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国璋同段祺瑞一样，与袁世凯有多年的袍泽关系，其夫人周砥原是袁世凯的家庭教师，由袁世凯亲自介绍，代为置办妆奁，并派一位保姆作为陪嫁的老妈，命人送周砥去南京就婚，关系亦极亲密。冯国璋在京期间，袁世凯优礼相加，每逢吃饭，不是派人送去牛奶，就是红烧猪肘子，甚或几个大馒头，凡冯国璋爱吃的均送去，另送冯国璋的夫人许多礼物，完全待如“自家人”。但对这个“自家人”，袁世凯却不讲一句真心话。接见冯国璋时，他说得那么亲热，可是回到楼上，便连声叫嚷：“冯华甫岂有此理！冯华甫岂有此理！”无怪后来冯国璋气愤地对人说：“我跟老头子这多年，牺牲自己的主张，扶保他做了元首，对我仍不说一句真心话，闹到结果，仍是‘帝制自为’，传子不传贤，像这样的曹丕(指袁克定)，将来如何侍候得了？徒然叫我两面不够人，怎不令人寒心！”
袁世凯欺骗冯国璋，也是为了欺骗全国人民。他认为，只要全国人民知道他不愿当皇帝，那么以后搞起帝制来，就无人怀疑他是主动者，他那个肮脏的灵魂便不会为人所知了。
袁世凯为组织一个领导发动帝制活动的核心集团颇费了一些脑筋。开始参与这一秘密活动的只有杨士琦、段芝贵、张镇芳、雷震春、袁乃宽、夏寿田诸人；杨度因和袁克定关系密切，亦深知其中奥秘。
杨士琦是皖系官僚集团的实际首领，也是秘密策划帝制活动的主持者。他既反对进步党，也反对交通系，打算由北洋一系独自包办。袁克定认为这个圈子太小，北洋一系包办不了，欲拉进步党帮忙。1915年春，袁克定约梁启超往小汤山赴宴，请杨度作陪。席间袁克定痛诋共和，隐隐露出要梁启超赞成改为帝制之意，梁启超未同意。返城以后梁启超知祸之将至，乃携家出走天津。
进步党靠不住，袁世凯变而去抓交通系。交通系又称粤系，以梁士诒及其助手交通部次长叶恭绰为首领。交通系和皖系过去同受袁世凯重用，而又你争我夺，互相攻讦。1914年5月，梁士诒被免去总统府秘书长职务，改任税务督办、参政院参政，渐渐失宠。但交通系控制着铁路、关税、交通银行和一些公司，握有很大财权。梁士诒有“财神”之称，又任秘书长多年，组织过公民党，同各方面均有关系，活动能力很强，具有相当的实力，而且颇得英、美帝国主义的信任。如能把该系官僚争取过来，定然大有帮助。
袁氏父子知道梁士诒热衷名利，遂指使肃政厅于1915年6月发动“三次长参案”和“五路参案”，以胁迫交通系就范。被参的三次长为陆军部次长徐树铮、交通部次长叶恭绰、财政部次长张弧；“五路参案”是揭发津浦、京汉、京绥、沪宁、正太五铁路局营私舞弊的案件，矛头直指交通系。参案一开始声势很大，来势很猛，叶恭绰被停职查办，津浦铁路局局长赵庆华被撤职，京汉、京绥两局局长关赓麟、关冕钧离职听审，交通系人物惶然无计。
对交通系狠狠打了两棒之后，袁世凯马上对梁士诒示以关怀，对梁士诒说：“参案本有君在内，我令去之”。拉梁士诒为帝制效力。
袁克定同乃父地位不同，作风也不一样，他把梁士诒找去，单刀直入，“问变更帝制，肯否帮忙，并加以恫吓”。梁士诒说回去向同人报告后再作答复。
事情很清楚，赞成帝制，参案可以取消；不赞成帝制，后果不堪设想。梁士诒当夜召集交通系人员召开紧急会议，讲了情况，最后说：“赞成不要脸，不赞成就不要头！”要大家发表意见。讨论的结果，大家一致表示“要头”。梁士诒等人考虑，“要保全交通系势力，只有顺从袁世凯的意旨，泼出一干；并且决定不干则已，干起来则不必遮遮掩掩，一定要大权独揽，有声有色”。次日回报袁克定，表示一定竭力效忠，并陈述了所设想的进行之策。袁克定大喜，于是交通系成为帝制派的中坚。帝制活动搞起不久，叶恭绰官复原职，关冕钧免议，赵庆华、关赓麟仅交付文官高等惩戒委员会惩戒，引人注目的两个“参案”烟消云散。
取得各地握有实力的军阀拥护，是实行帝制最基本的条件。袁世凯尽管觉得有几分把握，但除段芝贵个别人以外，帝制自为的心思尚未向其他军阀透露过，心中仍不免打鼓。于是用述职的办法，分别把几省的将军电召进京，以提问题的方式问他们共和办得如何，进行暗示。这些人最善察颜观色，领会意图相当敏快，一个个表态说共和办得不行，请总统多负责任。袁世凯听后，搞帝制的劲头更十足了。
倡议帝制之初，陆征祥提出外交不大好办，曹汝霖说外交上不负责任。袁世凯认为德国、日本和美国都表示赞成，成竹在胸地对他们讲，外交已经办妥，不必再去操心。
袁世凯认为国际国内均不会再发生问题，便授意杨士琦、夏寿田、段芝贵等人继续进行筹备帝制活动，加紧工作，由秘密转向公开。
杨度素主君主立宪，为袁世凯奔走不辞辛劳，袁世凯对之亦颇器重。后因杨度自命不凡，只愿帮忙，不愿帮闲，加之有人进谗，渐被疏远。然而他不甘寂寞，在北京任参政院参政、国史馆副馆长，经常追随在袁克定左右，与夏寿田过从甚密，对于袁世凯的心思颇为了解。1915年4月，他写了一篇《君宪救国论》，交夏寿田呈袁世凯。袁世凯阅后大为激赏，亲笔题写了“旷代逸才”四字，制匾赐予杨度，并把杨度的文章交湖北将军段芝贵秘密付印，分送各省将军、巡按使参考。现在杨度听到帝制马上公开进行，于8月10日谒见袁世凯，提出组织机关鼓吹帝制的问题。袁世凯说：“不可，外人知我们关系，以为我所指使”。杨度也许想在改朝换代时立个大功，取得新朝宰辅地位，正色说：“度主君宪，十有余年，此时如办君宪，度是最早之一人，且有学术上自由，大总统不必顾虑”。反复陈说，语气激昂。袁世凯最后告诉他：“你可与少侯(孙毓筠字)等谈谈”。杨度听了袁世凯的吩咐，高兴异常，立即将袁世凯之意告知孙毓筠。接着他们又把刘师培、李燮和、胡瑛和严复拉进来当配角，共同发起组织筹安会。
孙毓筠字少侯，安徽寿州人，1906年在东京加入同盟会，同年在南京被捕入狱，判刑五年。辛亥革命时获得自由，充任江浙联军总部副秘书长，1912年3月任安徽都督，7月到北京任临时参议院议员，后投靠袁世凯，袁世凯任其为约法会议议长、参政院参政。
刘师培字申叔，号左盒，江苏仪征人。其先辈以治《春秋》、《左传》闻名于当世，本人经学知识渊博，号为“国学大师”。早年参加光复会、同盟会，后为两江总督端方收买为暗探，几乎被革命派处死。1911年到四川国学院教书。1913年充当阎锡山的高等顾问。1915年10月，袁世凯委任其为署参政院参政，11月授为上大夫。
李燮和，湖南安化人，原名柱中。参加过华兴会、光复会、同盟会。辛亥革命时任长江下游招讨使，参与策划并领导了上海起义。沪军都督府成立后，自称吴淞都督，后被孙中山任为光复军总司令。曾上书孙中山，揭露袁世凯面目入骨三分，反对与袁世凯议和，不久辞职。宋教仁被刺后，他由湖南跑到北京，以调和南北自命，从此充当了袁世凯的鹰犬。
胡瑛别号经武，湖南桃源人，加入过同盟会、日知会，后在湖北被捕。辛亥革命时自任湖北都督府外交部长。南京政府成立，被委为山东都督。南北统一后投入袁世凯的怀抱。
严复，字绕道，福建侯官人(今福州市)。1877年留学英国，毕业后回国，任福州船政学堂教习，后官至北洋水师学堂总办。甲午战争失败，他撰写政论，翻译《天演论》、《法意》等世界名着，呼吁救国，声望很高。1900年脱离海军之后，思想渐趋保守，属君主立宪派。由于他学贯中西，袁世凯有意罗致，先后任其为京师大学堂校长、总统府外交法律顾问、约法会议议员、参政院参政。他主张帝制，但对谁当皇帝未考虑成熟。杨度约其发起筹安会，他不愿做发起人。次日，杨度派人送来一信，内云：“昨所谈事，实告公，盖承极峰旨与公商榷，极峰谕非得公为发起人不可，固辞恐不便。事机稍纵即逝，发起启事限明日载诸报端，公苟知底蕴，度无见拒理，已代公署名送报馆，不及待复示矣”。筹安会启事见报后，他未加否认。不过，在袁世凯搞帝制的过程中，他从未说过拥护袁世凯的话。
上述六人被称为“筹安会六君子”。
杨度从袁世凯处领来二十万元活动经费，在石驸马大街设置事务所，筹安会于是开张。
1915年8月14日，杨度与孙毓筠、刘师培、李燮和、胡瑛、严复通电各省，发表了组织筹安会的宣言。声称：“我国辛亥革命之时，人民激于感情，但除种族障碍，未计政治进行，仓猝制定共和国体，国情适否，不及三思”。民国创始之后，“国家所历危险，人民所感痛苦，举国上下，皆能言之。长此不图，祸将无已。”“美之大政治学者古德诺博士即言君主实较民主为优，中国尤不能不用君主国体”。“我等身为中国人民，国家之存亡，即为身家之生死，岂忍苟安默视，坐待其亡！本会之立，特以筹一国之治安，研究君主、民主国体二者以何适于中国，专以学理是非、事实利害为讨论之范围。至范围以外各事，本会概不涉及，以此为至严之界限。将以讨论所得，贡之国民”。同时还公布了筹安会章程。8月23日筹安会正式宣告成立，杨度任理事长，孙毓筠为副理事长，严复、刘师培、李燮和、胡瑛为理事，并通电各省派代表来京。旋得各省复电，多数赞成，且派代表到会。湖南、吉林、安徽、湖北、南京等地相继成立了筹安会分会。
1903年袁世凯视野京师大学堂译学馆
28日筹安会越出了“学理”讨论范围，对国体进行投票表决，“一致主张君主立宪”。翌日向全国宣告：“立国之道，不外二端，首曰拨乱，次日求治”。“我国拨乱之法，莫如废民主而立君主；求治之法，莫如废民主专制而行君主立宪。此本会讨论之结果也”。公开鼓吹帝制，敲响了袁世凯帝制自为丑剧的开场锣鼓。袁世凯的原形也就毕露了。
1914年11月23日，袁世凯曾就宋育仁等人倡言复辟发表过一个申令，内有“民主共和，载在《约法》，邪词惑众，厥有常刑。嗣后如有造作谰言或着书立说及开会集议、以紊乱国宪者，即照内乱罪从严惩办，以固国本而遏乱萌”之语。筹安会公开发表宣言，反对共和，鼓吹君宪，正是犯了“紊乱国宪”的内乱大罪，应即按法严惩。因此，有人据此问袁世凯可否干涉筹安会。袁世凯答复说：“近数年来，此项言论虽无开会讨论之举，然耳闻已熟，久已不为措意。以予所居地位，只知民主政体之组织，不应别有主张。日前某博士来谒，力辨君主、民主之优劣，予惟答以民主国大总统之职分所存，实难研究及此。至共和原理，本当集大众之心思才力，以谋大众之安乐幸福，此等开会讨论之举，于共和原理初不相背，何从横加干涉乎？予之素志迭经表示，帝王既非所愿，总统亦非所恋，洹上秋水，无时去怀，无论研究此义者作何主张，于予个人固无嫌疑之可虑也。在予个人，有个人之身家产业、子孙亲族，固期望安全不能置之度外；在全国人民，亦各有个人之身家产业、子孙亲族，其研究所以永保安全之法，宁非人情切己之所应有！况此事为四万万人生死之问题，予既受国民付托，何敢以非所愿、非所恋二者之嫌疑而强加之以干涉乎！此种研究之举，只可视为学人之事，如不扰及秩序，自无干涉之必要也”。不惟不提“即照内乱罪从严惩办”，反而说不能“横加干涉”。“六君子”鼓吹帝制系秉其命而行，他“忘却”九个月前的申令，翻云覆雨，反复无常，丝毫也不奇怪。为使“六君子”免出意外，他还格外施恩，派遣荷枪的武装警察前去保护“六君子”的私宅。“六君子”用研究“永保安全之法”为他效劳，他则用警察保护安全作为报答，也称得上一个“投桃报李”的人了。
袁世凯之不“横加干涉”筹安会，还有更为重要的原因。与筹安会开张的同时，袁世凯已经秘密组织起一个由内务总长朱启钤、税务督办梁士诒、镇安上将军督理奉天军务段芝贵(8月22日由湖北调奉天)、农商总长周自齐、参政张镇芳、统率办事处总务厅长唐在礼(8月27日改任参谋次长)、军政执法处处长雷震春、步军统领江朝宗、京师警察总监吴炳湘、拱卫军军需长袁乃宽组成的十人班子，作为发动帝制的中枢。这个班子密电各省将军、巡按使，谓“国体问题，共和不能适用，亟应改为君主立宪，以救危亡”，将袁世凯的意旨告知他们。各将军、巡按使立即复电表示积极拥护，请求袁世凯“俯从众意，允更国体，定君主之制”。至8月30日，“国体改用君主之议，各省(指将军等)已全体一致”。称帝的实际筹备工作业已开始进行，他感谢筹安会鼓吹帝制还来不及，哪能再去干涉呢？
筹安会出现，举国惶恐，人人皆知帝制即将产生。但袁世凯此时仍然装腔作势，指天誓日，不肯承认。一日，张謇非常恳挚地劝其做中国的华盛顿，不要效法上断头台的法国路易十六，“陈是非，说利害，反复更端，至二小时之久”。他死不认账，可是又讲什么“美国人古德诺的共和政体不适宜于中国的提议，却有讨论的价值。将来或者让朱明的后裔出来做皇帝，浙江的朱瑞也可以的”。张謇和他开了个玩笑说：“朱瑞可以做，难道唱戏的朱素云不可做吗？”谈过之后即离京南下。财政总长周学熙和袁世凯是亲戚，筹安会成立之初，曾询袁世凯意旨，袁世凯亦极力否认有称帝之事，直到9月同张一磨谈起时还说：“从来无不亡之朝，帝王末路，有求为平民而不可得者。余老矣，将营菟裘于海外，外间纷纭，滋非余意。苟相迫者，余当乘桴浮于海”。其做作功夫真是到了家了！
然而，不论袁世凯如何遮遮掩掩，总是骗不住人的。这时极少数既不赞成而又不敢站出来反对帝制的人，试图以退让妥协的办法，换取袁世凯不要改变共和制度。黎元洪带头上书，提出总统世袭制，魏宸组、徐佛苏等人亦赞同。袁世凯要的是当皇帝，对此根本不感兴趣。因此，看过之后不置可否，一概叫政事堂存档。
广大群众看到帝制将要复活，愤慨至极，纷纷着文或写信，声讨筹安会罪行，“时京师各报馆，投函反对者，日数十起”。谷锤秀、徐傅霖、杨永泰、欧阳振声将《维持共和国体之宣言》投寄京、沪各报，斥筹安会发起人为“妖孽”。上海的南岳峻致电政事堂转呈袁世凯：“论诛杨度诸人，以为谣言乱邦者戒！”北京发起组织的治安会、上海的共和保持会均发表宣言，揭露筹安会的阴谋，号召人民保卫共和制度。还有一些人准备发起组织其他团体，同筹安会对抗，但内务部不准立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