义和团的反侵略斗争得到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拥护，但却始终都没有能够形成一个统一的领导机构，每个团体往往都是各自为战，组织上具有明显的分散性和浓厚的迷信色彩。在义和团运动兴起之后，曾提出了如“助清灭洋”“保清灭洋”等大致意思相同的口号，后来“扶清灭洋”成为各地义和团普遍采用的口号，同时也是义和团的行动纲领。义和团运动在山东省得到了迅猛发展，致使帝国主义感到了危险和恐慌，在列强的施压之下，清廷任命袁世凯为山东巡抚，对义和团运动采取了残酷的镇压，使得义和团的斗争转入低潮。
1900年初，一部分义和团势力转移到了直隶，与当地义和团汇合，后义和团占领了涿州，控制了保定，在京畿一带形成了燎原之势。许多地主阶级分子，包括顽固士绅以及受过教会欺压的中小地主们也纷纷加入了义和团的运动，这些人的加入使得义和团本身就存在的笼统的排外主义更加严重。
义和团的迅速发展使得清朝廷也感到了威胁，进而想要对其加以利用和控制。由于慈禧太后对英国和日本让康有为和梁启超在国外活动感到不满，故而决定默许义和团的存在，从而来牵制外国势力。此后，义和团在北京、天津一带迅速发展，鼓舞了全国人民，随后，除了山东和直隶以外，山西、陕西、河南、内蒙以及东北等地区也相继爆发了义和团的反帝斗争。
为了镇压义和团的反帝运动，帝国主义联合发动了对中国的侵略战争，并相继对清朝廷继续施压，要求清廷剿灭义和团。1900年5月，各国驻北京公使公然举行会议，决意以“保护使馆”为名，联合出兵北京。义和团与前来镇压的清军发生了激战，而各国军舰则聚集在大沽口外，随即在俄国海军头目指挥下攻占了大沽炮台，侵略军从大沽登陆，进犯天津。
清朝廷在收到大沽沦陷的消息之后，只得对外宣战，同时下令招抚义和团。在此期间，以两江总督刘坤一、湖广总督张之洞以及两广总督李鸿章为首的洋务派集团一直反对宣战，主张镇压义和团。而英国因为惧怕义和团的运动侵占到自己在华的利益，故而支持洋务派等人镇压义和团，阻碍了义和团向南方的发展，也使得帝国主义列强得以集中兵力镇压北方的义和团运动。
在中外势力的双重打压之下，义和团伤亡惨重，7月，天津陷落。在天津陷落之后，清朝廷更加倾向于投降，但帝国主义为了攫取更多的利益，不理清廷求和的要求，而是继续加紧进犯北京。在占领北京之后，联军进行了疯狂的屠杀和掠夺。而八国联军之间也为了利益的攫取而矛盾重重，列强们在经过一系列的博弈之后，逐渐达成了一致意见，建立实质上对中国的“共管”。1901年9月，俄、英、美、日、德、意、法、荷、西、比、奥等11个国家迫使清朝廷签订了《辛丑条约》，除了正约之外，还有19个附件。其中包括巨额的赔款，使馆区的设立，炮台的拆除，军队的驻扎，等等，再一次使中国的主权遭到了严重的破坏。
慈禧太后因为能够继续保持其地位，故而竟对这个条约非常满意，清朝廷甚至发布上谕，公开出卖了义和团。
面对着内外势力的双重镇压，义和团开始摒弃“扶清”的口号。四川的义和团相继提出了“灭清剿洋”以及“扫清灭洋”等口号。清朝廷调集重兵对义和团进行了严酷的镇压，外国侵略军也随同“助剿”，义和团起义遭遇重创而失败。
义和团运动是一个为了使中国强盛起来的爱国主义运动，它以农民群众为主体，有明显的小生产者特点，以及难以克服的局限性和落后性，虽然它最终不可避免地走向了失败，但它也促使中国人民的觉醒，让越来越多人开始意识到，要挽救民族危亡，就必须要推翻清王朝的腐朽统治！
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运动
帝国主义的侵略与清朝廷的卖国及对人民的压榨使得广大劳动人民的生活更加困苦，反抗清朝廷的农民起义斗争也越来越激烈。
1902年，直隶一带农民起义，高举“扫清灭洋”大旗，同年，广西省汉、壮、苗、瑶等族农民武装起义，持续斗争三年。1910年，长江流域发生水旱灾荒，士绅、地主以及中外商人乘机屯粮，牟取暴利，长沙饥民忍无可忍，奋起反抗。同年，莱阳县城乡居民因要求清算被官绅侵吞的备荒积谷被拒绝而进行了多次激烈斗争。遍布全国的阶级斗争越来越尖锐，使得清王朝开始陷入了四面楚歌的困境之中，为辛亥革命的爆发创造了社会环境以及群众基础。
1903年爆发的拒俄运动即开了反帝爱国运动的序幕。武装占据东北的俄国侵略军企图长期占领东北，激起全国人民的愤慨，各界人士纷纷表示要与侵略军血战到底。
1905年，资产阶级所领导的抵制美货的爱国运动在全国开展。从鸦片战争之后，美国资产阶级从中国诱骗了大量的华工，这些工人在美国负担极为沉重的劳动，促进了美国的繁荣。1894年，美国迫使清朝廷签订了《限禁来美华工保护寓美华人条约》，对华工作出了种种苛刻的限制，美国各州也相继发布了各种排华法令。1904年条约期满之后，清朝廷在广大人民的压力下提出修约，但遭到拒绝，于是爆发了反对美国排华，抵制美货的爱国运动。运动的高涨震惊了美国政府，在美国的压力下，清朝廷下令禁止对美货的抵制运动。民族资产阶级内部在压力下出现了分化，上层人物开始有所动摇，但广大群众却依旧坚持斗争，最终迫使清朝廷与美国没有再续签限制华工的条约。
从1903年开始，资产阶级所领导的反对帝国主义控制我国路矿权的运动就在全国迅速开展起来，先后成功收回了黑龙江、山西、奉天、山东、安徽、四川以及云南等部分矿区。此后，收回路矿权利运动的持续发展，成为辛亥革命爆发的导火索。
在人民的反抗斗争以及资产阶级所领导的爱国运动中，广大人民逐渐认清了清王朝的反动本质，一部分人开始走向反清的革命道路。而中国反帝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可以说是从孙中山开始的。
孙中山少年时期在檀香山接受西方资本主义教育，于1885年回国后在广州、香港学医。在此期间，孙中山结识了一些爱国青年人物，并以“洪秀全第二”自居。孙中山和许多中国知识分子一样，最初试图通过清朝廷的改革来挽救民族危亡。在中日战争爆发后，孙中山意识到，要救国就必须要推翻清王朝的统治，走向革命的道路。
1894年，孙中山在美国檀香山联络了多名华侨，创立了中国第一个资产阶级革命团体“兴中会”。次年，他回到香港，建立了兴中会总会。在兴中会成立之后，孙中山开始筹备武装起义，并定于1895年10月在广州发动起义。后因计划泄露，孙中山被迫逃亡国外。
1900年10月，孙中山在义和团运动期间在广东省惠州发动了武装起义，后在清军的围攻下遭到失败。虽然起义宣告失败，但孙中山并没有放弃，而是继续探索着救国道路，坚持革命斗争。
随着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民族资产阶级的力量也有所增长，许多知识分子在国内外组织了革命团体，并出版了许多报纸刊物来宣传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思想。其中，章太炎、邹容和陈天华等人具有非常大的影响。
与此同时，孙中山所领导的兴中会也仍然在国外进行活动。而资产阶级革命派人士在宣传革命思想的同时，也进一步建立了革命组织，华兴会、科学补习所、光复会等革命团体相继出现。
随着革命形势的急速发展，革命党人深切感受到必须要建立一个全国性的统一政党来领导革命运动，于是，革命领袖孙中山开始与各个革命团体的负责人接触，致力于建立一个拥有更广泛的社会基础以及明确的政治纲领的革命政党，1905年8月，同盟会应运而生，以“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为其主要纲领，孙中山被推举成为总理。
在同盟会成立的同一年，清朝廷迫于形势宣布派遣五大臣出国考察宪政，并于次年提出了“预备立宪”。朝廷此举动使流亡在外的改良派党人备受鼓舞，他们开始大力宣传保皇立宪，反对革命思想。革命党人与改良派之间展开了剧烈的论战。与此同时，革命党人在国内发动了一系列的武装起义。
随着革命浪潮和人民群众反抗斗争的高涨，一些朝廷大员开始感觉不安，他们妄图用立宪来应对目前的危局，保住清政府的统治。经过反复考虑，慈禧太后同意立宪。1906年9月1日，清政府宣布“预备仿行宪政”。慈禧太后的立宪得到了不少人的支持，他们在立宪中互通声气，彼此唱和，在立宪运动中联合起来。他们被称为“立宪派”。
但是清政府的立宪毫无诚意，他们强调立宪的原则是“大权统于朝廷，庶政公诸舆论”，表面是立宪，实则为满清贵族的集权统治。1906年11月6日，清政府改革官制，迫使袁世凯将统领的“北洋六镇”交出四镇给满清贵族统治。同时削弱了他地方督抚的权力。次年，湖广总督张之洞和袁世凯被升为军机大臣，两位实力最大的汉族总督手中的实权被全部剥夺。
各省立宪派发现清政府的立宪毫无诚意，于是组织两三次浩大的请愿运动。最终清政府只同意缩短立宪期限。1911年5月，清政府宣布成立第一届责任内阁，其中满清贵族占9人，皇族占5人，被称为皇族内阁。这暴露了清政府的立宪只是个骗局，引起了各地军阀、官员、立宪派的进一步不满，清政府变得更加孤立。立宪派认为清政府的举动不符合君主立宪国的公例，要求另外组阁。这个要求被清政府毫不犹豫地拒绝了。立宪运动彻底破产。
清政府的倒行逆施让社会矛盾更加激化。为了从帝国主义势力手中获得贷款，清政府在1911年5月宣布“铁路干线国有政策”，强行夺取了粤汉、川汉两条铁路，把这两条重要铁路的利权卖给了帝国主义势力。因此，四川、湖南、湖北、广东四省迅速成立了“保路同志会”，有几十万人参加。很快在成都就掀起了轰轰烈烈的保路运动，商人罢市，工人罢工，学生罢课。立宪派要求控制保路运动，但是却无能为力。四川总督赵尔丰奉清廷旨意，逮捕了保路同志会、铁路公司以及股东会负责人，数万群众闻讯后到督署请愿，要求释放被捕的人。赵尔丰下令枪杀请愿群众，造成血案。群众义愤填膺，开始举行武装暴动。武装暴动迅速在整个四川开展起来。通过保路运动形成的武装起义，猛烈地冲击了清廷在四川的统治，推翻清王朝统治的最好时机已经来了。
清王朝的覆灭与中华民国的建立
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它是国内阶级矛盾日益尖锐、人民反抗斗争不断高涨的结果。
武昌素来是帝国主义侵略的重点地区，也是清王朝统治的重点区域。因此，资产阶级革命党人也在此地区非常活跃，新军也是湖北的革命党人进行革命活动的主要对象。虽然革命团体多次遭到破坏，但是各学生党派、民主党派依然把注意力放在新军与学生上，大力在学生与新军中进行革命宣传和组织工作。经过不懈的努力，在新军基层建立起革命组织，参加的士兵达5000人，占全省新军的三分之一，正是这些新军为武昌起义奠定了基础。
1911年6月，四川爆发保路运动，并迅速发展为武装斗争。湖北的革命党深受鼓舞，决定联合发动起义。
10月10日夜，新军工程第八营的革命党人打响了起义的第一枪，武昌起义爆发。革命军经过一夜的激战，占领了武昌。随后又占领了汉阳、汉口，完全控制了武汉三镇。
武汉起义的胜利推动了全国各地群众的革命热情，各省的革命党人开始发动起义。湖南、陕西、江西、山西、云南、上海、贵州、浙江、江苏、广西、安徽、福建纷纷宣布独立，在革命洪流的冲击下，清政府的反动统治迅速土崩瓦解。
虽然各地纷纷起义独立，但是还未能建立一个统一的中央政府，各方势力围绕建立中央政府的问题互相斗争。1911年11月9日，黎元洪为代表的湖北政治集团邀请各省代表到武汉商议组织中央政府。11月30日，各省代表在汉口租界举行会议，当时，袁世凯已经向南方发出了停战议和的试探，而革命阵营内部也出现了妥协倾向。并且于12月2日发布了《临时政府组织大纲》，决定若是袁世凯加入到推翻清王朝的革命队伍中来，临时大总统的位置为袁世凯虚席以待。
就在此时，孙中山于12月25日从海外回到了上海，各省革命党人主张推举孙中山为临时大总统，各方势力都认为袁世凯在把矛头转向清政府之前只有孙中山才是总统的最佳人选。12月29日，各省代表会议选举孙中山为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
1912年1月1日，孙中山在南京宣誓就职，这宣布着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成立，改用公历，当年成为中华民国元年。黎元洪被选为副总统，并在南京成立了临时参议院作为立法机关。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的成立标志着资产阶级共和国的政权建立起来了。
各帝国主义势力对中国革命的发展迅速感觉十分恐惧，武昌起义后，帝国主义势力开始大力支持清政府以破坏革命，并且组织了多国联合部队聚集在武汉附近，随时准备武装干涉革命。但是由于形势发展很快，帝国主义者被迫伪装“中立”，只能在私下支持清政府。他们逼迫清政府重新起用袁世凯，希望通过对袁世凯的扶植能够成功镇压革命。同时，帝国主义国家也在向南京国民政府施加压力，以和平为由催促革命党政权与袁世凯和解。在经济方面切断了南京革命政权的财源，让其陷入危机。
最终革命党人在内外交迫的情况下妥协了，以清帝退位为条件，把政权让给了袁世凯。1912年，清帝溥仪退位，统治中国2000多年的封建君主制度就此结束。清帝退位后，革命党遵守承诺让权给袁世凯，3月10日，袁世凯就任大总统，窃取了革命的胜利果实，开始了北洋军阀对中国的统治。
辛亥革命虽然失败了，但是它的历史意义与功绩是不可磨灭的。它结束了2000年来的君主专制，建立了共和国，让中国人民在思想上得到了第一次大解放。从此以后，专制不再是正统，民主成为真正的趋势。民主的地位是神圣而不可侵犯的，侵犯民主一定会被人民所抛弃。从此以后，中国进入了一个崭新的历史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