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政治衙门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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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章 前言衙门的千古嬗变(2)

贵族政治的缺失,有利也有弊。弊的一面就是中国社会缺乏“贵族精神”。贵族精神,似乎是一个类比西方历史的概念。西方的贵族不全是建立在爵位和财富之上,更主要是与荣誉和责任相挂钩。真正的贵族视荣誉为生命,独立正直,勇于担当,敢于冲锋陷阵,富有号召力,被视为社会的中流砥柱。一个衣着光鲜的暴发户和一个破落寒酸的贵族同时走到大街上,西方民众会向后者致敬。这就像民国时期的云南彝族,成分有黑彝和白彝之分。白彝是普通大众;黑彝是领袖,是战士,服务乡里,操持公务,贡献智慧,类似于西方的贵族。当时,尽管黑彝生活困苦,为生计奔波,但依然把旧衣服洗得干干净净,穿着打扮整整齐齐,走路干活挺直腰板。遇事,黑彝急公好义,把握乡里的主导权,白彝服从黑彝。中国传统社会就缺乏类似的贵族,少的是领袖、多的是看客,少的是公义、多的是私利。地方乡绅扮演了类似角色,但乡绅家族本身流动性很大,极难世袭成为贵族家族。

第三,政治体制内部蕴含制约精神和制度设计,保证了体制的生命力。

古代帝王虽然专制独裁,但程度并不绝对,面临软硬两种制约。儒家思想可能是对专制君主的最大的软性制约。从汉武帝独尊儒术开始,历代帝王都改造儒家思想为我所用,标榜以儒治国。既然标榜了,不管帝王的真实心思如何,就得做足表面文章,接受儒家思想的约束。儒家讲求“仁政爱民”,帝王就要跟着呼喊仁政口号,做出亲民举动,掩饰自己不仁不义无孝无良的言行。而用儒家思想武装起来的士大夫群体,也用同样的标准来要求帝王。“臣事君以忠”,反过来要求“君待臣以礼”。君臣各有道,君无君德、臣无臣道,就会被朝野视为天下将乱的征兆。总之,如果帝王不遵照儒家思想仁政爱民,就会丧失执政的合法性。

儒家影响之深广,经后人阐发,衍生出了更多的制约思想。比如,既然仁政爱民是帝王的职责,那么后世就发展出“暴君可伐”的思想。那些残暴无道的君主,也就丧失了继续执政的合法性。这一点甚至成为了王朝更替的口号。许多暴君的统治合法性,追根溯源,可以追溯到他们开国老祖宗高喊的“暴君可伐”。又比如,“社稷为重君为轻”的思想,使得国家的分量很重,并不输于帝王。清初,顾炎武提出“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不把皇帝死活、朝代更替作为兴亡标志,而把思想文化之变作为天下兴亡的标志。这就把帝王的地位排在了思想文化、国家天下之后。再比如,读书人以天下为己任,有参政议政的热情和动力,这就限制了帝王对权力的垄断,抵制帝王的独断专行。南宋著名御史刘黻说:“天下事应当于天下共商议,非君主一人可以私下处置。”潜台词就是皇帝要选贤用能,分权给贤能之士。“贤能政治”是古代的一大政治理念。君主要亲贤能远小人,如果疏远贤能迫害好人,也会损害政治合法性。当然,上述思想和现代民主思想是有差别的。

帝王言行有错,臣民是可以规谏的。这不仅有理论上的制约,更有制度设计。比如大臣们对帝王的政策、举止、作风有意见,可以劝谏乃至指责。历史上就不乏犯颜上奏甚至冒死极谏的大臣。唐代的魏徵、明代的海瑞,就因训斥皇帝而出名。一些脑袋“冬烘”的读书人,还以劝谏皇帝来博出位、立名节,拿着放大镜查皇帝的纰漏,乐此不疲。打屁股、蹲大狱甚至砍脑袋都无所畏惧,甚至欢迎,只要能“名垂青史”就可以。古代政治制度中始终存在“谏官”系统,专门负责纠察劝谏皇帝。因此,《甄嬛传》里的雍正,好不容易去清凉台看望病中的弟弟,还来去匆匆,说:“出宫一趟不容易,多少言官的眼睛盯着朕呢!”

制约虽多,但并没有达到实效。一来,这些制约缺乏强制力,不能对皇权产生实质性的冲击;二来,所有制约的前提观念是承认皇权,承认皇帝的与众不同和无上权力,只是要求皇帝不能做得太差,不能背离原则胡作非为。这和现代的权力制衡思想有本质的区别。因此,当一个皇帝不怕舆论、不畏惧文官集团的死缠烂打,拒不接受制约,儒家思想也好、文官集团也罢,就都束手无策了。历史上还真涌现出不少这类的胡为帝王,比如南朝宋代的前废帝、后废帝,比如明朝的正德皇帝。

第四,政治权力和社会力量存在博弈,官府强而民间弱,但基层自治力量不容忽视。

古代官员似乎很空闲,涌现了不少“官员旅行家”。后人在名胜古迹中常常能看到他们的身影。北宋的苏东坡就是众多官员旅行家之一。比如,他主政杭州期间,修了一条苏堤方便观赏西湖风景,白天跑到西湖群山上和僧人们喝茶谈诗,晚上约一票客人夜游西湖。后人有言“东坡到处有西湖”,可以理解为苏东坡处处点景、造景。他宦海沉浮,“历典八州,行程万里”,今人对他的施政举措知之甚少,倒是随处可见“东坡肉”和与其相关的风景。这说的是古代官员政务的清闲。史书中经常出现能臣干吏长年累月不处理政务,一旦处理起来,龙飞凤舞,手写口授,在短短时间内就处理完积压政务的记载。古代官员人数不多,但朝廷每每能以有限官员控制广袤的领土。这说明政府活动有限,远没有到无时无处影响社会的程度。

因为技术限制,古代官府对全国的治理,更多的是观念上的,而非数字上的精细化管理。广度和深度都有限度。黄仁宇在《中国社会的特质》一文中指出:“由于缺乏所谓的技术精细化,中国的官僚政府通常表现得广度有余而深度不足。这一点给人留下的印象很深刻。”一个人如果真正做到不被权力所诱惑,还是能够找到一块世外桃源,自食其力,过上清贫简单但却独立自由的生活的。

需要指出的是,虽然古代中央集权不断加强,政权却在收缩。秦汉有相当于现在乡政府的亭里政权——刘邦就当过亭长,但从宋朝之后,公权力收缩至县一级。之后,最基层的政权是县政府。县级以下的地区,完全放手由百姓自治。而控制广大农村和绝大多数人口的就是士绅阶层。他们主要由退休或者在乡的官员、有功名的读书人和一部分有文化的富裕人士组成。他们既立足乡土,又明了儒家思想和政权运作,介于官与民之间,表率乡土,处理基层纠纷,主持公益事业,协助官府征收赋税。州县衙门也优待乡绅,重大政策也要征询后者的意见。重大节日、隆重庆典、教化百姓、传达要闻等等,也缺不了士绅代表到场。可以说,乡绅阶层分割了相当一部分基层权力。

基层的另一大自治力量是宗族势力。宋朝之后,宗族力量高涨,把越来越多的人口网络其中。与乡间百姓生活最密切的,首先是宗族,之后才是乡绅,再就是官府。很多人遇到问题,首先找宗族长老商议;宗族中也有一套法律观念来评判是非,处理纠纷;宗族有祠堂,有聚会,有执事,有族田,基本上能解决族人生老病死的多数事务。真的出现了大事,人们也习惯于在宗族内部解决,比较排斥直接让官府插手内部事务。

因此,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才有可能。男耕女织的传统社会,只要不遇到大灾大乱,乡间百姓可能终生都没见过父母官。这种世外桃源式的生活,直到近代科技和社会结构的侵入,才被打破。

第五,政治制度日渐繁密。这一方面是加强社会管理的需要,另一方面是为了强化统治。

从秦到清,政治机构越来越多,规章制度越来越严,官是越来越难当的。“治官重于治民”是古代朝廷的一大认识。历朝历代都通过驱动官僚群体来统治亿万百姓,严密政治制度就成了重中之重。汉朝的官制还只有职、爵、品级等少数名目,官员从县令县长或者郎官起步,上升一级就是太守,太守调入中央即为九卿级别,再上升就是位极人臣的三公了,层级少、入仕渠道也多。到了明清,官制多了阶、差、加官等许多名目,层级更是扩展到九品十八级。清朝的衙门和规章制度之多,使得制度成了一个专门的学问。一般人几乎没有可能了解掌握难以计数的大清律、格、令和则例的条文,仅一部《钦定六部则例》就够人读个十年八载的,而且规章制度时刻都在增加。比如,制度再严,比不过皇帝的一句话。老皇帝做了某项指示,新皇帝又发了相关的指示,其中有相同的意见、也有不同的旨意。如何处理新旧皇帝的旨意,就是一道难题。各个衙门都有专门的书吏研习此道。他们终生埋首卷宗,熟悉制度的来龙去脉。官员们依赖书吏协理政务,几乎言听计从,以至于有“本朝与胥吏共天下”之说。

制度要完善,就要创新。古代政治制度在延续发展中,出现了新的制度,但旧的制度并没有完全被抛弃,而是保留了下来,表现出保守的特点。比如,清朝设置军机处来处理中枢政务,就没有废除原来的内阁。内阁大学士依然存在,只是成了荣誉虚职。更典型的要算中央各寺,如鸿胪寺、太常寺、太仆寺、光禄寺、大理寺等,职名起自先秦,确立于秦朝,数代之后职权就被其他衙门侵夺,甚至沦为可有可无的闲曹冷衙,但它们一直存在到清末。鸿胪寺掌管对外交往事务,隋唐后礼部负责具体的朝贡与外交事务,清朝又增加了理藩院参与外交,后期还有总理衙门,后三者都比鸿胪寺重要,但这并不妨碍鸿胪寺存在两千多年。这些“化石衙门”的主要作用,是安置官僚,养官僚的资历和品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