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传记袁世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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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7章 袁世凯计谋简析(5)

从此,清军军纪肃然,袁世凯也是声威大振。据《容阉弟子记》记载,有时某些案件,就连吴长庆出面说情,袁世凯也不予宽宥。所以吴长庆曾对军中的一些亲友说:你们可得小心,千万不要犯法啊!否则,你们要是落在袁世凯的手里,他可是绝饶不了你们。

对于年轻的袁世凯,庆军中的许多老兵虽然是恨得咬牙切齿,但又慑于他手中的那支令箭,敢怒不敢言。当时就有一位幕僚周某悄悄地写了一首“打油诗”,对袁世凯大加讽刺:

本是中州假秀才,中书借得不须猜。

今朝大展经纶手,杀得七个人头来。

原来,袁世凯并未中过“秀才”之类的头衔,但当地人都传说他是秀才,所以周某才讥讽他是“假秀才”。其实,袁世凯当时的官衔只是一个小小的“中书科中书”,还是叔父袁保庆给他捐来的。

通过这件事,袁世凯取得了吴长庆的赏识和信任,便命他总理前敌营务处,还将军中的内务杂事都交给他管理,可以便宜行事。袁世凯既然“一朝权在手,便把令来使”,就开始大展拳脚。首先,他将清军的军纪、军容整顿了一遍。然后,他又差人在军营里到处张贴告示,公布了各项规章制度。为了控制这支军队,他还派出亲信,在营房内外明察暗访,只要听见有人发牢骚,就暗暗记下他的名字。第二天,袁世凯就会把他找来审问,搞得大家都以为袁世凯在军中暗探密布,知道他绝非“等闲之辈”。

当然,袁世凯也知道自己在庆军中的根基不深,许多人是嘴上不说,心里不服。于是他在挥舞“大棒”的同时,也运用好“胡萝卜”,不时施些小恩小惠,以笼络人心。有一次他的亲兵管带患病不起,袁世凯就立即命军医诊治,并亲自到帐篷中为他生火、煎药,又时常坐在他的床前,和他一起“唠家常”。无奈这名管带命运不好,已经病入膏肓,回天乏术,等他死后袁世凯又抚尸恸哭了一场,并自己掏腰包购买上等棺木,将他厚葬,后事也办得体体面面。同时,袁世凯还让人把这件事宣扬出去。从此,大家都知道袁世凯不光治军严明,还懂得体恤下属,绝不会让部下白给他卖命。所以,人人心目中都只有袁世凯了,慢慢地连庆军统领吴长庆也被丢到脑后去了。

袁世凯“反客为主”计的成功,关键就在于他抓住机会,先是从吴长庆那里获得了整肃军风、军纪的特权,得到了他的赏识,然后他又得以处理军中的内务杂事,掌握了治军权。通过长时间的潜移默化,袁世凯这个“二老板”终于赢得了全军的军心,而庆军原来的“大老板”吴长庆则被逐渐架空,已经“名存实亡”,在驻朝清军中就出现了“主客易位”的奇怪现象。

中国古人有一句名言:“乱世出英雄”。袁世凯是一个阴谋家,他精通权变之术,当然不会让机遇从自己的手边白白“溜走”。想不到发生在异国朝鲜的“壬午兵变”,竟意外地为他提供了人生的第一个军事、政治舞台,袁世凯正好抓住这个机会大显身手,从而“脱颖而出”了。

2.袁世凯遇刺,因“祸”得福

“反客为主”古已有之,并不新奇,但是利用“遇刺案”反客为主,恐怕还是袁世凯的一大“创新”。清朝末年袁世凯遇刺,能够死里逃生,本来已经是福大命大,可他又因势利导,借此恐吓王公贵族,最终逼迫清帝“退位”,真是高明之举!

武昌起义爆发后,清政府内部顿时一片混乱。摄政王载沣起初让陆军大臣荫昌督师讨伐,率领北洋军前往湖北。可是,北洋军都是袁世凯的基本部队,所以荫昌指挥不灵。当时,国内的革命运动风起云涌,湖南、陕西等省相继宣告“独立”,清廷顿时慌了手脚,急忙让袁世凯出山。1911年11月,袁世凯北上组织“责任内阁”,并夺取了清政府的军政大权。随后袁世凯使用软硬兼施的手法,一边命令北洋军攻克汉阳、汉口,一边又伸出“橄榄枝”,诱使黎元洪同意停战议和。

所谓“议和”,也只是袁世凯攫取全国最高权力的一种手段而已。所以,南、北双方很快就达成协议:由袁世凯向清廷施加压力,逼迫清帝在优待条件下“自行”退位,然后临时大总统孙中山辞职,由袁世凯继任。

此后,袁世凯一面进行“逼宫”,迫使清廷同意“退位”;另一面加紧镇压北方革命党人的活动,以巩固自己在华北的统治地位,准备万一孙中山不肯让位,自己就在北京自行组织政府。因为袁世凯在北方实行高压统治,激起了革命党人的反抗。1912年1月2日,滦州驻军宣布独立,举王金铭为滦军都督,通电赞成“共和”。袁世凯急忙派遣王怀庆和曹锟率领大批人马前去镇压,王金铭等人战死。1月9日,通州一带的毅军各营也准备起事,不幸因余临江告密,王不丞、王洛增等7人殉难。

同志的鲜血擦亮了北方革命党人的眼睛,许多人都认识到,袁世凯既是反动势力的首脑,又是革命深入进行下去的最大障碍,为人又阴险狠毒,早就准备将他铲除。1月16日,袁世凯准备上朝,面见隆裕太后。这个消息预先被革命党人罗明典、张先培探听到,于是,北京的革命党人决定暗杀袁世凯,以除去这个革命党人的“死对头”。经过讨论,他们决定这次行动分为4组进行。

1月16日上午11点多,袁世凯从皇宫出来,乘坐着双马车,经过东华门大街,准备去外务部新衙门。当时在东华门、王府井一带军警夹道林立。这时,革命同志张先培正在“东兴饭馆”的二楼上,眼见袁世凯的马车到了楼下,便丢下一颗炸弹。哪知袁世凯的马车跑得快,炸弹落在马车后面爆炸了。当时,袁世凯的马车已经到了“祥宜坊酒楼”前,黄之萌、李献文便各掷一颗炸弹,其中一颗炸中了马车,马车被掀翻,当场炸死护卫管带袁振标、护卫排长杜保等多人。

袁世凯这一次也真是“命大”!当时,他的马车虽然被炸弹击中,但袁世凯只是被扔出车外,毫发无损。卫兵们立即拥上来,扶着他上了一匹马。这时,张先培见袁世凯就要逃走,冲上前准备用手枪射击,还没有开枪,袁世凯的一名卫兵已射中了他的前额。张先培中弹,跌倒在地,黄之萌急忙赶来救护,两个人就在马路的中间和袁世凯的卫队展开枪战,而袁世凯却在几名卫兵的保护下,安全地脱险了。

随后大批军警赶到了,张先培、黄之萌等10余人被捕。当天晚上,袁世凯就把这些人交给特务头子、营务处总理陆建章亲自审讯。其中,张先培、黄之萌和杨禹昌是在射击时被捕的,罪证确实立即被枪决,其他人则被一位好心的外国记者保释。

第二天,革命党人又向外务部袁世凯的办公室扔了一颗炸弹,但只是损坏了一些玻璃。这下子可把袁世凯给吓破了胆,他只好搬到地窖里去办公,再也不敢随便出门了,还一再秘密派人向北方革命党人表示:要“效忠革命,推翻清室,并请各同志勿急”。

这件谋刺案本来是一件坏事,但在政治上却帮了袁世凯一个大忙。原来,在这之前,由于南方的革命党人提出:愿推举袁世凯为临时大总统,以迫使清帝“退位”,所以满族亲贵们都骂袁世凯是一个卖主求荣、私通革命党的奸贼。此外,袁世凯曾威胁清廷:革命党人已大批潜入京师。对此,亲贵们都不信,说这是袁世凯造的谣言。有了这次谋刺案,隆裕太后和王公亲贵们才相信革命党人的确大批潜入北京城,相信袁世凯的确是大清王朝的“忠臣”,都觉得自己是“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错怪老袁了。

如果是别人遇刺,恐怕早就被吓破了胆。但袁世凯却与众不同,他非常狡猾,觉得这是一个可以利用的好机会,正好利用这件事大做文章,化被动为主动。于是,他便采用“反客为主”的计策,一方面称病不朝,只是把“逼宫”的任务交给心腹、外务部大臣胡惟德和民政部大臣赵秉钧,自己则躲在幕后“遥控指挥”,以免落下“篡夺”大清江山的骂名;另一方面他又让人在外面散布“革命党人已经遍布北京城,咱们的生命都没有保障”之类的谣言,使得朝廷上下人心惶惶。

没几天,“宗社党”骨干良弼也被革命党人彭家珍用炸弹炸死了。这两件事合在一起,使得王公亲贵们惶惶不可终日,那些王公贵族,大多是胆小怕死,所以再也不敢反对“退位”了,有的人干脆带着金银细软逃往青岛、热河。没几天,隆裕太后就只好带着宣统帝上朝,正式宣布“退位”。

本来袁世凯遇刺,他相当于“客”,是处于被动状态。可是袁世凯并没有被吓倒,反而冷静地分析形势,适时地抓住了“稍纵即逝”的时机,制定出一个“反客为主”的策略,化挑战为机遇,左右时局的发展,成功地逼迫清帝“退位”。这件事说明:一个人处在逆境并不可怕,关键是要抓住时机,争取主动,而不能陷于被动。

3.软硬兼施,分化国民党

强大的堡垒,最容易从内部攻破,袁世凯精通谋略,自然是深悉此理。所以,面对强大的国民党,袁世凯从容不迫地运用“反客为主”的计谋,对国民党进行分化、瓦解,时而坚决打击,时而收买、欺骗,使其不战自乱,最后一道命令就将其解散。

1912年12月-1913年3月,中国进行了第一届国会议员选举。经过激烈的争夺,国民党以较大的优势击败反对党,取得了选举的胜利。根据《戊戌以后三十年中国政治史》一书所列出的数字,国会两院议员共计870席,其中国民党392席,占45%;共和党175席,占20%;统一党24席,占28%;民主党24席,占28%;跨党议员185席,占212%;无党派70席,占8%。总之,国民党在国会两院的席位,遥遥领先于其他党派。所以,国民党代理理事长宋教仁踌躇满志地说:“自斯而后,民国政党,惟我独大,共和党虽横,其能与我争乎?”

对于强大的国民党来说,袁世凯是“客”,处于被动状态,但他又十分仇视国民党,总想将其彻底消灭。可是,国民党现在的力量还很强大,袁世凯如果直接下令将其解散.势必会引发一场大乱子,也会失去人心。要袁世凯消极等待,那更不符合他的个性。思来想去,袁世凯决定采用“反客为主”的策略,主动出击,对国民党多管齐下。

首先,在他的直接策划下,1913年3月,宋教仁在上海火车站被暗杀,使国民党丧失了“主心骨”,再也不能团结一致地与袁世凯对抗。

其次,打击国民党的激烈派。原来,国民党议员素来有“激烈派”与“稳健派”之分。“二次革命”爆发后,以参议院议长张继为首的一些“激烈派”议员相继南下,参与举兵讨袁。但是,仍有一些“激烈派”议员留在北京,准备在国会弹劾袁世凯。对于这些人,袁世凯视为“附乱分子”,对他们公开进行镇压。7月23日,袁世凯下令逮捕冯自由等人。8月1日,伍持汉在天津被惨遭杀害,为民国以来国会议员为国流血的第一人。

再次,设法分裂国民党,使其在国会中的多数党地位发生动摇。

在袁世凯对南方用兵后,国民党议员大多留在北京,其本部由吴景濂、王正廷、张耀曾、谷钟秀等人维持。因此,国民党在国会依然是第一大党,这对袁世凯的专制统治很不利。

于是,袁世凯设法对国民党进行“分解”,由梁启超、梁士诒及陆建章等人代为经营。其办法主要有二:一是吸收其加入袁世凯的御用政党——进步党;二是“别设小团以容纳之”。在袁世凯的威胁利诱下,一些不坚定分子和变节分子纷纷脱离国民党,另组小政团。大体说来,首先另组小政团的是国民党重要人物孙毓筠,接着司徒颖、刘揆一等人也跟着效尤。不到5个月国民党就已分裂出8个小政团:

(1)国事维持会,1913年2月宣告成立,由同盟会的变节分子孙毓筠、王芝祥等人发起。它的宗旨是“维持时局,巩固国家,以至诚大公之心,为排难解纷之举,居间调停”。据袁乃宽透露:孙毓筠创办国事维持会,“实则欲销薄宋(指宋教仁)之势力。其势力既薄,必不至捣乱”。国事维持会在不少地方建有支部,影响非常恶劣。

(2)潜社,大约成立于1913年4月,以司徒颖、黄霄九为领袖。司徒颖等虽系国民党员,但“一切行动不与该党相关”,不久就登报与国民党“脱离关系”。

(3)相友会,1913年5月正式成立,由工商总长刘揆一发起。表面上,其宗旨是“实行调和党见,俾各融洽,共支此危局”,但采取的却是不与国民党合作的态度。6月,相友会便“与国民党完全脱离关系”。

(4)超然议员社,1913年5月宣告成立,由夏同稣等人发起。7月,李烈钧在江西起义后,该社公然发出通电:“赣军倒行逆施,首(先)倡乱,假‘讨袁’之名,行叛国之实”,“望各军统帅剿抚并用,公私团体,扫除荧惑,使奸邪无自而逞,俾叛徒早日肃清”。

(5)癸丑同志会,1913年6月宣告正式成立,由陈家鼎发起,举刘公为会长。它的宗旨是“力矫两党(指国民党、进步党)之弊,而以主张正义,发挥真实民意为指归”,主张“恪守政争范围,以维持共和为维持国家统一之道”,对袁世凯有利。

(6)政友会,本为景耀月所发起,后来与孙毓筠发起的“民宪党”合并,仍取名“政友会”,于1913年6月正式成立,其宗旨为“巩固共和,发展国力,实行世界的国家主义”。其成员以国民党员居多,活动经费也主要来源于袁世凯,这也是他们脱离国民党的根本原因。

(7)集益社,是一个完全由广东人组织的小政团,以朱兆莘为首领,有社员20余人。后来,集益社全部并入梁士诒所组织的“公民党”。

(8)大公无我俱乐部(又称大公俱乐部、自由俱乐部),由湖南众议员郭人璋组织,并公开宣布脱离匡民党,在政治上主张“稳健”。

在袁世凯的分化瓦解下,在“二次革命”爆发之前,国民党就已经四分五裂,丧失了战斗力,这对袁世凯打垮国民党,消灭革命力量自然是十分有利的。

在“二次革命”失败后,一些国民党员为了避祸苟全,纷纷脱党,有的转入从国民党分化出来的小派别,还有的则干脆投入进步党。所以,国民党便一蹶不振,就是留在国民党内的人,也不敢再倡言“法律倒袁”了。最后袁世凯一声令下,就于1913年11月4日,下令将国民党解散。对此,国民党人却不敢反抗,只好乖乖地服从命令,国民党就这样暂时从国内的政治舞台上消失了。

再强大的敌人,也有“破绽”。面对国民党在国会的多数优势,袁世凯运用“反客为主”之计,“软”和“硬”两手并用,对国民党进行分化、瓦解,使其丧失了战斗力,最后被老袁轻易地解散。否则,要平定南方和解散国民党,袁世凯还得花费很大的力气,不会轻易得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