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传记张作霖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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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章 苦难少年(1)

张作霖是一位具有浓厚神秘色彩的传奇历史人物。他由一介粗通文墨的草莽武夫,风云际会,乘势而起,一跃成为地位显赫的中华民国陆海军大元帅。期间个个曲折的故事和种种险恶的遭遇,颇堪玩味。

张作霖,字雨亭,1875年3月19日(清光绪元年二月十二日)生,奉天省海城县小洼村人。小洼村后又改称大洼县东风镇叶家村张家甸屯,现改称大洼县驾掌寺乡马家房村西小洼屯。其实,这里现在只有一片房屋遗址,已经根本没有村落了。其祖籍主要有两种说法。一为山东省说。《中华民国陆海军大元帅张公行状》中写道:“公讳作霖,字雨亭,奉天海城人,远祖居山东,族甚蕃,清道光初徙居海城。祖发业农,称素封。”“行状”是过去死者家属叙述死者世系、籍贯、事迹的纪念文体。该文称“远祖居山东”,主山东省说。一为河北省说。河北省中又有河北大成、河北高阳、河北河间三说。《中华民国陆海军大元帅张公雨亭神道碑》写道:“公讳作霖,字雨亭。其先为直隶人,清末迁奉天海城。”这通碑文是督军署参谋长臧式毅领衔,又有8位处长署名的,载于《张大元帅哀挽录》。文中明确地说“其先为直隶人”,即是河北人,主河北说。从有关历史记载看,张作霖的祖籍,是诸说并存。因多数主河北省说,张学良亦自称,他的祖籍是河北省大成县,故张作霖的祖籍为河北省大成县。

那么,张作霖到底姓什么呢?

民国初年,张作霖飞黄腾达,由第二十七师师长,一跃而成为奉天督军兼省长。这消息传到海城,全县沸腾,人们奔走相告:“嘿!高坎镇那个张老疙瘩当上大官了,出息了!”海城是张作霖的出生地,现在张作霖出人头地,乡里人自然感到荣耀无比。可是不知为什么,这消息竟飞越辽河,飘过长城,传到河北省大城县一带。那里的人们也在争相传告:“听说道光年间闯关东的那个张家继子的后代,在关东走红运了!现在是奉天的一省之长。”

某年夏天在奉天督署门前,有一个从河北大城县赶来的长者,姓李,自称是张作霖的本家,要求见张作霖。守门的卫士把这位李姓长者拒之门外,呵斥他说:“你姓李,督军姓张,两个姓不是一家人,哪里谈得上是本家?想在督军署衙门前捡便宜,妄想!滚!”这位长者说死不走,梗着脖子向里闯。卫士无奈,只好一五一十地向张作霖禀报。张作霖一愣,但仔细一想,好像想起了什么,就给卫士打了个手势:“那就叫他进来吧。”

那位长者进入三进四合院的督军署,东张西望,不知所措。他见张作霖正襟端坐在二进院正房的办公室的太师椅上,便急不可耐地呼喊起来:“督军大人,你可是咱们李家的后哇!”张作霖不但不恼反而问道:“此话怎讲?何以为证?”老人顺手掏出一折已经破旧的家谱,絮絮叨叨地讲起先祖的往事来:

“先祖姓李,清代家住直隶(今河北)顺天府大城县。李、张两家原本是亲戚,张家的姑娘嫁到了李家。可是嘉庆末年张家无子绝后,便将先祖之弟李永贵过继给张家以接续香火,从此改姓张。道光初年河北大旱,赤地千里,饿殍盈野。生活无着,先祖之弟张永贵,携妻小逃荒,出关求生。听说落户在海城县,不知督军是否为张永贵之后?”张作霖频频点头,嘴里说:“正是。”长者又说:“请问督军先父大名?”张作霖答:“张有财。”长者双眉舒展,笑着说:“正与我同属‘有’字。”张作霖虽为督军,但他是一位重血统、讲义气的人,当他听到这位长者所谈句句有根有据,便承认与自己了解的家世吻合。原来,听老人讲过,张作霖的曾祖确实是过继到张家的,道光初年,他确实被迫举家逃往关外谋生,最后在辽南海城驾掌寺乡叶家铺子扎根落户。张作霖见此人与先父同辈,遂拱手道:“晚辈失礼了!”说完,当即命卫士带长者入宅安歇,款待备至。

张作霖先祖原来姓李,后过继给张家,改李从张,这真是名副其实的“张冠李戴”。

山海关以外的东北地区是清朝起家的“龙兴之地”,一向实行封禁政策。可是关外空旷肥沃的黑土地有着无穷的诱惑力,只要有了土地,农民就有了生存繁衍的依靠,所以那时的农民把关外看成是天堂,把黑土地看做是再生之地。于是大批山东、河北一带的农民不顾禁令,或纷纷偷越长城,或泛海东渡,向东北地区移民逃荒。这叫“闯关东”。大量农民“闯关”“泛海”的结果是东北人口迅速增加,大片黑油油的荒地变成了良田。

随着清政府对关外的弛禁,更多的农民携妻子加入到闯关东的人流之中。清朝道光初年,河北大旱,颗粒无收,家无恒产的张永贵离开生他养他的大城县,成了闯关东人流中的一员。张永贵所有的家当就是肩上的挑子,一头箩筐里装的是几件破烂衣裳、一床烂棉被和破锅粗瓷碗;一头箩筐里坐着他唯一的儿子张发。一路走,一路要饭,磨穿了几双家做的鞋,终于落脚在海城驾掌寺乡叶家铺子。海城是因明朝在这里设置海州而得名的,清顺治十年(1653)设县,隶属辽阳府。县境东部峰峦重叠,西部辽水潆洄,襟山带河;中部土地平旷,沃野百里,是发展农业生产的好地方。那时候,东北有的是荒地,随便由来垦荒的人去占用,叫射箭地,就是你箭能射多远,就把这块地给你。岁租一半给清政府,一半给蒙王。于是,张永贵搭起窝棚,抡起铁镐,除去杂草,开出一片黑油油的土地。他的眼泪、汗水和种子一起落进了垄沟里。

有了属于自己的土地,张永贵的眉开了,眼笑了,力气也足了。他每天都是披着星星下地,戴着月亮回家。属于他的那片黑土地,一根杂草也不见,庄稼长得比别人家的高一头。他靠自己的辛勤耕耘来养家糊口,日子虽然艰苦,但也安安稳稳。从此,张家就在海城驾掌寺扎下根来。

等到张发当家的时候,除了辛勤农耕之外,又开始兼营烧碱业,生活日渐富裕起来,不仅有了属于自己的房子和土地,4个儿子也都成家立业,真是儿孙满堂了,在当地也算是小康之家。张发的第3个儿子叫张有财,他就是张作霖的父亲。当张发离开人世以后,他的4个儿子就都分居单过,自立门户了。

张发给三儿子起名张有财,是希望他用辛勤的双手去创造财富。张有财也想发财,但他没有继承祖辈父辈艰苦创业的精神传统,而是选择了另外一条致富之路——赌博。他嫌下地干活太累,所以分家时地没要一垄,只要了三间土房,用分家的钱财在本村开了个杂货铺。

张有财的原配妻子是邵氏,生了个女儿,不久邵氏早亡,接着女儿也夭亡了。咸丰元年(1851),张有财续娶王氏为妻,即张作霖的生母。王氏原是一个寡妇,共生三子一女,长子作泰,是带过来的前夫之子;嫁给张有财后又生了次子作孚,三子作霖;还有个小女儿叫秀英,比张作霖小7岁,她长大后嫁给一个姓杨的人,外号杨魔症。

一个小杂货铺怎能养活这一大家子?张有财做起了来钱容易又不费力气的买卖,便常年泡在外面的赌场里,又到各处“放局”,就是开设赌场抽红。当地民间称这种人为“耍清钱的”,称另一种偷盗抢劫的为“要混钱的”。张有财成了有名的“赌棍”。他赢了钱就大吃大喝,输了钱就变卖家产,家里日子紧一天松一天。时间一长,王氏和儿女们也就习以为常了,即便张有财长年不在家也不惦念他,就像家里没这个人似的。

光绪十五年(1889),张作霖14岁那年,张有财终日泡在外面赌场里,从大年初一到初夏时节,不仅没给家里捎过一分钱,甚至无任何音讯。他的女儿秀英生病,无钱医治,张妻王氏托乡里屯邻到镇上给张有财捎信要钱,以解燃眉之急,也没有找到他的影子。有人说张有财早已回家,也有人说张有财外出讨债去了。王氏得知这一消息,心生疑窦,右眼皮直跳。人们说:“左眼跳财,右眼跳灾。”因为张有财从没有过离开赌局而不回家的时候,她担心有什么祸事发生。王氏坐也不是,站也不是,把3个儿子都打发出去分头去找。凡能找的地方都找遍了,可还是杳无音讯。王氏只好拿为他人做针线活换的钱给女儿秀英医病。

一直拖到农历五月十三,张有财仍然没有下落,王氏的心里格外烦躁。忽然,家里的大黄狗从外面跑回来,冲着房门发出凄厉的叫声。王氏非常诧异,忙推开房门去看。那大黄狗用嘴咬住王氏的裤腿,拼命地向院门外拉扯。王氏只得跟着大黄狗小跑着往村外去,来到一里多地的柳树林子,大黄狗不动了,梗着脖子嚎得更凶了。王氏气喘吁吁地尾随而来,跟着大黄狗沿着树林边小道来到一片水塘边。几只在水边啄食的乌鸦“呼啦”一声从地上飞起,在乌鸦飞起的地方竟卧着一具早已腐败发臭的尸体。大黄狗没命地猛扑过去,蹲伏在被乌鸦叼啄的尸体旁狂吠起来。

王氏早已看清,这正是失踪多日的丈夫张有财!他身上有多处伤痕,头部鲜血模糊,惨不忍睹。王氏顾不得血污腐臭,伏在丈夫的尸体上呼天嚎地地哭起来。闻声而来的乡邻们无不潸然泪下。

张有财的猝死在当地引起了轰动,乡内里长栾凤泰因为人命关天,赶忙过来,命人封锁现场,又恐尸体腐烂,用食盐遍撤尸身,然后派人到海城报官。海城县衙派来的仵作验尸,“只见身前无伤,惟脑后被重物砸击致死,尸身旁有一块拳头般大小带血的卵石,显然是凶器。”县衙认定张有财死因后,即下令通缉凶手,捕拿人犯。

后经县衙查明凶手叫王二,比张有财年轻,在地方上是一个小土豪,手头有几个钱,但人不怎么正派。两人在赌场上因赖账而结仇。张有财从赌场出来,趁月夜归家,走到小柳村水塘边与王二正面相遇。两人为催索赌债厮打起来,王二将张有财摔倒在地,摸起地上的一块卵石,向张有财后脑上猛砸过去。张有财顿时脑浆迸裂,哼了一声就气绝身亡。王二见打死了人,惊出一身冷汗,连夜畏罪潜逃,钻进东边深山老林里隐藏起来。初时,海城县衙还虚张声势地到处张榜缉拿,后见张有财遗族均是孤儿寡妇,便不了了之。多年以后,王二也没有归案。

张有财死后,乡里集资买了一口薄板棺材,当地人们管这种四块薄板的棺材叫“狗碰”,就地埋在河边的土岗子上,草草成殓。这一年秋季,辽河下游发大水将棺材冲走,后在附近荒郊发现这口薄板棺材,系被一小土岗搁浅,棺材前有几棵高粱挡住。此处是无主之地,再加无力搬运,便埋在此处。

张作霖是张家最小的男孩,所以极受张有财夫妇的宠爱,家里人常称他为“老疙瘩”,村里人喊他“张老疙瘩”。“老疙瘩”是东北农村对家里最小男孩子的一种亲昵爱称,意思是“老儿子”。

张作霖出生在北小洼村,距离海城县城90里地,现在属于辽宁省大洼县。北小洼村,是一个只有20多户人家的小村落,在村东头咳嗽一声,在村西头都能听见。张作霖家对门有一家姓鲍的邻居,家里比较富有。老鲍家是后搬到北小洼村的,他家曾经住在海城县西桑林子。鲍家有个儿子叫鲍贵卿,比张作霖大好几岁。鲍贵卿小时候,他妈没奶,就吃张作霖母亲王氏的奶。张家生活有困难,鲍家经常给予接济,所以两家关系很是融洽、亲近。别看鲍贵卿比张作霖大,可处处都听张作霖的。这大概是出于大的理应让着小的,但更主要还可能由于张作霖从小就有称王称霸的强烈欲望的缘故。

儿时的张作霖机灵贪玩,整日在外摸爬滚打,上房揭瓦,下河摸虾,爬树偷梨,掏鸟窝捡蛋,什么淘气的事都干。他更喜欢争强好胜,常常把同村的小孩子组织起来,喊道:“你们听着,我是‘大王’,你们都是我的兵。谁要不听我的命令,我就打谁的屁股。”他们在一起玩跑马城,玩老鹰捉小鸡,玩扔砖打瓦,玩攻城夺寨的战斗,玩得兴高采烈,乐此不疲。无论比他小的还是比他大的,都让他管治得老老实实,服服帖帖的;如果有不服的,就拳打脚踢,把人家打得鼻青脸肿。被打孩子的父母就找到老张家去,说:“看看,张老疙瘩把我儿子给打的。”于是,张有财夫妻俩就只好当着邻居的面骂他一顿,或者踢两脚。但是,张作霖总是不服,嘟囔着说:“谁让他不管我叫‘大王’?”

后来,张作霖家又先后搬到叶家铺、栾家堡子和驾掌寺村。在驾掌寺村住的时间比较长。驾掌寺村比北小洼村大一倍,不仅房舍多、街道多,村里的人口也多。张有财出去赌钱,张作霖有时候也跟着,什么玩纸牌、推牌九、押宝盒,都见过,也都摸过。有时他会自言自语地喊:“前杠对大天,后杠皇上,我通吃!”

不跟他爹去赌博的时候,他就领同村小孩子去玩掷骰子游戏。谁先掷、谁后掷,谁的点大,谁的点小,都听张作霖的吆喝。不管他家搬到哪儿,他都是小“大王”。后来,他成了雄霸一方的大军阀,可以肯定地说,这与他小“大王”的性格是一脉相承的。

父亲猝遭横祸死后,张作霖的大哥作泰又得痨病(肺结核病)死去了。母亲王氏靠做针线活,养活二子一女,苦度艰难的岁月。年幼的张作霖想找小朋友玩,可大多都已上学,只剩他一个人,孤苦伶仃怪可怜的。

一天,他漫无目的地走着,不知不觉走到一家私塾馆前面,这是鞠家铺杨景镇开的私塾馆。杨景镇是晚清举人。私塾屋里传来了朗朗的读书声,什么“赵钱孙李,周吴郑王”啊,“人之初,性本善”啊,“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啊,还有“关关雎鸠,在河之洲”。这些杂七杂八的声音,好像组成了一出大合唱。这声音紧紧地揪住了张作霖的心,他知道这是读书。自己多想读书,可是不行啊,爹死了,没人供啊。他沮丧地低下了头,想赶忙走开,但又舍不得拔开腿。后来,他索性用舌头舔破窗户纸,用一只眼往屋里瞧。只见自己的好朋友石锁、铁柱和秃子都在,他多羡慕他们啊。屋里念一句,他就跟着学一句,就这么着,他偷学了不少天。

有一天,杨秀才让秃子背书,背的是《三字经》。当背到“融四岁”这地方时,秃子怎么也想不起下面的了。也不知是急的还是吓的,出了一脑门子汗,老师开始打他的手心了。张作霖替秃子急,就念出了“融四岁,能让梨;黄九龄,能温席。”杨秀才一愣,扔下板子到外面一看,原来是个长得虎头虎脑、穿得破破烂烂的小孩。问他姓什么叫什么,看他伶俐,又问:“你愿意跟我念书吗?”

张作霖不说愿意,也不说不愿意,就说了两个字:“没钱。”

接着秃子、铁柱他们替张作霖补充,说他爹他哥怎么死了,家里怎么苦。杨秀才听罢说:“我不要你钱,你白念好了。”

有一天,杨秀才教张作霖认“祸福由之”这个词,恰好同村的姜爷爷也去了私塾馆。杨先生先教张作霖念了“祸”字,在教第二个字的时候,张作霖不认识,姜爷爷在旁边插了一句:“‘祸’的反面。”张作霖接着就念“福”。姜爷爷和杨先生都一惊,认为这孩子脑子反应快。

就这样,在杨景镇先生的关怀下,张作霖读了3个月的书,这成为他一生文化的基础。后来,他能用毛笔写大字题词,全靠这3个月的启蒙教育。他最爱写的字是“天理良心”,连奉票的版面上都有他题写的这四个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