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重庆辛亥革命史》一书记载，进入20世纪，西方列强侵略中国采取的主要手段已由军事侵略战争让位于经济战争，即所谓“商战”。当时的中国，上至公卿大夫，下至樵夫贩妇，皆用上洋货，亿万中国人成为“洋人销货赐顾之客”。为此，《重庆商会公报》撰文一针见血地指出，西方列强的商战“可以输人之产，沦人之国，灭人之种。不以刀兵，不以水火，而神州之上几使数千年黄帝子孙之胄，无一可以立脚者”（摘自《重庆商会公报》丙午年第三号）。即是说，列强的经济侵略是中国最主要的威胁。中国人应以“抵制洋货，振兴实业”为主要手段，以商战对商战。重庆总商会成立之时，悬挂在重庆总商会门楣上的几幅对联就集中反映了人们的“商战”思想：
商战有何奇哉，只期补塞漏卮共谋公益；
会心不在远也，要识挽回大局各保利权。
登高一呼，直召唤四百兆同胞共兴商战；
纵目环顾，好凭此数千年创局力挽利权。
古人忠愤，异代略同，借热情规划商情，要与前人分一席；
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望大家保全时局，莫教美利让诸邦。
解读对联意涵：“数千年创局”乃指民族经济，要传承前人的精神；经商当以国家、民族的利益为重。对联语带呼吁、激励，喊出商人的心声，表达了民族资产阶级的正义主张。“官之所求，商无所退”这是李耀庭踏入天顺祥时，就一直恪守的宗旨。官即政府、国家。商事关乎国事，关乎国家兴亡。于是，“规划商情，谋公益、保利权、兴商战”自然成为时任重庆总商会首任总理李耀庭自觉的行为准则。
正如《重庆辛亥革命史》一书所写，在特定的时代，人们可以看到，商会要进行的商战，既着眼于争夺国内市场，阻止“外货之内流”，同时还企图“争外市之销场”，打入国际市场与列强争雄。“重庆总商会的商战主张反映了正在发展的中国民族资产阶级企图通过商战，在中国市场排除外国侵略势力，建立本民族市场的愿望。毫无疑问，这在民族危机深重的时代，是有积极意义的。”
在李耀庭主持会务期间，重庆总商会大力倡导发展实业，抵制洋货，维护国家权益，振兴民族经济。作为实际行动，重庆总商会在振兴商务、发展实业、开发长江航运等领域，取得了成效，有诸多建树。不仅如此，在社会公益方面，比如在开发市政公益项目、修桥筑路、助力交通、开办学堂、提倡禁烟、组织消防、维护治安、争取民权等方面，也出了不少力。“重庆总商会把资产阶级的力量汇聚起来，把他们的共同要求集中起来，有利于中华民族的反帝事业。”（《重庆辛亥革命史》）
将重庆民族资产阶级在这一时段发展实业的情况做一盘点，从以下收集到的不完整资料可以看到是颇具成果的。
1891年，川商卢干臣将他在日本创办的自来火厂(即火柴厂)迁回重庆，在王家沱、大溪沟分别建立了森昌泰、森昌正两个火柴厂。两厂资本为8万两白银，年产火柴12．6万箱，并获清政府赋予售卖专利25年的特权。
1905年，官办的重庆铜元局成立，用德国和英国进口机器设备制造铜元和银元，促进了重庆冶炼业的发展。后逐步扩充设备，转向兵工生产。
1905年，桂荣昌、杨朝杰等人创办了江北矿务公司。
1906年，在江北刘家台建成的鹿蒿玻璃厂，是重庆第一家，也是西南地区第一家使用现代先进技术设备生产日用玻璃制品和高级美术玻璃器皿的玻璃厂。其创办人何鹿蒿，曾留学日本，专攻玻璃生产技术，1905年在日本加入同盟会，主张实业救国。他在日本购置了全套玻璃生产设备和各种化学原料到重庆办厂，是全国第一批近代玻璃生产企业。其产品精良美观，曾获巴拿马国际博览会一等奖。
1906年，同盟会员陈崇功创办富川制纸公司。
1908年3月，官督商办的“川江行轮有限公司”正式成立。其主要成分为民族资本，它的成立，促进了重庆工商业的发展，开始了川江商业客货轮航运的新时代。
1908年重庆商人李湛阳（觐枫）、刘沛膏、赵资生等人为“抵制洋油”，创办了重庆烛川电灯公司。
1908年，在南岸界石乡建成了四川第一家蒸汽机械缫丝厂——蜀眉丝厂。其创办人石青阳，重庆巴县人，1905年留学日本，入表町蚕桑学校，专攻缫丝生产技术。他采用日本进口的蒸汽缫丝机，是四川第一家用蒸汽机械缫丝的丝厂。到1921年，重庆已成为四川最主要的机器缫丝基地，拥有全部用现代机器设备缫丝的工厂10家，雇工3000人。
1909年，重庆江合公司（民族资产）与英商经过反复斗争，终于收回了被英商华英公司夺去的江北厅采矿权。
到1911年为止，重庆已经出现了40多家民族资本经营的企业。重庆的洋烛、肥皂、冶炼、制药、瓦窑、水泥、制糖、化工、仪器文具、果品、树畜、蚕桑、建筑等行业中也出现了民族资本兴办的企业。
“与整个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经济相比，就数量而言，似乎是微不足道的（中国民族资本主义本身也很微弱）；就发展水平而言，大都处于工场手工业阶段。但是，在四川，重庆则是民族资本主义最为发达的地区。这些企业，是在“振兴商务”、“挽回利权”的口号下，直接针对帝国主义的商品输出和资本输出而产生的，是帝国主义侵略的对立物。它在一定程度上抵制了洋货，挽救了利权，为重庆、四川以至西南地区的经济发展准备了条件，为资产阶级政治运动在重庆的发生提供了物质基础。”（《重庆辛亥革命史》）
事实证明，民族资产阶级在国家急难之时，是能够与国家同呼吸、共命运的，他们着眼大局，注重维护国家民族的利益、注重责任的担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