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政治历史的博弈—帝道与臣道的较量
22353900000030

第30章 权倾天下,风流总被雨打风吹去(2)

等到了细柳营,只见军吏士卒都手拿利刀、身披铠甲,机弩上也搭着箭枝。天子的先行官来到营门,立刻被军士挡住,无法进去,便对守营门的军吏说:‘天子即将驾到了!’守卫营门的都尉却说:‘军营中只听将军的号令,不闻有天子的诏命,将军曾经严肃告诫过。’过了一会儿,天子的车驾到了,但军吏仍不开门。文帝无法,只好派人拿着天子的符节去见周亚夫说:‘天子要亲自劳军。’周亚夫这才传命打开营门。守门的军吏又对天子的随从说:‘将军有规定,军营中任何人的车马都不能奔驰,违命者斩。’于是,天子只得让人拉着马缰绳慢慢地前行。等到了营内,周亚夫也并未跪拜迎接,他身穿盔甲,对文帝长揖道:‘臣甲胄在身,不能下拜,请以军中之礼相见。’汉文帝终于被周亚夫的这种精神所感动,他起身扶着车前的横木,改变了原来严肃的面容,并派人向周亚夫称谢说:‘皇帝恭敬地慰劳将军。’慰劳完毕,天子的车马就离开了。随行的大臣看到这种情景,都为周亚夫捏了一把汗。因为周亚夫虽是为国治军,为汉室江山治军,且并无越轨之处,但毕竟对皇帝显得有点傲慢无礼,不如其他的军营显得隆重恭敬。谁知汉文帝在看完了周亚夫的细柳营后,却十分感慨地说:‘这才是真正的将军啊!先前灞上的驻军和棘门的驻军,与周亚夫的细柳营一比,真如儿戏一般。那两位将军,是很容易被袭破而俘虏的,至于周亚夫将军,谁能打败他呢!’大臣们听到文帝这样称赞周亚夫,才放下了心。”

多亏汉文帝是一代明君,他虽对周亚夫有隐隐的不快之感,但因他能克制自己,能从国家大事考虑,还不至于表现出来,甚至在临死的时候对太子刘启(即后来的汉景帝)说道:“如果将来国家发生了急难,特别是有人叛乱时,周亚夫可以委以重任。”

果然,汉景帝初年,晁错建议削藩,使早就图谋不轨的吴、楚等七国联合叛乱。危急之时,汉景帝忽然想起了文帝临死前说的话,在站列两边的群臣中找出周亚夫,授他太尉之职,要他指挥军队前去平叛。周亚夫既未推辞,又未谦让,只是接受任务,更无其他言语。汉景帝虽然找到了一位愿意前去平叛的将军,觉得高兴,但同时又觉得周亚夫有些傲慢,可能有点不大尊重或是看不起自己这个年轻的皇帝。周亚夫也确实不负景帝之望,出兵之后,屡破敌计,屡设奇谋,仅三个月,吴王刘濞被杀,吴、楚叛乱被平定。吴、楚是叛军主力,他们失败后,其余五国也在汉将的进击之下节节败退,没用多久,作乱藩王或是自杀,或是伏诛,七国叛乱很快就平定了。

只知谋国,不知谋身

平定七国叛乱,周亚夫功劳很大,赢得了人们的一致称誉,汉景帝也重用了他。景帝前元七年(公元前150年),周亚夫被擢升为丞相。丞相为文官之长,帮助天子处理各项事务,职位是十分显要的,但弄不好也极容易把自己陷进去,像周亚夫这种性格,绝对干不长久。

首先找周亚夫麻烦的人就是梁王刘武。刘武与景帝同为窦太后所生,是一奶同胞的兄弟,而且只有这兄弟两人。窦太后十分宠爱小儿子刘武,对他“赏赐不可胜道”,刘武自己也往往“入则侍景帝同辇,出则同车游猎”。但就是这样一个人物,却偏偏恨上了周亚夫,这恐怕就埋下了祸根。

梁王刘武之所以恨周亚夫,还是因为公事。当时,周亚夫主持平叛,率领军队开到了河南一带,吴、楚联军正全力攻梁,周亚夫等人分析了形势,认为吴、楚联军锐气正盛,汉军难与其争锋,决定把梁交给吴、楚联军,任由他们攻打。梁王向汉景帝求救,景帝也命周亚夫援梁,但周亚夫给他来了个“不奉诏”,而是派骑兵截断了吴、楚联军的粮道。吴、楚联军久攻不下,锐气尽失,又断粮草,被迫找汉军主力决战,周亚夫则深沟壁垒,养精蓄锐,一举打败了吴、楚联军。虽然平叛胜利了,但却与梁王结怨。

周亚夫只知谋国,不知谋身,终使梁王怨恨。因此,梁王每逢入朝,经常与母亲窦太后说起周亚夫,极尽中伤诬陷之能事。时间一长,假话也成真话,何况梁王所说并非假话,只是对事实的理解不合实际而已。窦太后听信了梁王的谗毁,经常向景帝说周亚夫的坏话。

景帝前元四年(公元前153年),立长子刘荣为皇太子,但因其母栗姬逐渐失宠,景帝就想废掉太子,另立王皇后之子刘彻为太子。在中国的封建社会,立太子是大事,因为将来国家社稷的命运在很大程度上都握在他一个人的手里,稍有不慎,就会引起巨大的灾难,况且废长立幼一般是不允许的。周亚夫初登相位,认为太子并无过失,随意废立,会引起混乱。周亚夫秉性直爽,不懂劝谏艺术,对景帝“固争之”,与景帝发生了争执。后来景帝说废立太子是家事,不需外人插手,周亚夫这才无奈罢休。周亚夫的劝谏不仅未能说服景帝,反而使景帝觉得他太过张狂,太蔑视皇帝,因而深为愤怒。

欲加之罪,何患无辞

景帝中元三年(公元前147年),窦太后要景帝封王皇后的哥哥王信为侯。王皇后为人十分乖巧,专会讨好窦太后,因而博得了窦太后的欢心,稳住了地位。至于封外戚为侯,并非没有先例,但景帝估计周亚夫不会同意,就先去找他做工作。果然,周亚夫断然否决,他说:“高祖皇帝曾经与诸大臣歃血盟誓:非刘氏而王,非有功而侯,天下共击之。”周亚夫搬出高祖的话压人,倒还罢了,还直言不讳地说:“王信虽是皇后的哥哥,但却并无功劳,如果把他封了侯,那就是违犯了高祖的规约。”这自然使景帝十分恼怒,只是周亚夫持之有故,言辞确凿,无懈可击,景帝才不好发火,只能“默然而沮”。

周亚夫阻止了王信封侯,但从此加深了与景帝之间的矛盾,更得罪了王信。梁王与王信过从甚密,又都恨极周亚夫,于是,两人联手,内外夹攻,一起陷害周亚夫。

这件事发生不久,匈奴部酋六人来降,景帝非常高兴,并想把他们都封为列侯。其中有一人,是以前汉朝投降匈奴的将领卢绾的孙子,名叫它人。卢绾曾伺机南归,但终不得志,终于郁郁而死。卢绾的儿子也曾潜行入汉,病死在汉朝。卢它人乘隙南归,才有这六人来降。周亚夫认为不能封卢它人为侯,便对景帝说:“他的先人背弃了汉朝而投降了匈奴,现在又背叛匈奴而投降了汉朝,陛下如果封这样的人做侯,那么又怎么能责备做臣子的不忠于君主呢?”这次,景帝认为“丞相之议不可用”,断然拒绝了周亚夫的建议,封六人为侯。其实,周亚夫的话很难说对与错,这本就是个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的事,要看具体情况而定。景帝拒绝周亚夫,倒不全是出于他的话的对与错,多半出于这样的心理:不能事事都听你的,总得听我一次。周亚夫见景帝不从,也还知趣,就上书称病辞官,景帝也不挽留,任他辞退。

但还有一个问题,周亚夫既然得罪了景帝,又有功劳威望,景帝便不会对他放心。一次,景帝专门宣召周亚夫,想“考验”一下,看他是不是个知足的人。

一日,景帝特赐食于周亚夫。周亚夫虽已免官,尚居都中,见召即到。周亚夫趋入宫中,见景帝兀自独坐在那里,行了拜谒之礼,景帝跟他随便说了几句话,就命摆席。景帝让周亚夫一起吃饭,周亚夫也不好推辞。只是席间并无他人,只有一君一臣,周亚夫就感到有些惶惑。等他到了席前,发现自己面前只有一只酒杯,并无筷子,菜肴又只是一整块大肉,无法进食。周亚夫觉得这是景帝在戏弄他,忍不住地就想发火。转头看见了主席官,便对他说:“请拿双筷子来!”主席官早受了景帝的嘱咐,装聋作哑,站着不动。周亚夫正要再说,景帝忽然插话道:“这还未满君意吗?”周亚夫一听,又愧又恨,被迫起座下跪,脱下帽子谢罪。景帝才说了一个“起”字,周亚夫就起身而去,再也没有说话。

几天过后,突然有使者到来,叫他入廷对簿。对簿就是当面质问,澄清事实,核实错误罪行。周亚夫一听,就知末日已到,但还不知犯了什么罪。等周亚夫到了廷堂,问官交给他的一封信。周亚夫阅后,全无头绪。原来周亚夫年老,要准备葬器之类,就让儿子去操办。买了五百副甲盾,原是为护丧使用,又有许多朝廷使用的木料等,可能是周亚夫的儿子贪图便宜,买了下来,他使佣工拉回家去,又未给钱,使得佣工怀恨上书诬陷。景帝知道此事后十分恼怒,正好借机找碴,派人讯问。周亚夫根本不知道这些事情,无从对答。问官还以为他倔犟不服,就报告了景帝。景帝怒骂道:“我何必一定要他对答呢!”就把他交大理寺审讯。周亚夫入狱,其子惊问何故,等弄清了原委,才慌忙禀告父亲。周亚夫听了以后,什么话也没说,只是长叹了一口气。

大理寺当堂审讯,问道:“你为什么要谋反呢?”周亚夫说:“我的儿子所买的东西全系丧葬所用,怎能谈得上谋反呢?”

大理卿无话可说,但又知皇上欲置其于死地,必须找个借口,于是发出了石破天惊之判词:“你就是不想在地上谋反,也想死了以后在地下谋反!”周亚夫一听,完全明白是怎么回事了,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再也无话可说。被关入狱中后,他五日不食,绝食而死。一代名将竟落此下场!

晁错:血溅东市的“智囊”

汉文帝时,晁错因文才出众任太常掌故,后历任太子舍人、博士、太子家令(太子老师)、贤文学。在教导太子中授理深刻,辩才非凡。晁错兼习儒、法和文学,分析问题目光敏锐,见解精辟,被太子刘启(即后来的景帝)尊为“智囊”。因七国之乱被腰斩于西安东市。

由农家子弟一跃成为太子家中的总管

晁错大约于高祖七年(公元前200年)出生于古城颍川郡,自幼聪颖好学,博览群书。少年时就曾只身一人饱受风餐露宿之苦,步行几百里到轵县拜著名法学家张恢生为师,随他学习申不害、商鞅的法家学说。后来又研读词章,学习文学。十几年的苦读生涯,不仅培养了他坚强正直、无所畏惧的性格,也使他期盼着有朝一日能像申不害、商鞅那样以严刑峻罚来安邦治国,建功立业。后来,他以贤良文学被推为太常掌故。太常掌故是太常寺的属官,负责保存文物典籍,研究国家典章制度,记录国家重大事件。就这样,晁错来到都城长安,走上了西汉前期那纷繁复杂的政治舞台。

文帝时,由于经历了秦末的大战乱,研习《尚书》的人已经很少。当时只有齐地秦朝遗老伏生通晓《尚书》,他是原来秦朝的博士,这时已经90多岁了,不可能再请他到长安来了。于是晁错就以太常掌故的身份被派往济南,跟随伏生学习《尚书》。晁错凭着自己坚实的基础,经过两年苦读,基本掌握了伏生的学说。回朝后,他向文帝上书汇报自己的学习结果,获得文帝赞赏而被升为太子舍人,后又升做门大夫,均是太子属官。不久又升任博士。

大约是在任博士期间,晁错上书给文帝,提出皇太子要通晓“术数”,即治国方略。他说:“君主之所以地位尊贵显耀,可以名扬后世,原因就在于懂得治国方略。君主懂得如何驾驭臣下,群臣就会畏服;懂得如何听取大臣汇报奏事,就不会被欺骗和蒙蔽;懂得如何使万民生活安定并获得实际利益,就可得到天下人的拥护;懂得如何使臣子以忠孝之礼侍奉君父,可以让他们的品行更加完美。以上四点,我认为都应是皇太子抓紧学习的。”文帝阅后非常赞同他的意见,就提升他为太子家令,把辅佐太子的重任交给了他。太子家令是太子府中最重要的属官之一,掌管府中庶务,实际上就是太子家中的总管。晁错凭借自己清醒的头脑、敏锐的观察力及广博的学识,对当时的现实问题进行了深入分析,多次提出十分中肯的建议,深受文帝和太子的喜爱和信任,称赞他为“智囊”。

向皇帝进言抗击匈奴的策略

文帝是一位贤明的君主,他比较谦虚,鼓励进谏。在这种情况下,晁错除了辅佐好太子外,还多次上书,对当时的军国大事发表意见,提出自己的建议。

当时匈奴势力强大,多次骚扰汉朝北方边境,掠夺人口和财产,这种威胁直到文帝时也未因实行和亲而解除。每念及此,文帝总是忧心忡忡,曾经多次让大臣在朝堂上公议,但都没有提出好的解决方法。晁错认真地总结了过去的经验教训,并结合西汉前期的实际情况,向文帝进呈了《言兵事疏》,论述了自己抗击匈奴的战略和策略思想。他认识到了在战争中激励士气和选择良将的重要性,重点论述了地形、士卒训练程度、武器装备三者之间的关系。他指出,如果武器装备不精良,就等于把士兵断送给敌人;如果士兵未经严格训练,不会打仗,就等于把将领断送给敌人;如果将领不会用兵,就等于把君主断送给敌人;如果君主不能知人善任、选拔优秀的将领,那就要葬送整个国家。以上四点都是用兵的关键问题。晁错还分析了匈奴军队与汉朝军队的长处和短处,主张以己之长,击敌之短,并提出联合其他归顺的少数民族,充分发挥他们的长处,与汉军配合抗击匈奴。

文帝对其建议十分赞赏,特地下诏给予嘉奖。晁错接着又向文帝上了《守边劝农疏》和《募民实塞疏》,提出了“徙民实边”的策略,即由政府采取减免赋税、帮助建造房屋、提供农具和种子等优惠政策,招募内地人民移居边疆,选派德才兼备的官员进行管理,实行农耕战守合一,匈奴来犯时,可以组织边民与其作战,匈奴退走,边民即可耕种。他还建议让全国百姓向边塞输纳粮食,以换取一定的爵位来赎罪。晁错提出的这一系列建议迅速被文帝采纳,对于防止匈奴进犯起了很大作用。

文帝十五年(公元前165年),诏令全国推举贤良、方正、文学之士,晁错被选中。文帝就“直言极谏”等问题提出征询,在参加对策的100多人当中,晁错回答得最好。晁错在对策中提出了一个尖锐的问题,矛头直指文帝,他指出:文帝即位已经16年了,可是百姓仍然没有富起来,盗贼没有减少,边境也不安宁,原因就在于皇帝没有能够亲自听取群臣的意见。对此文帝不仅没有发怒,反而提升晁错为中大夫,掌谏议顾问。

诸侯王日渐强大,独霸一方,对中央虎视眈眈。晁错为削藩不遗余力,甚至置身家性命于不顾。

提出削夺诸侯王封地抑制其势力发展

西汉诸侯王问题由来已久。刘邦在消灭了韩信等异姓诸侯王以后,又错误地认为秦朝二世而亡是没有分封子弟为诸侯的缘故。于是,他一面消灭异姓诸侯王,一面又陆续分封刘氏宗室子弟为诸侯王,希望这些同姓诸侯王能够像群星拱卫太阳一样捍卫皇室,保持刘氏江山万古永存。诸侯王拥有很大权力,可以在封国内自行征发兵役徭役、调动军队、征收赋税和任命官员。他们占据了全国大部分领土和近2/3的人口,形成了弱干强枝的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