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政治衙门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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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6章 衙门里边怪事多(4)

任子—恩荫既然是一项制度,皇帝就有权下令藩属、大臣的儿子(往往还是嫡长子)来中央做官,把他们捏在手中。藩属君长、实权大臣就有义务派儿子去中央做官,把自己的命根子送到皇帝手中。汉末,曹家控制了中央政权,就多次“恩荫”割据江东的孙家子弟官职,催促孙权的儿子去许昌当官。孙权硬是不要这项福利,坚决不交出儿子。幸亏刘备迟迟没有儿子,没能享受到任子的福利。不然,估计曹操也会多次催促刘备:“玄德兄,你儿子怎么不来我这当官啊?”这样的“任子”和“人质”没有区别。在古代乱世,地方割据政权归顺中央的一个重要标志,就是向朝廷派遣“任子”。

早期中央王朝,都会让归附的周边少数民族政权君长向朝廷派遣“任子”。匈奴、鲜卑、突厥等少数民族首领为了博取中央政府的信任,都派出王子到首都当官。他们被称为“质子”:当人质的儿子。灭亡西晋的匈奴皇帝刘渊,从小就被送到洛阳当质子,先后在曹魏、西晋两个王朝当官。后来趁西晋爆发八王之乱,才找机会逃回匈奴的。少数民族君长和地方权臣后来也学精了,接受任子—恩荫的往往不是嫡长子或者心爱的儿子,而是不讨自己喜欢的儿子,甚至是“假子”、侄子。

一旦中央王朝和少数民族或者割据势力关系恶化,留在朝廷的任子就命运堪忧了。三国时期,割据辽东的公孙家族和曹魏王朝的关系时好时坏。公孙康时期,派遣长子公孙晃去洛阳当官,表示归顺朝廷。后来,公孙晃的弟弟公孙渊继位,和曹魏关系恶化。公孙晃多次上表,说自己的弟弟狼子野心必叛无疑,提醒朝廷早做准备。公孙渊公开反魏后,公孙晃更是慷慨上表,要求率军去杀死亲弟弟。他的建议最终没被朝廷采纳,公孙晃显然也不相信曹魏朝廷真会让自己带兵去讨伐弟弟。他这么做,无非是表忠心,和弟弟划清界限,免得弟弟的反叛连累自己。谁让公孙晃是“任子”,性命捏在曹魏皇帝的手里呢?

任子—恩荫制度可以让皇帝更好地控制臣属,把臣属绑定在王朝体制的战车上,他为什么要废除这项制度呢?最终在官僚集团和皇帝的共同需要下,官二代当官现象得以和中国古代历史相始终。

古代“问题官员”的复出

古代典籍和现代的古装剧中,常常有官员出了问题、犯了错误,被免去官职,可没几天又戏剧性地“官复原职”了。这些“问题官员”为什么能够前脚犯罪被免,后脚就能换个衙门当官?他们是如何八仙过海各显神通的,又是怎么成功复出的?

免职不免特权身份

古代问题官员被免职,说法很多,有罢官去职、挂印而去、革职除名,也有陶渊明那样弃职而去的。不管是主动还是被动,都是被开除职务了,失业了。现代官员失业了,情况会比较糟糕,没有了权力,没有了一系列的相关待遇,不仅生活水平大为下降,原来人际关系圈子也会疏远甚至轻视你,导致心理失落。但是古代官员,就不存在类似的问题。

古代官制存在“官职”和“官身”的区别。官职可以调动、可以免除,官员身份相对固定,很难丧失。

简单说,一个官员去年是县太爷,今年是知府,明年可能就被弹劾罢官,但他官员的身份不会变。即使没有官帽了,他也拥有不少特权,比如遇官不跪、应讼不跪,可以承揽本地的税收词讼、主持乡间结社和公益事业,衙役官差们遇到他们恭恭敬敬,就是当地州县长官,遇到地方钱粮盗匪文教等大事,也要找这些免职官员商量着解决。免职官员还掌握着相当的权力,作为士绅发挥作用。

事实上,这些官员虽然因为各种问题而被免职,但他们依然是现行体制内的佼佼者,是现行游戏规则下的“精英玩家”。权力的天平依旧向他们倾斜。比如在隋唐之前,入仕的主要标准是血缘、门第等等,一个免职官员的职务没了,但血缘、门第等不会没,还会给他带来特权利益。隋唐之后,入仕的主要标准变为了科举功名,一个人只要获得了最低级的功名(秀才),他就在法律上脱离了“民”的范畴,享有“官”的各种特权。秀才是不能被打板子的,更不能拘押,除非一级级地办手续,革去他的功名。因此,隋唐之后科举出身的官员,即使被罢免了,功名还在身,就还是官,享有各种特权。此外,官员在任期间搭建的各种关系网络、派系资源,免职后仍然会惠及他。他就一日为官,终身享有特权,不会再跌落为草民。

所以,不必为免职官员担心,只要他心态足够好、看得开,免职前后的生活差距不会太大。这点在有“官员天堂”美誉的宋朝更是如此。宋朝对官员极为优待。官员除了职务、差事之外,还有爵位、品级、散、阶、勋等。职务可以免,差事可以没有,但是其他内容组成的“官身”轻易不会动。而决定官员收入、待遇的主要是官身,而不是职务。就算是免职了,宋朝也发展出不少虚职来安排免职官员,比如安置一些免职官员掌管宫观、去监督一些官办工程或者文化事业。更重要的是,宋朝还给免职官员制定了复出的制度。据沈括《梦溪笔谈》记载:“律云:‘免官者,三载之后,降先品二等叙。免所居官及官当者,期年之后,降先品一等叙。’”意思是免职的官员,三年以后可以在原来品级上降两等起用;免职及“官当”的官员,一年以后可以降一等起用。这样的制度几乎让所有的免职都是暂时的。

沈括记载的“官当”也是官员的一项特权:以官抵罪。普通百姓犯罪,该怎么判决就怎么判决,但是宋朝的官员可以用官员身份来抵徒刑,放弃一些身份或特权来减轻判决。比如因为个人问题、道德问题犯罪(专业称“私罪”)的官员,五品以上一官可以抵二年徒刑,九品以上一官可以抵一年徒刑。如果官员犯“公罪”(办公事出了问题),官当可以分别提高到三年、两年。因此,在宋朝当官是非常惬意的,只要不大逆不道自寻死路,都可以无妄无灾安逸一生。

话说回来,还真不能轻视古代免职官员。他们的“余热”还能炙伤人,说不定什么时候就复出了。明清时代,犯罪的官员、皇帝厌恶的官员,都被关押在刑部大牢。这些人都被摘掉了乌纱帽、扒去了官服,戴着枷锁镣铐,比免职官员还惨,连官身都没了,就是囚犯一个。不过,除了极个别明天就要押赴菜市口斩首的人,狱卒们都不敢得罪这些前官员现囚犯,还要好吃好喝伺候着。今天他们是囚犯,说不定明天就又是老爷大人了。即使不能复出,也保不定他们出狱后当个士绅,依然是狱卒的老爷。

一个典型的例子发生在明朝的天牢囚犯海瑞身上。这个海瑞竟然上书痛骂嘉靖皇帝,害得嘉靖大发雷霆,下令缉捕海瑞,要把他千刀万剐,幸亏宰辅大臣极力周旋,才把他暂时关在大牢里。按说,海瑞几乎没有什么官运可言了。但是,狱卒们也没有为难他。嘉靖驾崩,尚未发丧时,提牢主事赶紧办了酒菜来款待海瑞。因为海瑞痛骂嘉靖,让他在士大夫群体中声名鹊起,复出声音高涨。现在换皇帝了,海瑞复出在即。果然,他很快官复原职,紧接着就是一连串的升迁。

所以,轻易不要得罪免职官员,不然后果可能很严重。

不怕罢官,就怕不努力复出

清代官员免职,专业名词叫“革职”。革职又分革职留任、革职、革职永不叙用三种。革职留任处罚最轻,名实不符;革职是真正的免职;而革职永不叙用处罚最严,等于判处了官员的仕途死刑,都“永不叙用”了,还能复出吗?

能。清朝有不少“永不叙用”的问题官员,又被叙用了,专业名词叫“开复”。罢官免职并不可怕,怕的就是没有运作复出的空间,怕的是不去努力运作复出。

乾隆前期的内阁大学士李侍尧,长期担任两广总督,还担任过湖广、云贵总督和户部、工部、刑部的尚书,中央六个部他主管过三个。《清史稿》说他“见知高宗”。乾隆四十年,兵部因为广东治安太乱,弹劾李侍尧“武职弛纵”。李侍尧上奏解释,乾隆回答:“侍尧向不姑息属僚,朕所深信。”可见君臣两人关系相当铁。

乾隆四十五年,李侍尧在云贵总督任上,被云南粮储道海宁指证贪纵营私,是个隐藏很深的大贪巨恶。李侍尧供认不讳。乾隆皇帝出奇地愤怒,下诏书痛骂:“侍尧身为大学士,历任总督,负恩婪索,朕梦想所不到!”将李侍尧革职,押赴北京治罪,和珅等人审理后,建议将李侍尧“斩立决”。乾隆念及几十年的恩情,想网开一面,让各省督抚商议。江苏巡抚闵鹗元迎合乾隆意思,借口李侍尧精明能干、劳苦功高,为他求情。李侍尧被改判“斩监候”,挽回一命,不但住进了刑部大牢,还被抄家。一般人看来,李侍尧的官当到头了。

奇迹在第二年发生了。乾隆四十六年,甘肃回民起义,大学士阿桂率军镇压。乾隆特旨赏给李侍尧三品顶戴,赴甘肃作战。罪犯李侍尧一下子恢复了官员身份。不久甘肃冒赈大案事发,总督勒尔谨得罪,乾隆让李侍尧接任总督。第三年,李侍尧便恢复原来品级,还加太子太保。

奇迹是怎么发生的呢?首先得益于李侍尧和乾隆的铁关系。李侍尧的确是大贪巨恶,但他贪污的大半都送给了乾隆。他进贡的“礼品”,历冠督抚之首。乾隆帝曾夸奖他与山东巡抚国泰的贡品最好(国泰是另一个大贪巨恶),因此喜欢李侍尧,夸奖他能干得力。一遇到难题,乾隆还是会想起李侍尧这个能干又讨他喜欢的奴才。

其次,李侍尧栽大跟头和复出,都和和珅有很大关系。之前李侍尧和和珅同为大学士,李侍尧自恃年纪大、资历老,没把“直升机干部”和珅放在眼里,平日在言行上对和珅不尊重,得罪了和珅。同时,资历浅的和珅也需要通过扳倒一两个前辈大佬来出位,一来检验自己的能力,二来在朝野立威。因此,和珅总想找机会整一整他。而检举李侍尧的海宁就是和珅的人,要置李侍尧于死地的也是和珅。李侍尧被关入大牢,和珅的两个目的都达成了。李侍尧也降低姿态,主动向和珅示弱。与其和李侍尧一派死掐到底,不如拉他到自己身后,于是和珅得饶人处且饶人,决定放李侍尧一马了。

于是,当第二年甘肃出乱子时,给李侍尧、乾隆、和珅三方都提供了一个和解的机会。李侍尧一努力,就奇迹般地复出了。之后,李侍尧做官不如之前那样风光顺利,多次涉嫌贪黩大案,但乾隆都“为之曲赦”,让他得以善终。李侍尧的例子表明,只要有一丝运作的空间,就要努力去谋求复出。同时也说明,官员的复出故事背后都有一桩复杂的权力操作,是权力斗争的结果。

复出是权力斗争的结果

在鸦片战争中“臭名远扬”的琦善,上演过一幕“革职——复出——再革职——再复出”的活剧。鸦片战争爆发时,琦善担任文渊阁大学士、直隶总督,主和。战争一度失利,道光皇帝授琦善为钦差大臣,赴广东主持战争。不想,琦善到前线后,瞒着朝廷和同僚,私自答应割让香港给英国,私自商订通商章程。尤其是割让香港领土的大事,琦善通过亲信私下操作,同僚们都不知晓。等到英军占领香港,出示安民,广东巡抚怡良大惊,赶紧向道光汇报。

琦善竟然如此大胆,丧权辱国,立刻成了人皆可杀的卖国贼。道光震怒,下诏书认定琦善“擅予香港”、“擅许通商”,革职抄家。琦善被逮捕入狱,按律当斩。惹得如此天怒人怨,别说官运,琦善的性命也该到头了。可是没几天琦善就被释放了,只是发配军台从军。

1842年秋,琦善奇迹复出,被授予四等侍卫(从五品),充任叶尔羌帮办大臣。虽然只是个中级官员,和之前正一品的大学士不可同日而语,但是琦善能在万夫所指之下复出,令人疑惑重重。更可疑的是,第二年(1843年),琦善被升为三品顶戴,授热河都统,以低官任高职。这一下,清流党不干了。御史陈庆镛上疏,要痛打一批误国殃民的落水狗,其中就有琦善。道光皇帝不便违背清议,再次把琦善革职。这是琦善的第二次免职。

没几天,琦善又被授予三等侍卫(正五品),担任驻藏大臣,第二次复出了。这只是个过渡,1846年琦善担任四川总督,两年后恢复头品顶戴,又加协办大学士。第三年(1849年)调任陕甘总督兼青海办事大臣,负责剿匪。这一下,“问题官员”琦善又把官当得风生水起,令人好不羡慕。

这时有言官弹劾琦善在剿匪时滥杀无辜。琦善第三次被革职,咸丰二年(1852年)被发配吉林效力赎罪,不久释放。当时太平天国运动爆发,太平军进军湖南,搞得朝廷手忙脚乱。琦善第三次复出,代理河南巡抚,不久死在了军中。

当年,琦善去广州替代了林则徐的工作。林则徐被革职。第二年(1841年)春,林则徐就闪电复出了,被授予四品卿衔,到浙江镇海前线协防。不过到五月,道光又下诏斥责林则徐在广东办事不力,导致战争爆发于中国不利。林则徐第二次被革职,发配新疆伊犁。

林则徐复出比琦善要晚一些,但到1845年也被朝廷召还,候补了一段时间后,就代理了陕甘总督,第二年(1846年)实授陕西巡抚。看来,林则徐虽然复出晚,但起点相当高,很得朝廷的重视。果然在第三年(1847年),林则徐升任云贵总督。咸丰皇帝继位,对林则徐依然很重视,多次宣召。林则徐因为年老体弱,告病还乡,途中因为太平天国起义,被咸丰任命为钦差大臣,督师进剿,并代理广西巡抚。不料林则徐接任后不久就病逝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