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传记张作霖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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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1章 军阀之争(1)

奉系军阀在第一次直奉战争失败后,在东北地区积极经营储备武力,以图东山再起。为了壮大声势,并与粤、浙结成同盟,共同对付直系政权。

1924年9月3日,江浙战争爆发,张作霖即以粤、浙同盟关系,于9月4日发表通电,谴责曹、吴政府,并以援助卢永祥为由,组织“镇威军”,向山海关、热河一带增兵。张作霖自任“镇威军”总司令,将所属部队共25万人编为6个军,以姜登选为第一军司令,出兵山海关;以李景林为第二军司令,由锦县攻朝阳;以张学良为第三军司令,会同姜登选部,攻山海关九门口;以张作相为第四军司令、吴俊升为第五军司令,作为援军,部署于锦州、兴城、绥中一带,防止直军从海上登陆,并随时策应两翼作战;以许兰州为第六军司令,由西面的开鲁攻打赤峰,而后向承德开进。

9月13日,京奉线火车停驶。15日,奉军分兵两路向榆关和朝阳出发。同日,张作霖向曹锟发出挑战电称:“日内将派员乘飞机赴京,藉候起居。”

曹锟接到张作霖从奉天发来的挑战书后,便急如星火地电召吴佩孚迅速到京主持作战工作。9月17日,吴佩孚由洛阳赶赴北京时,直系大将冯玉祥、王怀庆等和全体阁员以及北京城的高级文武官吏都到车站排队恭迎。当日,曹锟发布讨伐张作霖电令,任命吴佩孚为“讨逆军总司令”,将所属部队共17万人,分3路出兵。其兵力部署为:以彭寿莘为第一路军司令,出兵山海关;以王怀庆为第二路军司令,出兵赤峰口;以冯玉祥为第三路军司令,出兵古北口。另设十路援军,分别以曹、胡景翼、张席珍、杨清臣、靳云鄂、田维勤、张治公、李绍云、潘鸿钧、谭庆林为司令,随时准备投入战事。

在奉军发动进攻之前,直军主力第一路军已开进榆关中立区。吴佩孚派温树德率领渤海舰队两度由秦皇岛进攻葫芦岛。奉军将领沈鸿烈率领东北舰队加强沿海防务,使直军海上进攻计划始终未能得手。奉军的空中力量优于直军,因此,奉军飞机先后在榆关和秦皇岛一带投弹轰炸,破坏直军的阵地。

9月15日,奉军分两路进攻热河。热河都统米振标部和前去增援的王怀庆部第十三师,是三路直军中兵力最弱的一部。自15日至22日,奉军一路进展顺利,接连占领开鲁、朝阳并开始向凌源发起攻势。同时,在榆关中立区,奉直两军主力开始发动战争。20日,张作霖邀请沈阳领事团的教士传话,除表示尽力保护中立区侨民安全外,并称因战争需要将派飞机前往秦皇岛轰炸直军的大本营。因此,请外国侨民先行撤离战区,由榆关到秦皇岛的外国舰队也请先行离开。

这时,直军第三路军的战斗任务是由古北口、喜峰口一线向平泉开进,会同第二路军进攻奉军的侧面。但是,第三路军的行动比较迟缓,9月23日,冯玉祥才与陕军师长胡景翼率部离开北京。走到怀柔时,部队又停顿下来,借口交通不畅,叫士兵一面修路一面开进,因此,行动更加迟缓。此时,热河方向战况十分紧张,奉军已突破直军的东部防线,正向承德开进。吴佩孚连连电催第三路军迅速开赴前线阻敌,并派“讨逆军”副总司令王承斌前往承德指挥第二、第三路军联合作战。

奉、直两军主力在榆关地区相峙数日后,自9月28日起战事转趋激烈。直军处于守势,居高临下,占据地理优势。但是奉军精锐部队第三军在张学良、郭松龄的指挥下,前仆后继,奋勇仰攻,双方死伤惨重。10月7日,在奉军的强烈攻势下,直军力不支敌,九门口被奉军攻破。直军第十三混成旅旅长冯玉荣见守城无望,畏罪自杀。

由于榆关前线形势危急,吴佩孚急调后援部队迅速开赴前方,自己也于10月11日离开北京出发到滦州坐阵。12日,吴佩孚前往榆关巡视战况,亲自督阵,使直军前方的形势得以稳定下来。

榆关激战之时,热河战线的奉军于10月9日占领赤峰,15日,直军第三路军争夺赤峰,不攻而克。原来,这一路的奉军已奉命向输关秘密移动,攻占赤峰的目的不是占领,而是为了调动直军。

奉军将主力集中在榆关一带,发动全线猛攻,先后又攻占了石门寨、山海关,于10月17日开始进入关内。吴佩孚凭关据守的作战企图失败后,率部退至秦皇岛,又以舰队运兵3万余人,向榆关方向增援,企图挽救直军的颓势。但是,由于此时冯玉祥秘密率部回师北京发动政变,遂使直军士气大伤,吴佩孚原定的作战计划全盘打乱。

事实上,在第二次直奉战争刚刚发动的时候,冯玉祥、王承斌、胡景翼、孙岳等人就设想了两种计划:一种是吴佩孚打胜了,他们就将自己的军队集中到榆关,阻止吴军回来,同时逼迫曹锟任命吴为东三省的巡阅使,这是排吴不倒曹的计划;另一种是吴佩孚打败了,他们就回师北京,发动政变。这是曹、吴并倒的计划。10月15日,王承斌和冯玉祥在古北口会面时,预见了战争形势的发展将不利于吴。19日,冯玉祥接到总部参谋长张方严的急电,催促冯部按预定作战方案迅速发起攻势,以策应榆关方向的作战,电文中有“大局转危为安在斯一举”一句话。同时,冯玉祥看到战情报告,得知直军在榆关之战中损失惨重,已势衰兵竭。在此情况下,冯玉祥认为回师北京的机会已经到来,便电令孙岳迅速将驻防大名的军队调回南苑,同时下令所属部队将后队改为前队,即刻回师北京。

冯军沿途割断电线,封锁消息,并以昼夜兼程70公里的行军速度,迅速杀回北京。10月22日晚9时,冯军第八旅旅长李鸣钟、第二十二旅旅长陆钟麟两部率先开回北京。随后,陕军胡景翼师也开进通州,隔断了吴佩孚与京东方向的联系。

10月23日,陆军检阅使兼第十一师师长冯玉祥、陕西陆军第一师师长胡景翼、大名镇守使兼第十五混成旅旅长孙岳联名发出了呼吁和平的通电。在电文中,他们把直奉战争说成是吴、张两人的“私斗”,痛斥吴佩孚“凭战胜之余威,挟元首以自重,揽国柄以掌握,视疆吏若仆从,逞一人之忿,兴孤注之师……业经电请大总统明令惩警以谢国人,停战言和用苏民困”。冯玉祥在此采用了倒吴而暂不倒曹的办法,还想利用曹锟这个傀儡总统来收束前方的军事,以制止吴佩孚的反抗行为。

由于冯军秘密回师北京,曹锟在23日上午接到通电后才知道冯军回京。随后,孙岳率兵进宫,以保证“总统”的安全,同时,逼迫曹锟表态,给吴佩孚一个适当的名义让他体面下台。24日,内阁通过决议发表四道命令:一、停战言和;二、撤销讨逆军总司令等名义;三、解除吴佩孚的直鲁豫巡阅使及第三师师长等职;四、任命吴佩孚为青海垦务督办。

10月25日,公府卫队曹世杰旅(曹锟的子弟兵)被缴械,从此,曹锟便处于冯军的直接监视之下。同日,冯玉祥、王承斌、胡景翼、孙岳等人在北苑召开会议,决定组织中华民国国民军,冯玉祥为总司令兼第一军军长,胡、孙二人分任副司令兼第二、第三军军长。

另一方面,吴佩孚在榆关前线接到冯玉祥10月23日通电后,当时大吃一惊,但又疑心是张作霖捏造出来的假通电,以迷惑军心。24日,查明情况属实后,吴佩孚又寄希望胡景翼未必加入政变之事,即任胡为第三军总司令取代冯,并派张敬尧到通州传达命令。结果,胡景翼把张敬尧扣留起来。25日,一切真相大白,吴佩孚才心慌意乱地把前方作战任务交给张福来主持,自己率领第三、第二十六师各一部约8千余人乘车回救北京。26日,吴佩孚把司令部设在天津,军队到达杨村布防,对冯军采取守势,以待后援。

此时,吴佩孚惟一的希望就是调动齐燮元、孙传芳的军队由津浦路北上,调李济臣、萧耀南的军队由京汉线北进,两路夹击进攻北京。

北京政变后,津浦路成为直系军阀贯通南北的主要交通线,而山东督理郑士琦,是一个对直系怀有敌意的皖系军阀。在这种情况下,吴佩孚如果放弃榆关停止对奉系的战争,把全部兵力调到津浦路上来,就有可能控制这条交通要道,以便与山东、河南、江苏、浙江各省的直系力量连结起来,使自己战败后转入到一个进可以取、退可以守的机动地位。可是,吴佩孚没有考虑到这一点,仍把主力摆在榆关不动,自己仅抽调少数兵力回救北京。而此时,榆关直军因为北京发生政变而军心动摇,已不可能与声势方张的奉军相抗衡。

在此期间,由于北京政变后情况不明,各省直系军阀对吴佩孚还存有幻想。因此,在10月26、27日,萧耀南、齐燮元、孙传芳、马联甲、周荫人、杜锡、蔡成勋、杨树庄等人纷纷发出了助吴讨冯的通电。萧耀南派出陈嘉谟师、寇英杰旅;齐燮元派出陈调元师;孙传芳派出孟昭月、张允明两旅;马联甲派出田锦章旅等,分别由津浦、京汉两路北上拔吴。

但是,各省援直军尚未开动,冯玉祥、胡景翼的军队即已到廊坊,准备进攻天津。此时,在天津做寓公的张绍曾,看到吴佩孚的地位十分危险,便充当中间人,奔走于北京和天津之间,协调冯、吴言和。这种调停仍无效果。

10月28日,榆关战事发生急剧变化,由平泉、冷口入关的奉军张宗昌部,从翼侧占领滦州,截断了榆关直军的归路和榆关与天津之间的交通干线,因此,榆关的直军土崩瓦解,从榆关溃败下来。31日,奉军占领了榆关和秦皇岛。缴获了直军枪支3万余支,吴佩孚多年经营的直军主力至此也已基本瓦解。

至此,第二次直奉战争从9月15日起到11月3日止,一共打了50多天,以直军主力的全部覆灭和吴佩孚的狼狈遁逃而告结束。

两次直奉战争,都是吴佩孚和张作霖之间的战争。第一次直奉战争,吴佩孚打败了张作霖;第二次直奉战争,张作霖打败了吴佩孚。他们两人是不共戴天的冤家对头,张作霖怎么能够和吴佩孚联合起来讨伐冯玉祥呢?原来,民国期间的军阀之间,无所谓真正的朋友,也无所谓真正的敌人。他们的分聚离合,完全是以个人的私利为前提。对自己有利时,可以和往日的敌人联合为友;对自己不利时,可以和自己过去的朋友反目成仇。

现在,他们有了一个共同的敌人,就是冯玉祥。

冯玉祥是吴佩孚的敌人,自不待言。第二次直奉战争,如果不是冯玉祥的倒戈,吴佩孚也许不会遭到惨败。由于冯玉祥、胡景翼、孙岳结成的反吴三角同盟的作用,冯玉祥的倒戈相向,使得吴佩孚一败涂地。1924年11月3日,吴佩孚含泪率残部5000余人,在塘沽乘上“华阳”舰,浮海南下去了。

11月7日,吴佩孚到达烟台。段祺瑞的门生山东督理郑士琪监视其行动。吴佩孚企图在青岛登陆重返洛阳,被郑士琪拒绝。

12月中旬,吴佩孚抵达南京。部将齐燮元迎接,但吴佩孚不敢登岸,怕有生命危险。

12月17日,吴佩孚到达汉口。在武昌,他纠集十省区代表,宣布成立护宪军政府,代表中华民国,行使一切权力。遭到武汉各团体的通电反对。

吴佩孚旋即离开武汉赴郑州,后又辗转来到湖南岳州。在岳州,他大事活动,企图东山再起。他的活动初见成效,岳州已门庭若市,冠盖云集了。他打出的招牌是反奉。1925年10月20日,受到张作霖威胁的长江流域的直系军阀联合起来,由苏皖赣闽浙五省联军总司令孙传芳领衔,萧耀南等20人参加的直系将领,发出通电,敦请吴佩孚出山,共同讨伐张作霖,并推举吴佩孚为14省讨贼联军总司令。10月21日,吴佩孚抵达汉口,就任14省讨贼联军总司令职,担当起主持军国大事之重任。

吴佩孚声称讨贼,但这个贼,在吴佩孚的心中有两个,一个是张作霖,另一个是冯玉祥。而孙传芳当时只把威胁他的张作霖当作贼。起初,讨贼是指讨伐张作霖,后来一变而为联合张作霖讨伐冯玉祥了。

吴佩孚出山之后的进军计划,是假道河南,北攻直鲁,与东南联为一气,会师于京津。吴佩孚的战略目的是联张讨冯,但他将此计划暗藏于心。河南督办岳维峻是冯玉祥的国民第二军的军长,受冯王祥的指挥。岳维峻虽然迫于形势,参与了14省联盟,但他对吴佩孚始终抱有高度的警惕。他知道吴佩孚会睚眦必报的。为此,岳维峻听从了冯玉祥的警告,不准吴佩孚假道河南。这样,吴佩孚和冯玉祥的矛盾再一次大白于天下。

而1925年11月22日,郭松龄举兵反奉。冯玉祥所属的国民第二、三军不听冯玉祥的劝阻,违背签订密约的诺言,而乘机向奉军李景林部发起攻击。发起进攻的原因,一是孙岳所在陕西地区很是贫困;二是张作霖曾有驱逐王承斌出津之事;三是逼于李景林的压迫,不甘让步。于是,在郭松龄反奉之时,冯玉祥的国民第二、三军便猛烈攻击李景林。冯玉祥事后回忆:“但此时我仍屡次致电陕豫,说我与郭松龄已有密约,若有动作,必须商酌而行,万万不可造次。可是他们大利当前,即不顾大局,对我们的密约,完全不肯承认,竟一意孤行,冒昧地攻击保定。”如此,国民第二、三军就和李景林部正面冲突,而一发不可收拾了。冯玉祥虽然没有能帮上郭松龄,但他同郭松龄签订密约一事,却曝光于天下。张作霖闻之大怒,认为冯玉祥是反复无常的小人,必欲除之而后快。

这样,在反对冯玉祥这一点上,吴佩孚和张作霖找到了共同点。

还有,在1925年底至1926年初,在中国的封建军阀中,有所谓“中国反赤大同盟”的宣传。当时,中国民主革命的形势一片大好。1924年1月,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召开。这次大会代表共198人,其中加入国民党的中共党员代表有24人,包括李大钊、陈独秀、毛泽东、张国焘、李立三、李维汉等。大会最后形成了一个具有鲜明革命特点的宣言。这个宣言的起草,由共产党人动笔,代表了共产党人的一些根本观点。孙中山对宣言十分重视,非常审慎。这个宣言所坚持的各项原则,说明了孙中山新三民主义的形成。那就是“联俄、联共、扶助工农”的三民主义。这是新三民主义,是革命的三民主义。中国国民党和中国共产党实现了第一次国共合作。由于两党的合作,取得了两次东征的胜利,工农群众运动得到恢复和发展。南方的革命形势蓬勃发展,广东革命根据地更加巩固。

在北方,冯玉祥服膺孙中山的三民主义。他同苏联有了进一步的接触,在部队中吸纳了一些苏联顾问。先是苏联共产党员鲍罗廷,由人介绍,和冯玉祥经常接触。他们在一起谈论中国如何争取自由平等的问题,关系越来越亲密。冯玉祥就请他从苏联请来三四十位顾问,步骑炮等各项专门人才皆备,分在他的各种训练班中任教。由于冯玉祥的特立独行,被人们称为“赤化”将军。而他的国民军也被视为“赤化”军队。

张作霖和吴佩孚则坚决反对中国“赤化”,他们在反对共产主义这一点上又找到了共同语言。他们自称是所谓“中国反赤大同盟”的中坚力量。为此,他们也把矛头指向了冯玉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