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席间，袁世凯出示了一份自己“筹之久矣”的政治改革疏稿——《请改定官制以为立宪预备折》，请他们回京后呈递。这是一份在清朝内部实行“官制改革”的奏折，袁世凯建议：在准备立宪期间，先推行政府机构改革，制定将来与议会制度相一致的新型官制，作为将来实行立宪政体的基础。此时在座的人，包括袁世凯在内，谁也没有料到，从这一天起，清朝末年最阴险的政治斗争拉开了帷幕。
回京后载泽等五大臣纷纷向清廷大谈立宪的好处，慈禧却是越听越糊涂，不明白应该怎样才能实行立宪。直到这时五大臣才想起了袁世凯的奏折，急忙呈上，慈禧阅后大喜，立刻命袁世凯入京觐见。8月28日袁世凯到达北京，他是惟一能够参与御前会议、讨论五大臣条陈的地方大员。9月1日清廷下诏，宣示“预备立宪”，宣布：“仿行宪政，大权统于朝廷，庶政公诸舆论”，“但目前规制未备，民智未开，若操切从事，徒饰空文，何以对国民而昭大信？”所以，要“先从官制入手”。这份诏旨的内容，大多出自袁世凯的奏折。此诏下达后，全国上下欢声雷动，一片颂扬之声。
在中国，对政治制度进行改革历来是一项最敏感的事情。9月2日，清朝政治体制改革委员会——编纂官制馆成立，慈禧特命袁世凯会同五大臣、十几位京官，以及从外省召来的几位官员共同编纂官制，官制改革第一次进入了实施阶段。为了避免有人破坏，也为了防止讨论中的《官制改革方案》泄露出去，讨论的地点十分机密，而且“门外盛陈兵卫，稽查甚严”。
在会上，袁世凯提出了自己的《官制改革方案》：裁撤吏部、礼部、翰林院、都察院、宗人府，将工、商二部合并为农工商部，改户部为度支部，改刑部为法部，分兵部为陆军、海军二部；增设资政院、审计院、交通部，旧有各部惟一没有变动的只有学部；最重要的是，将掌握实际权柄的军机处裁撤，实行日本式的“责任内阁”制，内阁总理大臣由皇帝任命，但要提交国会通过，阁员则由内阁总理大臣遴选，奏请皇帝批准。
对于这个方案袁世凯的态度非常坚决，遇到人就说：“官可不做，法不可不改”，他要“以死力相争”！此外他还给反对派扣上了一顶“大帽子”：“有敢阻立宪者，即是吴椒(刺杀五大臣的革命志士)”，“即是革命党”！
袁世凯是不是发疯了？他居然提出这么彻底的改革方案，这会触及多少人的既得利益，引起他们的切齿和痛恨。不过袁世凯也不傻。表面上他提出这份方案，似乎不计个人毁誉，只是为国家的前途和立宪改革着想，非常光明正大。实际上他用的是“声东击西”之计，时刻都在拨拉着自己的“小算盘”，一旦实行“责任内阁”，就让庆亲王奕匡担任总理大臣，而自己则担任副总理，最“肥”的农工商部尚书则由庆亲王之子载振出任。因为奕匡既无能又贪财，老袁完全可以“挟总理以令诸侯”，暗中操控内阁；而奕匡年老，一旦退职，肯定会保荐袁世凯接任总理大臣。同时通过“责任内阁”，还可以将自己的政敌瞿鸿机排挤出去，即使他仍是阁员，上奏是总理大臣一个人的事，不必像军机大臣那样全班进见，瞿也就无法从中操纵了。所以袁世凯一进京，就让自己的亲家、户部尚书张百熙上奏折，秘密保奏奕匡为总理大臣，袁世凯为副总理，迫不及待地想把权力都抓到自己的手中。
此外，袁世凯的心底里一直有一个不能告诉外人的“隐忧”。因为，他在“戊戌变法”时曾告过密，害得光绪帝长期被幽禁在瀛台，而慈禧已经年过七十，所以他担心慈禧一旦驾崩，光绪帝就会“亲政”，那时自己就将大祸临头，不但项上人头难保，搞得不好还可能被诛灭九族。所以他必须赶快想办法，预先做好布置。如果组建“责任内阁”，限制君权，那么纵然光绪皇帝亲政，自己也可以用“责任内阁”这个“紧箍咒”来束缚他。不过这是袁世凯心底里的“秘密”，他当然不能端上台面来。
不过袁世凯虽然伎俩高明，企图“声东击西”，瞒过世人，但又怎么能骗得了许多明眼人？有一次光绪帝就曾冷冷地对他说：“袁世凯，你的心事我全知道！”一听到这话，袁世凯冷汗直流，不敢回答，心想：好险，幸亏光绪皇帝现在只是一个“傀儡”，要不然自己的小命可真就难保了。看来自己的这一计还是用对了，真得抓紧办。
兵法云：“出其不意，攻其不备”。在1906年的官制改革大辩论中，袁世凯竟然站到了改革的最前沿，出人意料地提出了最彻底的《官制改革方案》，似乎对于中国的“立宪”事业非常“热心”。其实，这份《官制改革方案》相当于“东”，只是袁世凯的一个“幌子”，以吸引政治对手的注意力，而操纵“责任内阁”，攫取更大的权力，则相当于“西”，这才是他“声东击西”的真正目的。
2．倡议“君主立宪”，迷惑清廷和革命党人
在激烈的政治斗争中，如果善于制造假象，造成对手的错觉，就可以出其不意地实现自己的既定目标。袁世凯东山再起后，就运用“声东击西”之计，倡言“君主立宪”，确实一度迷惑了清廷和革命党人。
武昌起义后袁世凯再次出山，迅速夺取了清王朝的军政大权。为了向南方的革命势力施加压力，并麻痹清廷，他首先命令北洋军先后夺取了汉口、汉阳，又在龟山上架起大炮，隔江炮击武昌，给湖北军政府更大的压力。不过袁世凯这时还不打算占领武昌，因为清王朝尚未垮台，他还需要“养敌”自重，留着革命势力好对付清廷，最后由他统一全国。在袁世凯的软硬兼施下，黎元洪很快就向袁世凯表示妥协。
双方停战后，袁世凯便出席资政院并宣布：南北和谈，应当以“君主立宪”为前提条件，获得议员们的一致赞成。隆裕太后知道后非常满意，立即下了一道懿旨：“现在南北停战，应派员讨论大局，着袁世凯为全权大臣，由该大臣委托代表驰赴南方，切实讨论，以定大局”。袁世凯当即任命自己的老友唐绍仪为北方总代表，严修、杨士琦为代表，汪精卫、魏宸组、杨度为参赞，各省也有1名代表。
临行前袁世凯约代表们谈话，敦敦告诫他们：“君主制度，万万不可变更！本人世受国恩，不幸局势如此，更当捐躯图报，只有维持君主立宪到底，不知其他”。当时在这个问题上，袁世凯反复讲述了几十分钟，语气极其沉痛。有些代表听后，还以为袁世凯真的要坚持“君主立宪”制度，顿时喜形于色。
他们哪里知道袁世凯老奸巨猾，深知清廷对他不是太放心，所以老袁才使出了“声东击西”的伎俩，在公开场合大谈“君主立宪”。因为老袁是靠着清朝发迹，“世受国恩”，不愿背上从“孤儿寡妇”手中夺取天下的骂名，而且清廷旧臣尚多，还具有相当的实力，就是自己的嫡系——北洋旧部也还没有做好思想准备。此外革命党人领导南方各省起义势力很大，是否愿意推选自己做大总统，自己也没有把握。所以他先摆出一副“忠”于清室的面貌，既可以掩人耳目，也便于与革命势力进行“讨价还价”的谈判。当然，一旦时机成熟，袁世凯就会马上撕去脸上的“假面具”，毫不留情地进行“逼宫”。
所以袁世凯出山后，经常把“君主立宪”摆在嘴边，喜欢在别人面前表白：“余自出山，即抱定‘君主立宪’，此事无可改变！”有一天满洲贵族世续突然指着自己的大辫子问袁世凯：“大哥，你打算怎么处理它？”袁世凯心里“咯噔”一下，马上就明白了世续是在试探自己是否忠于清廷，便十分严肃地表示：“大哥，您放心，我还很爱惜它，一定要设法保全它！”
不仅如此，袁世凯还把他这个“主张”宣扬出去。1911年11月18日，袁世凯专门接见了日本公使伊集院吉，当面表示：“作为根本解决时局的办法，我个人始终主张非‘君主立宪’政体不可！”直到1912年初他仍然对外宣称：自己“始终忠于朝廷，终身不为共和党所用”。似乎袁世凯真是大清王朝的“大忠臣”，他对清廷是感恩戴德，会像诸葛亮那样肝脑涂地，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对于革命党人可能的反抗，袁世凯早有预料，所以他早就通过各种渠道与黄兴沟通，并草拟了议和的条件：确定共和政体；袁世凯如果能先推翻清廷，便推举老袁为大总统；优待清朝皇室，南北满汉出力将士，各享其应得之优待，同时组织临时会议，恢复各省秩序。
其实，所谓“议和”，只不过是袁世凯夺取全国最高权力的一种手段。早在唐绍仪南下前，袁世凯就与他密商了一夜，向他交了“底”，并叮嘱他到上海后，先与立宪派领袖张謇联系，探听情况。所以唐绍仪一到上海，很快就向张謇透露了自己与南方谈判的“底线”——如果推举袁世凯为大总统，则清室“退位”不成问题。
通过这一番幕后的活动，南北议和的基调已经确定下来。在第二次谈判时唐绍仪就表示，袁世凯其实并不反对“共和政体”，只是主张，由“国民会议”来决定君主制或共和制的问题，使清廷易于下台。在第三、四、五次谈判时，双方又商定了召集“国民会议”的具体办法，以及国民会议开会的时间、地点等具体问题。
1911年底，孙中山从欧洲回国，被各省代表会议选举为临时大总统。尽管孙中山事先曾打电报给袁世凯，表示自己只是暂时负责组织政府，希望他早定大计。但是袁世凯素来老奸巨猾，深怕孙中山抢先一步担任临时大总统，又不愿拱手相让，他岂非两头都落了个空？于是袁世凯马上变了脸，下令将唐绍仪免职，双方已经达成的协议也被推翻，并命令北洋军炮轰武昌，向南方的革命党人施加压力。
同时袁世凯又将“君主立宪”的论调“捡”了起来，唆使段祺瑞、冯国璋等40多位北洋军将领发出通电，坚决主张君主立宪，“誓死”反对共和，一则是对南京临时政府施加压力，二则是以此向清廷表示自己的“忠心”，以榨取清室的金银财宝。隆裕太后知道后，果然是温谕慰勉，并拨发黄金8万锭充作军费。
虽然袁世凯出尔反尔，但是南京临时政府并没有同他决裂。针对袁世凯的疑虑，1912年1月16日孙中山致电袁世凯，声明：“只要袁赞成共和，迫清帝退位，定举袁为临时大总统”。可是袁世凯还是不放心，又致电南方总代表伍廷芳，向他质问：“选举总统是何用意？以总统让袁，有何把握？”从伍廷芳那里，袁世凯再次得到了明确的保证。不久唐绍仪与伍廷芳进行秘密交涉，并达成了清帝在优待条件下退位，孙中山辞去临时大总统，由袁世凯继任的协议。至此，袁世凯才吃了一颗“定心丸”。
南北和谈既然成功，末代皇太后和小皇帝溥仪就成了袁世凯当上民国大总统的“绊脚石”了。这时袁世凯便翻脸不认人，将维护君主制度、忠于清室的诺言抛到了脑后，反过头来加紧“逼宫”。最后迫于内外压力，隆裕太后只得于1912年2月12日，带着6岁的小皇帝溥仪上朝，宣布“退位”。随后袁世凯被临时参议院选举为大总统，辛亥革命的果实终于落到了袁世凯的手里。
辛亥革命后，奸诈的袁世凯根据形势的变化，玩弄权术，首先打出了“君主立宪”这张“怪牌”，既迷惑了清廷，又借此要挟南方的革命势力向他让步，将双方玩弄于自己的“股掌”之上，最后他再“声东击西”，夺取了全国的最高权力。当时清廷和南芳的革命派之所以向袁世凯拱手相让，很大程度上就是中了袁世凯“声东击西”的诡计，相信了他的“鬼话”！
三、李代桃僵
所谓“李代桃僵”，本来是指：桃树要遭难了，就由李树来代替；李死桃活。这是一个比喻，用来概括各种替代受过、受难的现象。在军事上，兵家们往往以局部的牺牲，以保证全局的转危为安，或者是牺牲小股兵力，保存大部队，以争取最后的胜利，这就是一种“李代桃僵”的策略。
在现实世界中，“李代桃僵”之计要求你既舍得放弃“蝇头小利”，也不要被“小害”所影响，而应当着重考虑整体利益，从全局、从实质上看输赢或地位的高低。如果你因为一点“小利”失去了就痛心疾首，或者为得到了一时之利而大喜若狂，都是不明智的。如果你在该放弃时就舍得放弃，“以退为进”，就可能会取得更大的胜利。
在中国历史上，“李代桃僵”的事迹很多，其中既有高风亮节的行为，也有统治者(比如曹操)玩弄“割发代首”的游戏，更有十恶不赦的歹徒找“替罪羊”的卑劣行径。在政治斗争中，每当局势严峻、不能取得全部胜利时，“一代枭雄”袁世凯就会衡量轻重、缓急，采用“李代桃僵”的策略，在必要时“舍车保帅”——不惜牺牲一些小的、局部的利益，以换取全局或者是大部分的胜利。
1．谋私利，“笼络”日本
在与强大的对手周旋时，许多人往往会“忍痛割爱”，选择与对手妥协。在与日本帝国主义谈判时，袁世凯为了一己私利，向日本侵略者妥协、让步，终于从日、俄两国军队的铁蹄下收回了东北的行政主权，为他下一步控制东北打下了基础。
1904年2月，日本、俄国这两个帝国主义国家正式开战。在陆地上，俄军一败涂地，经过约一年的战斗，奉天的大部分地方都已被日军占去。在海上，在1905年1月的对马战役中，俄国波罗的海舰队几乎全军覆灭。日本虽然在军事上取得了胜利，但在人力、财力上也是精疲力尽，如果战争长期化，日本并没有获得最后胜利的把握。于是美国总统西奥多？罗斯福趁机出面“调停”。
1905年8月9日，日、俄两国开始在美国的朴茨茅斯城进行和平谈判。在英、美的支持下，沙俄被迫在重新分割朝鲜和中国东北的问题上做出了许多让步。9月25日，日、俄签订了《朴茨茅斯和约》，俄国同意将旅顺、大连的租借权，从长春(宽城子)至旅顺口的铁路及一切支路，上述铁道区内所附属之一切权利财产，以及附属之一切煤矿，或所经营之一切煤矿，都转让给日本；在两国同时自东北撤兵后，仍可留置“铁路守备兵”，每公里不超过15名，以保护彼此之铁路线；俄国承认朝鲜归日本保护；日、俄两国在和约生效后18个月内从东北撤军等等。因此，日本在朝鲜的地位更为巩固，从此它向中国侵略时更无“后顾之忧”。
在日、俄两国开始和谈之前，清政府曾于1905年7月6日分别向两国政府声明：“现在议和条款内，倘有牵涉中国事件，凡此次未经与中国商定者，一概不能承认”。但是清政府腐朽、无能，只是“洋人的朝廷”，所以这并不能影响日、俄这两个帝国主义“强盗”分割和掠夺中国东北的计划。在商定它们的“分赃方案”时，日本和俄国把清朝政府撇在一边，只是为了完成法律上的手续，两国才在和约中有关中国东北的权益移让条款中注明“须商请中国政府允诺”。直到《朴茨茅斯和约》签订后，日本政府才派外务大臣小村寿太郎和驻华公使内田康哉为全权代表，来与清朝政府谈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