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政治衙门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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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9章 皇帝也疯狂(6)

而北魏军队,只是在洪水水位最高时,乘船到附近的八公山上躲避,等坝垮后整整齐齐地回到了寿阳,一根汗毛都没伤着。北魏统帅李平一开始就对萧衍的大坝工程不以为然:“异想天开!这坝肯定要垮,我们就等着看萧衍的洋相吧!”

浮山堰,是典型的领导一拍脑袋就上马的工程。皇帝的决策,没有真正的监督和论证,难免出笑话。不过萧衍的这个错误决策,玩得太大了。愚蠢指数四颗星,后果指数五颗星,没有搞笑指数,有的是后人对几十万无辜生命的哀悼!

雍正皇帝出书

雍正皇帝出的这本书,叫做《大义觉迷录》,洋洋洒洒四卷本。起因是湖南书生曾静,宣扬满族统治者是蛮夷、散布雍正皇帝的坏话,还指挥学生张熙去策动汉族总督岳钟琪继承祖先岳飞的“优秀品质”,起兵造反,驱逐蛮夷。岳钟琪被吓坏了,赶紧把曾静、张熙卖给雍正表忠心。这是个谋反的大案,雍正审定后,把自己论述此案的十道上谕、审讯词、曾张师徒二人的口供,以及曾静服软后一把鼻涕一把泪写的“忏悔录”兼“马屁经”《归仁说》合编成书,就是《大义觉迷录》。

这本书都有些什么内容呢?主要是两大块内容,第一是论证清朝统治的合法性。雍正从理论和现实两方面,说明满族人不是蛮夷,是中华正统;第二是论证雍正自己统治的合法性。曾静不是散布雍正的坏话吗?雍正觉得有必要来论证:“朕到底是不是谋父、逼母、弑兄、屠弟、贪财、好杀、酗酒、****、诛忠、好谀、奸佞的皇帝?”雍正一一驳斥了上述十项指控。他说自己是天底下最孝顺、最善良、最慈爱的人,走路的时候都怕踩死一只蚂蚁、压坏一根小草,怎么可能干那些坏事呢?(原话是:“朕性本最慈,不但不肯妄罚一人,即步履之间,草木蝼蚁,亦不肯践踏伤损。”)雍正还说自己是清朝的柳下惠,坐怀不乱。(原话是:“朕常自谓天下人不好色未有如朕

者。”)诸如此类等等,一反一正,配合起来看,内容相当劲爆。

雍正不仅公开出版这书,还下圣旨,要求各级官府、各级官吏人手一册,组织学习,认真体会;要求全国的学校,都要保存这本书,当做教材教导学生。哪个机关、哪所学校没有存书,哪个官吏没有认真学习这本书,都要“严办”。曾静、张熙被放了出去,当做反面教材到全国各地巡讲,说自己都散布了雍正的哪些“谣言”,再说雍正是多么圣明、多么慈祥的圣主明君,怎么会是谣传中的昏君呢!

这下可好,全国各地、官民上下,掀起了学习体会《大义觉迷录》的热潮!人们很自然地想:“原来满族人和广大汉族人一样,都是炎黄子孙,都是中华正统啊?原来紫禁城里还有那么多劲爆新闻呢?原来皇上曾经那什么什么啊?”这本书起到了“启蒙”作用,促使人们去思考华夷之辨和统治合法性问题。

按现代舆情传播规律来说:谣言最需要的,就是传播途径!雍正恰恰给攻击清朝和自己的谣言,提供了传播的扩音器!全天下人都捧着这本不伦不类、似是而非的奇书热议。雍正此事愚蠢指数四颗星、搞笑指数五颗星、后果指数五颗星。

雍正的儿子乾隆觉得老爸这事干得太丢人了,上台一个月就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逮捕曾静、张熙凌迟处死,把《大义觉迷录》列为禁书,全国上下严令收回,有敢私藏者杀头。书可以收回(其实也没收干净,该书最火的时候,远销日本、朝鲜。乾隆收不回这部分书),但已经种在读者头脑中的想法是收不回的。

光绪皇帝打官司

其实,这官司是慈禧太后以光绪皇帝的名义打的。起因是上海租界的《苏报》用“恶毒的言辞”咒骂皇上、太后,号召造反。

《苏报》的胆子也忒大了,仗着在洋人租界里,一天不骂皇帝不骂朝廷就不舒服。报纸发表章太炎的文章,说要和“爱新觉罗氏相会于枪林弹雨中”,还骂光绪皇帝“载湉小丑,不识麦菽”。更过火的是发表了邹容的《革命军》。这篇两万余字的长文,骂清朝历代皇帝都是“独夫民贼”、“无赖之子”,骂慈禧是“****妇”,说所谓“皇恩皇仁”不过是“盗贼之用心,杀人而曰救人”,说清朝官吏都是洋人的奴隶。邹容直接号召革命:“巍巍哉!革命也。皇皇哉!革命也!”,最后高喊:“中华共和国万岁!”、“中华共和国四万万同胞的自由万岁!”

这还了得!慈禧太后和被骂的官吏们恨不得将《苏报》的编辑、作者满门抄斩。可惜,《苏报》是以日本侨民的名义注册的,又在租界内活动,朝廷鞭长莫及,不得不接受洋人的游戏规则,向租界当局控诉《苏报》侵犯名誉,要求引渡。

报纸的所有人陈范和主笔章士钊早接到消息逃走了。写文章的章太炎“好汉做事好汉当”,束手就擒;邹容闻讯后,到租界当局“自首”,很够义气。这两人就成了这起官司的两大被告。在审讯时,清政府方面明显对西方司法不熟,被章邹二人钻了空子。章太炎说,我说要和“爱新觉罗氏相会于枪林弹雨中”,意思是要拿起枪杆保卫皇上,应该嘉奖。章太炎还考证出“小丑”在古汉语中是“年轻人”的意思,是中性的。邹容更绝,干脆说《革命军》是自己胡乱写的,书稿早就被别人偷走了,自己根本不知情就被人发表了;市场上流传的《革命军》小册子,都是盗版书。因此,邹容哭诉“我也是受害者啊”,要求法庭维护他的著作权!

媒体争相报道此案,舆论热议,客观上也起到了扩音器的作用。租界当局还是相当给清政府面子的,虽然章邹二人在法庭辩论上占上风,最后还是裁定二人有罪!清政府太高兴了,让租界当局赶紧引渡二人,说要将他们“凌迟处死”。一听这话,洋人们直摇头,说你们的刑罚太残酷太血腥了,不行,我们不会把这两个人引渡给你们的。最后,章太炎被判监禁3年,邹容被判监禁2年,在租界服刑。

在这场官司中,清政府只得到了小小的名义上的胜利。整个案子传达了这样的信息:千百年来神圣不可侵犯的皇帝也好、看似威风凛凛的朝廷也好,都是可以骂的,骂得再狠也只要坐牢两三年!于是,各种反政府和宣扬革命的小册子、报纸如雨后春笋般冒出来。中国近代媒体的发展,还得感谢光绪皇帝的这场傻官司。晚清政府在此事的处理上,愚蠢指数、搞笑指数和后果指数都是七星级的。

大清国是怎么亡的?

大清国寿终正寝100多年了。在中国历朝历代当中,清朝的表现还算是比较优秀的:历届皇帝都很勤勉。清朝的中央集权和君主****达到了历史巅峰,皇帝们在工作量大增的情况下,没有罢工、旷工,也没有把工作量推给身边的太监,甚至连荒淫无道、低能弱智的皇帝都不曾出一个,相当不容易;清朝尊崇儒学,弘扬儒家思想,并以此自我约束,公开承诺“永不加赋”,还真的在法律上、明面上做到了低税负;清朝经济繁荣,保持了两百年的社会稳定。从明朝后期开始,中国人口开始急剧增长,清朝不仅比之前的朝代多养活了几亿人口,还贡献了传统社会的最后一个盛世:康乾盛世。

尽管清王朝表现优秀,但它却是口碑最差的王朝之一,差到可以用臭名昭著来形容。后人一想到****王朝的反动、黑暗和腐朽,脑海中就浮现出清朝的例子。人们熟悉的是,近代中国积贫积弱,清政府面对颓势,束手无策,让国家任人宰割。后人普遍认为,清王朝要为近代中国跌入悲惨的深渊、错失发展的良机负责。更恶劣的是,清王朝在晚期屠杀追求变革的仁人志士,与多场变革运动为敌,仿佛逆历史潮流而动。这些都让后人对它没有好感。总之,清王朝是个传统意义上的好王朝,却不是现代标准下的好朝代。

改革,是晚清的关键词。即便是满族统治阶层,在内忧外患之中,也认识到非改革不足以挽救统治了。就连被很多人视为顽固派头子的慈禧太后,也“何尝不许更新”。她扼杀了维新变法,却主导了清王朝最后十年的新政运动;她废除了维新派的变法主张,但她自己走得比维新派还要远,就连维新派不敢提出的“设议院”、“立宪法”,慈禧也下令实施了。在1901年1月29日颁布的新政上谕中,慈禧把话说得很明白:“世有万祀不易之常经,无一成不变之治法。”“法敝则更,要归于强国利民而已”,她也是希望变法图强的,毕竟国家强盛也符合慈禧及其满族权贵的利益。她在上谕中坦率说道:“误国家者在一私字,祸天下者在一例字。”

晚清改革搞得热火朝天,却没有巩固清王朝的统治,而是引发了更多的问题,把王朝引向了毁灭。改革官制、裁撤机构、清退冗员、废除科举、鼓励留学、兴办实业、颁布新律,晚清似乎在向现代社会靠拢。难能可贵的是,清政府高举“君主立宪”大旗,敕令建立了各级代议机构,制订了宪法大纲,主动进行着政治体制改革。最后在革命党人的炮火中,摄政王载沣还代表爱新觉罗皇室,宣誓遵守“宪法重大信条十九条”。大范围、深层次的全面改革为什么会把改革者拖入死亡漩涡呢?

改革,意味着某种程度的妥协。为了更高、更大的利益,一些群体或者机构要放弃部分既得利益。高度集权和君主****已经被证明不能挽救国家危亡,民主共和成了时代发展的潮流,那么,为了国家富强和民族复兴,掌权****的满族权贵就要适当放弃部分权力。而权力,恰恰是他们紧紧攥在手里,不愿意放弃的。

慈禧太后富有政治阅历和权力手腕,长期的政坛搏杀让她异常珍惜手中的权力。慈禧等满族权贵还非常看重列祖列宗的江山社稷,希望能永保特权。他们改革的目的是维护占人口少数的满族人的利益,这是改革的首要目的,其次才是富国、强民等。比如,晚清用人不重真才实学,多用“苗正根红”之辈。“官二代”、“爵二代”当道。慈禧临终时,将政权和改革大业推给了不到30岁的载沣。为什么选择载沣?载沣胞弟载涛的判断是:“载沣是我的胞兄,他的秉性为人,我知道的比较清楚。他遇事优柔寡断,人都说他忠厚,实则忠厚即无用之别名。他日常生活很有规律,内廷当差谨慎小心,这是他的长处。他做一个承平时代的王爵尚可,若仰仗他来主持国政,应付事变,则绝难胜任。慈禧太后执掌政权数十年,所见过的各种人才那么多,难道说载沣之不堪大任,她不明白吗?我想绝不是。她之所以属意载沣,是因为她观察皇族近支之人,只有载沣好驾驭,肯听话,所以先叫他做军机大臣,历练历练。慈禧太后到了自知不起的时候,仍然贪立幼君,以免别人翻她的旧案。但她又很明白光绪的皇后(即后来之隆裕太后)亦是庸懦无能、听人摆布之人,绝不可能叫她来重演‘垂帘’的故事,所以决定立载沣之子为嗣皇帝,又叫载沣来摄政。这仍然是从她的私见出发来安排的。”在慈禧等人看来,人的能力可以培养,经验可以积累,而“根正苗红”的出身却不是人人都具备的。这是他们的“私见”。这种任人唯亲的用人方针,注定了清王朝得不到多数人的认同和支持。

载沣上台后,一大群年轻气盛、轻率妄为的满族王公窃据了要职,成了改革的领导者。载沣组成“兄弟连”集体亮相,外行掌大权,内行靠边站。对军事一窍不通的皇亲国戚占据要职,小材大用;有军事才能和带兵经验的铁良、萨镇冰、良弼等人则退居其次,大材小用。

清末新政的一大重要举措是成立贵胄法政学堂,招收王公世爵四品以上宗室及现任二品以上京内外满、汉文武大员的子弟入学。此举名义上是提高满族权贵的法律和政治素质,服务新政改革。内阁学士、宗室宝熙在给慈禧太后、光绪皇帝的奏折中坦言:“我朝本周室亲亲之仁,列爵十四,锡封五等,屏藩带砺,历久常昭。宪政实行,此项亲贵皆须入上议院议事。若复懵于学识,于外交、内治一切未谙,将来非故与下议院反对,即不免与下议院附和雷同,驯至才望轩轾,政策失平,不独与宪政阻碍甚多……所以培植上议院才人意极深远。”一语道破天机,清政府的种种改革就是为了“皇权永固”,为了满族权贵能够永远掌握政权。

除了权力贪婪外,满族权贵还以改革之名,行揽权牟利之实。他们迫使汉族地方实力督抚的代表袁世凯开缺回籍,由摄政王载沣亲自出面掌握全权,出任了新的“全国海陆军元帅”。改革后的新政府规定各省拨款均须户部核定,并成立盐务处,架空各地盐运使,控制财权;将开矿、修路等权力都收归中央,控制经济命脉。引发辛亥革命的导火索“铁路国有”政策,也是改革后的内阁的决策。不用说,这些新实权机构、官办事业都掌握在“爵二代”、“官二代”及其少数亲信手中。从清朝中期后,地方势力就上涨了,中央政府实权下降。新事物涌现,新的力量已经茁壮成长。晚清政府却想以贫弱之躯,不顾分权之实,重温集权****之梦。这就激化了政府和社会、中央和地方等各种矛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