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政治衙门逻辑
21959700000029

第29章 衙门里边怪事多(7)

这一行当专门面向候补官员放贷。为什么叫“赌”呢?因为放贷给生活无着的候补官员,对方没有资产可以抵押,而且收益也是不明确的:谁都不能保证候补官员什么时候能得到实缺,得到的是肥缺还是瘦缺。晚清一些官员,候补了一辈子也没有得到实职,死于饥寒或者干脆自尽身亡。贷给他们的钱自然就血本无归了。所以,赌子放贷类似于赌博。

“赌子”行当的一般程序是,先考察候补官员,探听其候补的顺序,顺序靠前的就给予银子;如果顺序不靠前,但候补者有人脉关系的(比如认识某达官显贵或者属于得势的某一派),也贷给银两。说是放贷,这笔钱是不需要还的。“赌子”会和候补官员签订合同,注明官员一旦得到实职后,要“聘请”自己当随从,并且说明掌管衙门某事。他们就靠做随从的预期收入,来弥补借贷的成本和风险。晚清赌子行当的行情是:“有放银三、四百两,议为稿案门上,管一县讼狱者;议为钱漕门上,管一县征税者。其次放银一、二百两,议为签押门上,管一县案卷者;议为办差门上,管一县杂役者。”还有一些赌子为了降低“投资”风险,宁愿多花几百两,帮候补官员的候补顺序向前挪,争取早日收回投资。

残酷的官场竞争迫使候补官员们非借贷不可,借钱来打点关系、挪前候补顺序。一旦赴任,“赌子”如约而来。如果该名官员候补时间长,借债多,则衙门中几乎全是“赌子”。社会上将这类官员叫做“带赌子上任”或“带肚子老爷”。

按照现代政治学的观点来看,“赌子”就是利益集团,官员们与赌子的亲密接触类似于被利益集团牢固控制。他们上任后,不得不照顾到赌子的利益,听凭后者借用自己的权力谋取私利,也就是向利益集团屈服。晚清官场上就有不少官员对随从俯首帖耳的趣闻,甚至发生过随从控告官员主子的案子。不用说,这些奇闻中的官员都是傀儡,随从则是他们的“金主”。事实上,官场永远不是无菌室,不可能与世隔绝,官员们一路走来,要受到地缘、血缘、派系等等利益因素的影响,无法做到纯粹地独立。但像晚清官员这样赤裸裸地被金钱因素直接控制,还是前所未闻头一遭。

放贷最多的赌子,往往喜欢充任官员的“门子”。门子,又叫门房、门上、司阍等,就是负责看管官府大门的人。

古代没有电话,更没有网络,所有的公私文件往来、迎来送往、公事处理乃至击鼓鸣冤、押送人犯、官员出巡等等事情,都要从官府的大门进进出出。而负责把门的,就是门子。人们去衙门办事,老爷在还是不在、见还是不见、什么时候见、以什么规格见,都是门子说了算;今天来了多少上级衙门的公文、发出多少本级衙门的公文、近期有无官差过境等等,都是门子负责登记;前天老爷去了什么地方拜客、今天又在哪里、昨天投宿的客人是谁、明天老爷会去什么地方,门子都记在心里。可见,门子不仅责任重大,而且手也伸得很长。古代官员没有“市长信箱”、没有手机,官场和百姓要联系他只能通过门子。门子就类似长官的信箱和手机,类似现代领导身边的秘书,非心思缜密、眼明嘴快的人干不好。

既然位重权大,门子能获得的灰色收入也相当可观。几乎所有进入衙门的公私事件和人等都得塞红包(又名规费、使费、规礼等)。就是县丞、主簿、典史等官员来找知县,也得塞红包。这是门子的主要收入。同时,书吏、属官办事支取银两,门上也照例按一定比例克扣(称为“例扣”),比例大约为十分一二不等。在官员随从中,门子的收入最高。《官场现形记》中,蕲州的典史蓝某因为几两银子和同僚发生争执,吵闹到县衙门口,被门上一顿冷嘲热讽。他说:“我平常玩一局牌,输赢都不止这个数。亏你还是皇上的官呢!”因为收入高,赌子们以充门子为优先选择。

套用如今的时髦用语,门子就类似于古代衙门的“二领导”、“二号首长”。道光后期,安徽巡抚王植非常信任门子陈七,陈七因此在安徽呼风唤雨,全省官员也都想方设法巴结他。池州知府仇恩荣一次请人吃饭,有个姓方的宾客来晚了,仇知府心里不高兴。方某解释说:“王巡抚喜得贵子,我去巡抚衙门道喜去了。没想到‘门公’陈七也生了儿子,所以不得不去陈七那也道喜了一回,因此来晚了。”仇知府严肃地说:“巡抚大人喜得贵子是应该去祝贺,但一个门子生了儿子也去祝贺,你不怕别人在背后笑话你?”方某回答:“那么多文武官员都去给陈七道喜,不能亲自去的也派人给陈七送礼了,又不是我一个人,哪里笑话得过来?”仇知府无言以对。正因如此,如何管好门子是晚清官员上任后的头等大事。

配置好了门子以后,官员下一个要操心的就是“公子”了。

公子,旧称衙内,意思是和官员一起住在衙门内的亲人。他不一定是官员的儿子,还可能是外甥、侄子、女婿等等。清朝官场中有“三爷当道”的说法,这“三爷”指的就是少爷、姑爷和舅爷。因为异地为官,官员们对辖区的实情民俗缺乏了解,对原任的胥吏差役们不信任,甚至语言不通,最能依赖和差遣的就是身边的子侄了。无奈,晚清官亲不孝者居多。他们往往狐假虎威,在父亲、岳父或姐夫、妹夫的辖区内作威作福。下属、胥吏和百姓们忌惮长官,不敢得罪他们,导致“公子称霸”。晚清有许多文人游幕四方,靠给官员当幕僚为生。这些人最顾虑的就是“公子”了。一些人接到入幕的邀请,都要探听雇主的家庭情况,如果有“公子****”的,无论聘金如何优厚都一概婉拒。他们怕的就是公子们胡作非为,束缚自己拳脚不说,还可能有损自身的清名。

官员们何尝不知道子侄不孝,在外胡作非为,可都不能痛下决心,加以惩戒。客观上,官员确实希望子侄们提供真实的情况、监视衙门和下属官吏。主观上,官员们辛苦一辈子,最后还不是为了子侄后代?公子巧取豪夺是不假,可最后还不是落入自家的小金库里来。记得唐玄宗登基后,宰相李日知瞒着家人向朝廷提出辞职申请,李太太闻讯大怒,大骂丈夫:“家产空虚,儿子们都还没当官立业,你退哪门子休啊?”父辈当官就是为了子侄有个好前途、好生活,现在子侄们自己努力了,父辈们为什么还要去阻拦,甚至是“大义灭亲”呢?更何况,晚清社会竞争越来越激烈,子侄们在衙门内外上下其手,有份事情干,也算是解决了就业问题。所以,晚清官员们对“公子”们都睁只眼闭只眼,尽量只去发挥他们的耳目喉舌作用。

“千里做官,为的吃穿。”晚清官员自然也关心收益,热衷于银子。朝廷的正常俸禄远远不能满足官员们的需要,比如一县知县的年俸只有45两银子,还抵不上一桌上等酒席的费用。晚清官场尤其黑暗,风气很差,要用银子的地方多如牛毛,官员们不得不去挖掘非正常收入。这就涉及官员们必须处理的第三件事情:份子。

为什么说份子,不说银子呢?因为晚清官场已经将种种非正常收入“制度化”了。比如官员之间相互送礼,不叫送礼,而有“冰敬”、“炭敬”、“瓜敬”、“别敬”、“程仪”等等名目,一个“敬”字拉近了官员的感情,似乎也降低了收钱的风险;官员们办事收取“好处费”,或者老百姓给官员行贿,也有“平规”、“盐规”、“关规”、“漕规”、“驿规”、“棚规”等等名目,意思是这些钱都不是贿赂,而是“规矩”。《官场现形记》曾有生动描述:“向来州、县衙门,凡遇过年、过节以及督、抚、藩、臬、道、府六重上司或有喜庆等事,做属员的孝敬都有一定数目,什么缺应该多少,一任任相沿下来,都不敢增减毫分。此外还有上司衙门里的幕宾,以及什么监印、文案、文武巡捕,或是年节,或是到任,应得应酬的地方,亦都有一定尺寸。至于门敬、跟敬,更是各种衙门所不能免。另外府考、院考办差,总督大阅办差,钦差过境办差,还有查驿站的委员,查地丁的委员,查钱粮的委员,查监狱的委员,重重叠叠,一时也说他不尽。”总之,“有一衙门即有一衙门之规礼,有一规礼即有一规礼之杂费”。因此,晚清官员不用特意去贪污、去挪用、去索贿,只要进入了官僚网络,自然会分得一份银子,这就是“份子”。所谓“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说的就是此种情况。

晚清官场的文化气氛似乎挺浓,所以能将种种非法收入冠以各种似是而非、雕琢十足的名字,比后来张口闭口谈“钞票”的贪官污吏强多了。比如南方向北京运输漕粮、漕银,沿途官僚、关卡和经手人都能参与分肥,每笔款子都各有名目,有“漕口”、“白规”、“蝗虫费”、“漕馆”、“南费”、“北费”等等。每笔款子是在什么地方花的、给了什么人、有多少钱,一看名目就一清二楚。最后押运官员还要拿走一笔“漕余”,意思是结余的分成。

官员们的开销,包括老家的安家费、儿子的私塾费、妻妾的胭脂费、孝敬上司的银子和打点关系的费用等等。因此有专门的家人帮忙官员处理这些份子银的开支。如果开支得当,官员仅凭份子银就能过上富裕生活。道光年间曾任陕西粮道的张集馨是个比较清廉的官员,上任的时候欠了一万多两外债,一年后不仅还清外债,还寄回老家一万两银子。

最后一项,也是官员们最关心的,就是“顶子”了。顶子,是清代官帽——顶戴的俗称。

一旦进入官场,官位的高低就成了衡量官场中人成功与否的关键标准,似乎也成了考察官员人生价值的唯一因素。于是,人人都盯着他人头上的顶子,也时刻留意着自己的顶子。为了升官,晚清官员们探索出了形形色色的官场秘诀——可谓是集中国古代官场权谋之大成。

林同济在《文化形态史观》一书中,对官场秘诀有不少描述:“投桃、报李、拍马、捧场,此手腕也;标榜、拉拢、结拜、连襟,亦手腕也;排挤、造谣、掠功、嫁祸,又手腕也。如何模棱、如何对付、如何吹牛、如何装病,形形色色,无往而非手腕也。一切皆手腕,也就是一切皆作态,一切皆做假,便做官矣。打官话,说假也。做官样文章,写假也。官场的道德,假道德也。官场的事务,假公济私的勾当也。”《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借一个典史的口说:“至于说是做官的规矩,那不过是叩头、请安、站班,却都要历练出来的。任你在家学得怎么纯熟,初出去的时候,总有点蹑手蹑脚的;等历练得多了,自然纯熟了。”曾国藩则指出,嘉庆道光以来,官场有四大通病:京官的两大通病是退缩、琐碎。退缩就是互相推诿,不肯承担责任;琐碎就是不顾大体,只见树木不见森林。外官的两大通病是敷衍、颟顸。敷衍就是装头盖面,剜肉补疮,只顾眼前,不问明天;颟顸就是外面完全,心已溃烂,章奏粉饰,语无归宿。这四种通病加在一起,成为一种风气,但求苟安无过,不求振作有为。当然了,曾国藩曾大人说的是批评,从反面指出了当时官吏们的精神常态。

结果,在晚清官场平步青云的都是像曹振镛、王文韶那样“多磕头少说话”、作水晶狐狸和不倒翁的老油条。有无名氏赋《一剪梅》加以讽刺,录四首如下:

仕途钻刺要精工,京信常通,炭敬常丰,

莫谈时事逞英雄,一味圆融,一味谦恭。

大臣经济要从容,莫显奇功,莫说精忠,

万般人事要朦胧,驳也无庸,议也无庸。

八方无事岁年丰,国运方隆,官运方通,

大家赞襄要和衷,好也弥缝,歹也弥缝。

无灾无难到三公,妻受荣封,子荫郎中,

流芳身后便无穷,不谥文恭,便谥文忠。

这四首诗基本概括了晚清的为官秘诀。不怕讽刺、不顾名声的官员可以照此办理,厮混几十年,估计也能平平安安升任当朝一品。

古代喜欢用“五子登科”来形容一个家族官运亨通。晚清官场则有新“五子登科”:赌子不得不找,门子要管好,公子要用好,份子钱收支很重要,最终是要让顶子越戴越高。

晚清官场现形记

《官场现形记》是晚清的超级畅销书,在官场上几乎人手一本。倒不是因为它教人怎么做官,而是因为它揭露了晚清官场的黑暗和无耻,正直者读来泄愤,贪腐者拿来对照自己情况“查漏补缺”或者“提高业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