪壶和成化窑的茶具。等到水沸之后，闵汶水从精制的茶罐里捏出一撮茶叶，放到荆溪壶里。过了一会儿，闵汶水斟茶时，张岱嗅着茶香，问道：“这是什么茶？”闵汶水说：“是阆苑茶呀！”张岱从茶罐里捏出两叶茶，在口中品味了一下，说：“这哪里是阆苑茶？分明是按阆苑茶的制法炒制的。”闵汶水被揭破底细，反问道：“你说这是什么茶？”张岱再仔细一品说：“好像是罗芥茶。”闵汶水连连点头称是，暗暗佩服张岱辨茶的功力非凡。接着张岱又问水是何水。闵汶水回答说是惠泉水。张岱笑着说：“别哄我呀，老兄！惠泉在千里之外，就是你刚刚运到的，也没有这么鲜爽呀！”一句话说得闵汶水无言以对，就又泡了壶茶斟给张岱喝。张岱品味着这壶茶说：“这种醇香烈味的茶才是春茶，你刚才泡的是秋茶。”闵汶水听后大笑着说：“本来想考考你，反倒被你识破了。我活了70多岁，精于品茶鉴水的人见得多了，却没有超过你的。”此后二人就成了莫逆之交。后来张岱撰写了一部《茶史》，并经闵汶水鉴定，准备印行。但鉴于清兵大举南下，社会动乱，张岱在逃难时将手稿丢失，成为我国茶史上的一大遗憾。
张岱在他的《茶史》里的《兰雪茶》一文中，记述了他创制兰雪茶的过程及其特色。当时，杭州的日铸茶由于茶农管理不善，日渐衰败。张岱见此十分忧心，就通过招募安徽歙县的制作人松萝茶的师傅来绍兴传授经验，对家乡的日铸茶进行改良。经过几年的努力，终于改善了日铸茶的品质。并且与之相辅相成地掺人适量的茉莉，再选择冲泡的水源，就使得原来的日铸茶呈现出新的品质。这种新茶“以旋滚汤冲泻之，色如竹箨方解，绿粉初匀；又如山窗初曙，秀纸黎光。取清妃白，倾向素瓷，真如百茎素兰与雪涛并泻也……余戏呼之兰雪。”这样一种新的兰雪茶就被张岱培育成功了！几年后兰雪茶风靡于世，它的销售量远远超过了松萝茶。有的茶商就将松萝茶更名为兰雪茶销售。足见张岱的兰雪茶是何等受茶客欢迎！
黄宗羲与瀑布茶
黄宗羲（1610-1695年），浙江余姚人，明末清初的思想家、史学家、文学家。清兵南下时，他曾组织“世忠营”，反抗清兵，但因寡不敌众而告失败。清统一中国后，他多次拒绝清政府的征召，归隐于浙东四明山区的化安山。他在潜心草堂研习著作之余，也与化安山的瀑布茶结下了不解之缘。
瀑布茶的初始产地都在四明山区，一处在余姚化安山的化安双瀑；一处在白水冲瀑布上流的道土山。这就是陆羽在《茶经》里说的“余姚茶生瀑布岭者日仙茗”的地方。黄宗羲在化安山隐居，接触到的主要是化安双瀑产的瀑布茶。
黄宗羲出身官宦之家，从小的生活陶冶就养成了饮茶的习惯，特别是他隐居化安山之后，接触到瀑布茶，更觉得这种茶口感清爽，温馨宜人，他就地取材开始喜欢饮用瀑布茶。黄宗羲在诗文中多次写到瀑布茶，而且多为赞美之词。如他在《制茶》诗中写道：
檐溜松风方扫尽，轻阴正是采茶天。
相邀直上孤峰顶，山市都争谷雨前。
两莒东西分枝叶，一灯儿女共团圆。
炒青已到更阑后，犹试新分瀑布泉。
从这首诗中不难看出，黄宗羲不仅喜欢饮用瀑布茶，他还在隐居时亲自栽种瀑布茶。这首诗就是以生动的笔触描写了他和家人们争抢时间上山采茶的其乐融融的景象。在清晨打扫了庭院之后，全家人就趁着阴天上山采茶。因为谷雨茶品质好，卖的价钱好，不能错过这个采摘的好时机。接着写他家人聚在一起，忙碌着在夜里炒茶和品茶的热闹、欢愉的情景。这里的“炒青已到更阑后”，从侧面写出他们争抢时间、不顾更深的忙碌情形。最后一句写炒制好新茶后，自家人先行品尝。这一点是与一般的茶农不一样的。一般的茶农为了多卖钱，正如俗话说的“织席的睡土炕”一样，舍不得自家饮用。而黄宗羲家种茶不是以卖钱为目的，炒制好的新茶当然就应该自家先品尝了！
这也从一个侧面表现了他们对瀑布茶的喜爱心情。
在《寄新茶与第四女》的诗中写道：
新茶自瀑岭，因汝喜宵吟。
月下松风急，小斋暮雨深。
勾线灯落芯，更静鸟移林。
竹尖犹明灭，谁人知此心。
这首诗是写在给他的第四个女儿寄新的瀑布茶时的感想。他的女儿出嫁了，远离父母兄弟和小妹。在谷雨新茶炒制好之后，他想到女儿喜欢饮用，就连夜包装新茶给女儿寄去。他在这个静谧的夜里，挑灯包茶，心潮起伏，思念女儿，谁能理解他这拳拳之心呢！这实际上也写出了他被迫隐居后壮志难酬的无奈心绪。看来，黄宗羲在化安山种茶，不只是因为他喜欢饮茶，更重要的是他的一种精神的寄托。
蒲松龄摆茶摊收集故事
清代文学家蒲松龄（1640-1715年）是山东淄川（今淄博）人。儿时家境富足，后因社会动乱家道败落。他从小聪慧敏捷，诗文才华横溢，深得名士施闰章、王士稹的赏识。他在19岁时考取秀才，名列第一，可是在历次乡试（省试）中，却屡试不中，直到71岁时才由府道荐举补了个贡生。其间的50多年，壮志难酬，穷困潦倒，生活极为艰难。中年后为生活所迫，一直在乡村当塾师。由于当年的私塾一般是冬春的农闲时节开学，而在农忙的夏秋季节则无书可教。为了维持生计，蒲松龄就在村口道边的老槐树下摆了个茶摊，每天卖几碗大碗茶，糊口度日。
蒲松龄为人正直，体恤民情，特别是他的坎坷遭遇和困顿生活，更使得他对百姓的疾苦深有感受和同情，在他20多岁时，就开始以鬼狐寄怀，撰写故事，将郁积在胸怀的愤愤不平写出来。自从摆茶摊之后，他发现来茶摊喝茶的人在闲聊时有很多有意思的故事或传闻，就暗暗记下，作为创作的素材。后来蒲松龄为了收集故事素材，就用硬纸板写了个招牌，声明只要在喝茶时讲个故事或奇闻逸事，就不收取茶钱。这么一来，来他茶摊喝茶的人越来越多。这些人有的是听说他在收集故事和传闻，就专门来讲给他听；有的是喜欢听故事的人来这里听故事，即使花几文茶钱也觉得开心。当然也有胡侃乱说一通的，为的是省下几文茶钱。茶客们在讲述故事或传闻时，常常是因为版本不同而争辩得面红耳赤，蒲松龄只得和稀泥，加以调解，免生事端。蒲松龄将每个人讲的奇闻逸事都悉心地记录下来，晚上就利用白天听到的奇闻逸事，按着他原先的创作思路，经过润色、提炼、加工写成小说。这项工作一直坚持了近20年，终于完成了他的《聊斋志异》。
清代文学家蒲松龄在摆茶摊收集奇闻逸事期间，从茶客那里还收集到很多乡间的俗语俚曲、民间药方和风俗习惯，后来他将这些东西分别整理成《聊斋俚曲》、《日用杂字》和《婚嫁全书》等适应农民生活需要的通俗读物。这些经历丰富和扩展了他的知识视野，使他成为乡间懂农耕稼穑和医道的人。
郑板桥清寒嗜饮茶
郑燮（1693-1765年），号板桥，江苏兴化人，清代著名书画家、文学家，为“扬州八怪”之一。他是乾隆年间的进士，曾在山东的几个县当过12年的县令。郑板桥自幼家贫，为人又刚直清廉，愤世嫉俗，憎恨贪官污吏，同情百姓疾苦，后因灾荒年为民请赈，得罪权贵，愤而弃官，落户扬州，以卖画为生。他大半生的生活艰难而拮据，在书文作画之余，唯一的奢求就是饮茶。
他曾在一篇文章里描写过当年的生活：“茅屋一间，新篁数竿，白纸窗，微浸绿色，此时独坐其中，一盏雨前茶，一方端砚石，一张宣州纸，几笔折枝花。”从他这些真实的生活写照中，不难看出他的生活是多么的清苦！
“茅屋一间”反映出住房的简陋，“笔墨纸砚”是他谋生的工具，唯独“一盏雨前茶”是他生活的“奢侈”。在如此的艰苦生活中还舍得饮“雨前茶”，足可以想见，饮茶对于他几乎与“茅屋”、“新篁”及笔墨纸砚那样不离不弃，成为他在饮食上的唯一嗜好。
他在《题靳秋田素画》的题款中更进一步借题发挥，勾画出他在清苦生活中对饮茶的特殊嗜好。他陈述说，住在“三间茅屋”里，窗前栽种着“幽竹”，不时春风吹来，浑身爽利，这种“雅趣”是那些生活富足的人难以理解的。那些饱食终日无所用心的人绝对感受不到这种乐趣。只有那些不追求功名利禄的三五良朋，聚在一起，“闭柴扉，扣竹径，对芳兰，啜苦茗”，才能感受到这种人生最大的享受与乐趣。从题款中我们不仅看到了他憎恨贪官污吏的愤懑感情和对劳动人民疾苦的深切同情，还体味到他将“啜苦茗”列为最大的乐趣。在一首“不风不雨正清和，翠竹亭亭好节柯。最爱晚凉佳客至，一壶新茗泡松萝”的七言绝句中，郑板桥更是生动地道出了饮茶的乐趣。那“最爱晚凉佳客至，一壶新茗泡松萝”的诗句，再一次渲染了他的好客，以及与良朋共饮的乐趣。
郑板桥在他的书画题款或联语中，曾多次吟咏到“茶”的有关话题，如：“从来名士能评水，自古高僧爱斗茶。白菜青盐枧子饭，瓦壶天水菊花茶。”诗的前两句是以“名士”、“高僧”自况，标榜他们的风度和情趣，喜欢品茶，而且饮茶成习。尽管自己吃的是“白菜青盐枧子饭”这样的粗俗淡饭，用“瓦壶”、“雨水”泡茶，但也自得其乐，从不自暴自弃，依然将饮茶作为自己重要的生活嗜好。这首诗将他的饮茶嗜好推向了极致，穷苦中还如此嗜茶，可见其嗜茶之烈。无须多用笔墨，嗜茶程度就表露无遗。
传说有一次郑板桥到外地游览时，见到一座庙宇很有气派，想了解一些有关这座庙宇的掌故，于是就去拜访该寺院的住持。寺院住持见他衣着素朴，其貌不扬，并不热情相待，只是随口说：“坐。”然后对书童说：“茶。”郑板桥对于住持的冷淡并没有在意，就顺便坐在下手的板凳上，与住持攀谈起来。在交谈中住持发现客人胸墨丰厚，知识渊博，非同一般香客，于是就起身指着板凳上方的椅子说：“请坐。”并吩咐书童说：“奉茶。”他们交谈了有一袋烟的工夫，住持才从对方的言谈话语中得知他就是名噪江南的郑板桥，自愧有眼无珠，就到郑板桥的身边很恭敬地说：“请上坐。”同时连唤书童说：“奉好茶。”在郑板桥临别时寺院住持请求郑板桥题词留念。郑板桥挥毫写了“坐请坐请上坐，茶奉茶奉好茶”一副联语。寺院住持虽说不甚满意，可是他得到的这件墨宝却是终生难求的。
乾隆“不可一日无茶”
乾隆皇帝（1711-1799年）是清代在位时间最长的一个皇帝。在他84岁准备将皇位禅让给皇子时，有位老臣以“国不可一日无君”为由，奏本挽留他继续执政。此时乾隆正端起茶杯，呷了一口茶说：“君不可一日无茶也！”一句话说得大臣们无言以对。第二年就将皇位让给十五子颐琰（嘉庆）。面对乾隆的幽默回答，大臣们之所以无言以对，主要是大臣们都知道乾隆是位嗜茶如命的皇帝，他喜爱茶不亚于喜爱江山。
乾隆皇帝自幼爱饮茶，在十几岁时学会了焚竹烧水，烹茗泡茶的方法，这对于一个四体不勤的皇太子来说是极为难能可贵的。可见乾隆对饮茶的重视了。他登基后根据他的饮茶体验，将梅花、佛手和松仁，用雪水烹煎，配制了一种“三清茶”。其含义是为官要像梅花那样品格芳洁，像佛手那样清正无邪，像松树那样不畏风霜。这种“三清茶”寄予着乾隆对自己和对臣僚的勉励和希望。
传说如今还在某些场合使用的叩指礼，就是源于当年乾隆下江南巡察时的逸闻。他和侍从太监来到苏州，由于天太热，走得口渴难忍，乾隆见到一家茶馆就径直走了进去。行为随便的乾隆率先落座，拿起茶壶就斟茶，给自己斟完就给侍从太监斟。侍从太监不敢下跪施礼，怕暴露了皇上的身份，于是就将右手中指和食指弯曲，面对乾隆轻轻地叩了几下，表示下跪礼，向皇上谢恩。乾隆见侍从太监非常聪明，很是高兴，也点头称许。事后这件事从皇宫传了出来，就成了民间表示致谢的一种茶酒礼节。
乾隆在读茶圣陆羽的《茶经》时，对陆羽把煮茶用水分为20等，而且大多是江南之水产生疑问，就命人将陆羽划分的20个等次的水，用银斗重新检测，并且按着水的重量划分高下。经测定，北京海淀镇的玉泉水重量最轻，被列为“天下第一泉”，无锡的惠泉和杭州的虎跑又次之。通过银斗测量后，乾隆每次出行，都是用玉泉水随行。但在长途颠簸中，玉泉水的滋味会有所下降。乾隆便命人采用静止沉淀的办法，玉泉水轻浮在水面，烹茶时从水面取水，仍然保持了玉泉水的水质。有一年乾隆在承德避暑山庄避暑时，清晨起来发现澄湖里荷叶上的露珠晶莹剔透，就想到用露珠烹茶，他在一首《荷露煮茗》的诗中写道：“平湖几里风香荷，荷花叶上露珠多。瓶收取供煮茗，山庄韵事真无过。”在这首诗的小序里他写道：“水以轻为贵，尝制银斗较之，玉泉水重一两”、“轻于玉泉者唯雪水及荷露”。因此乾隆在夏秋季节常常以荷露来烹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