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倾向是十分危险的。在历史唯物主义看来，经济是历史发展和社会前进的决定性力量，思想和观念只是经济的反映。
新闻事业的形成和发展，新闻意识的演进和变幻，经济是基础，生产力发展是原动力。在此基础上，新闻意识和新闻事业才能对社会发展和经济发展起反作用，但这种作用是第二位的，非决定性的。因此，一切新闻现象和新闻论争，首先需要从不同国家的经济政治形态、从一个国家不同时期的经济政治发展中去说明，不同的新闻意识、新闻观念和新闻事业形态，最终决定于不同的经济关系，受到不同的阶级利益需求的制约。
需要再说明的是，笔者丝毫无意排斥新闻科学及其研究方法的相对独立性，本文立论以及前三部分的论述足以佐证。笔者只是愿意指出脱离经济政治孤立地研究新闻学的错误倾向，共同引以为戒，以把学风搞正，把研究的路子走正，把科学研究的正确方法掌握好，若言有过之者，望择其善者而从之。
邓小平同志指出：“无论如何，思想理论问题的研究和讨论，一定要坚决执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一定要坚决执行不抓辫子、不戴帽子、不打棍子的‘三不主义’的方针，一定要坚决执行解放思想、破除迷信、一切从实际出发的方针。这些都是三中全会决定了的，现在重申一遍，不允许有丝毫动摇。”我们要珍惜和利用良好的学术环境，振奋精神，掌握科学研究方法，争取新闻学科学水平有更大提高。
中国理论新闻传播学研究百年回顾
２０世纪是新闻事业发展最为迅猛、最为齐备、影响力最为广泛与深刻的１００年。
新闻传播学作为一门独立的新学科，是在２０世纪形成和发展起来的。
如果说，本世纪起始时，中国人从西方学者的新闻学研究成果获得许多宝贵的启示和直接汲取学术营养的话，那么在这个世纪最后五分之一的时间里，中国学者在新闻学研究中已经有了自己独特的贡献，一些学者在新领域中进行了新的探索，人们将在新的世纪中逐渐看到这些研究成果的影响和意义。
题记：２０世纪与２１世纪相交之际，笔者与夫人林涵合作，就２０世纪理论新闻传播学研究的起步与发展写过一部书稿和几篇文章。这是其中的一篇，发表于《新闻与传播研究》２００１年第１期。
一、20世纪理论新闻传播学研究的出发点
中国新闻传播思想的发生，同中国最早的现代报业的出现——首先是外国传教士的报刊活动是紧密结合在一起的。外国传教士怀着各种复杂的动机，为中国带来了第一批现代报刊，传递着西方早期的办报理念。
最初由传教士们传来的现代报刊的思想大致有：报刊文章必须通俗易懂；推介出版自由观念；初步阐述报刊的社会功能。
鸦片战争以后，外国商业报纸跟随资本主义国家经济势力的扩张，很快发展起来，取代教会报刊而居主导地位。这些商业报章，无论在内容还是在形式上，都具有现代报业色彩，远胜于教会报刊。
１９世纪３０-４０年代，林则徐办《澳门新闻纸》，魏源出版《海国图志》，５０-６０年代有洪仁玕和他的《资政新篇》，６０-７０年代出现几家国人自办的报刊，办报人也发表若干报业与传播的观点，但既无分量，也无大的影响。
真正称得上具有办报思想的第一人是王韬。他论述报纸性质功能的三篇文章《论日报渐行于中土》、《论省会城宜设新报馆》、《论中国自设西方日报之利》，有资格成为最早研究新闻思想的论文。
维新变法运动极大地推动中国新闻传播思想的发展。其中，以康有为、梁启超的新闻思想最有影响力，也最具代表性。
如果我们将孙中山等革命党人的新闻传播思想看成２０世纪中国新闻传播学研究起始时期的成果，那么可以说，康梁的思想则是１９世纪中国新闻传播思想的集大成者，是半个世纪国人探索新闻传播规律的最高成就，因其标志着资产阶级报刊思想萌芽期的结束。
２０世纪开始和发展的中国新闻学理论研究，是在华夏几千年传播思想的文化厚土中发生的，是从外人在华新闻活动的理论启蒙中开始的，是国人在对最初的报刊实践的经验总结中起步的。换言之，中国在２０世纪渐次深入的新闻传播理论研究，是以一定的理论积累为出发点的。
二、以孙中山为代表的革命报人的报刊思想梁启超作为维新变法中的主将，在报刊理论上有着卓越的贡献。但是，由于历史发展趋势使然，以孙中山为领袖的革命派的新闻传播活动和新闻学观点，终于占了上风，为中国政党报刊思想的完成作出了重大贡献。
革命报刊中较早发表报刊理论文章的是年轻报人郑贯公。
他对于设立机关报刊的意义有深刻论述。
章太炎是主编革命派机关报《民报》和《大共和日报》的又一干将，他对报刊，有许多新的见地。他主张先以舆论开路，复以革命取之。
另一位革命报人于右任的报刊思想，在民国报业和以后的报业实践中也占有重要影响。这位创办“竖三民”的报坛骁将，以隐而不露的方式论述自己的党报主张，以“全民”的旗帜行“党之议论机关”之实。于右任这种隐而不宣的党报思想，反映了资产阶级党报思想虚弱的一面。
被报界奉为“中国最伟大之主笔”的孙中山，其报刊宣传思想在中国之地位，自然毋庸赘言。如果对以孙中山为代表的革命报人新闻传播思想作一归纳，其内容为：第一，为革命办报，把鼓吹民族民主革命作为报纸的首要任务。第二，强调报刊在政治斗争中的战斗作用。第三，公开声称党报的党派性，主张利用机关报以鼓吹革命。第四，报纸和记者是国民的代表和舆论的代表。第五，报纸不仅反映舆论，还可以影响舆论和制造舆论。
三、大众报刊实践催生大众报刊思想
２０世纪初叶中国出现大众化报刊，除了其特有的通俗性外，还有着不同于过去旧报刊、尤其是文言报刊和政论报刊的新的办报方针与办报理念。
这批新型报刊中，最有代表性的是英敛之创办的《大公报》、狄楚青的《时报》和史量才接办的《申报》。
英敛之在《大公报》的实践经验的基础上，曾写出题为《说报》的论文，英敛之指出现代报纸有７个特征：第一，现代报纸不同于“史记百家”。第二，现代报纸不同于“宫门辕门之抄”和“京报官报”。第三，现代报纸不同于进谏采风。第四，现代报纸不同于一地之记载。第五，现代报纸不同于“志怪之书”和“稗局小说”。第六，现代报纸不同于一般传媒。第七，现代报纸不同于传统传媒。
初为《时报》主笔，后接办《申报》的另一位中国报人史量才，则以“史家办报”在新闻传播思想研究上占有重要地位。有学者指出，史氏的“史家办报”思想有三层含义：第一，认为报纸同历史记录一样，是将历史事件如实地记录下来，传诸后人。第二，报纸评论和剖析历史，又高于历史记录。第三，报纸主要是文化传统的载体。
作为民初“报界奇才”的名记者黄远生，他的关于报纸的舆论监督功能与新闻记者的基本修养的论述，是这一时期不可忽视的重要思想。
从维新变法到辛亥革命，从１９世纪末期到１９１１年辛亥革命以后的一段时间，是中国新闻学研究的萌芽期，历经了从报业活动到报业理论的学术开拓和学术初立的衍变。这一时期，虽还不可能有成部的新闻学专着出现，但关于报业基本运作规律及其作用机制已有论述。２０世纪２０年代之后中国有徐宝璜《新闻学》等奠基之作问世，同这一时期报论之完备是分不开的。
四、西学东渐：从新闻教育到新闻学研究
在西方国家新闻教育趋于普及、新闻传播学研究初步展开的推动下，中国的新闻教育和新闻传播学研究也开始启动。
１９１１年，全国报界促进会在上海举行会议，倡议成立“报业学堂”，未果。１９１８年，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发起成立“新闻学研究会”，并在政治系四年级开设新闻学选修课，延请北京《晨报》主笔徐宝璜任教授，讲授“新闻学大意”。这是中国有正式新闻学教育的开端，徐也因此被称为“中国新闻教育第一位大师”和“新闻学的开山祖”。蔡元培又请《京报》创办人邵飘萍担任“新闻采访学”讲师。徐的讲稿经多次修改定名为《新闻学》，于１９１９年由北京大学新闻学研究会出版。邵飘萍曾有编写一套新闻学丛书计划，其中第一本定为概论性的《新闻学总论》，于１９２４年出版，内容包括新闻事业性质、记者的地位与资格、报馆的组织、报纸内容与形式、报纸简史和通讯社事业等；第二本定为《实际应用新闻学》，于１９２３年，由北京京报馆先于第一本出版；第三、第四本分别为《新闻编辑法》和《广告及发行》，俱已拟定写作计划。由于１９２６年邵飘萍不幸被奉系军阀杀害，第三、第四两本未能问世，成为中国新闻学研究史上一大遗憾。
徐、邵的书均以西方新闻学为学术源头。他们在书中对此都有所交代。这表明，中国的新闻教育和新闻学研究，都是西学东渐的结果。
这一时期还有一位新闻学者任白涛，他从西方新闻传播学着述中移植不少有助于中国新闻学的东西，在理论新闻学和应用新闻学以及历史新闻学等三方面均有卓越的建树。他１９１６年即赴日本留学，在攻读政治经济学的同时又参加大日本新闻学会，成为它的首届会员，并于１９１６年冬至１９１８年夏完成中国人自撰的第一部《应用新闻学》初稿，于１９２２年１１月出版问世。
任白涛的《应用新闻学》中，涉及理论新闻学论题的，主要在第一编总论和第二编搜材中的第二章新闻定义及价值中。其中的主要观点：一是报纸之威力，二是新闻事业之特质，三是新闻记者之地位、资格及修养，四是新闻之价值。
五、中国新闻传播学研究的活跃期
２０世纪２０年代至４０年代，是中国新闻学术研究蜂起和新闻教育勃兴的时期。就全国和总体而言，由于西学东渐的学术路径使然，美英新闻学观点及研究方法在当时新闻学术界占据主要地位。马克思主义的传入和对马克思主义奠基人报刊活动了解的增多，使得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点及研究方法的影响日广，在革命根据地则占据主要地位。随着日本入侵中国步骤的加紧，法西斯新闻观点也有所滋长。这一时期，国民党统治全国，形成较完整的新闻统制体系，国民党的资产阶级新闻观点及新闻体制，对中国新闻界的影响不可低估。总之，这２０多年是中国理论新闻学形成以后发展最活跃，各种新闻观点形成、传播和交锋最激烈的时期，是流派纷呈、学术繁荣的时期。
据《中国新闻学书目大全》的不完全统计，从１９０３年我国第一部新闻学书籍问世起到１９４９年９月止，全国印行的书籍４６８种，这其中除很小一部分是１９０３年至１９１９年出版的外，大部分系１９２０年以后问世的。这些着作表明，从２０年代至４０年代，是旧中国新闻学研究的高潮时期。
１９２７年国民党执掌全国政权之后，建立和形成了庞大的新闻传播网，国民党新闻统制的制度和格局最终确立。在这种新闻统制下，加上日伪新闻压制与法西斯意识形态的影响，法西斯新闻思潮在国统区与敌占区出现并产生了极坏的作用。
１９３０年，国民党提出“党报原则”，为：以三民主义为最高指导原则，以党的政纲为宣传材料；持党的立场，以中央的态度为态度，严守党的秘密，绝对受上级党部的指挥；尽量避免为一派一系所利用，维持党德。
国民党在构建自己的新闻宣传网的同时，加强了对全国新闻传媒的控制，出台了一批新闻政策与法规。
这一时期，较有代表性的宣扬法西斯新闻思潮的新闻学着作有：孙义慈的《战时新闻检查的理论与实际》，国民政府宣传部中央报业经理处的《新中国新闻论》，以及管翼贤纂辑的《新闻学集成》的部分章节。
作为国民党新闻统制的对立面，这一时期出现以张友渔、邹韬奋、范长江等人领导或参与的人民新闻事业与进步新闻事业。
范长江等后期也参与和领导了党领导的新闻事业的工作。他们对于新闻传播的理论阐述，既是人民新闻事业与进步新闻事业丰富经验的理论总结，又明显地显示出马克思主义新闻学观点的影响。
1.张友渔与《新闻之理论与现象》
有研究者指出，张友渔是我国第一个用马克思主义观点系统研究新闻传播活动的新闻学者。张友渔从１９１８年开始给报社投稿，至１９４９年有３０年新闻生活经验。他１９２７年加入中国共产党，长期以左派文化人、大学教授身份为《世界日报》等进步报刊工作。１９３６年，他出版了《新闻之理论与现象》。在这本书中，张友渔运用阶级与阶级斗争观点考察与分析新闻传播的几个基本问题。这本书由《新闻的性质和任务》、《何谓社论》等２７篇论文与译文构成，是我国最早的马克思主义新闻学着作。
１９８２年，重庆出版社将这本书的主要论文连同张友渔的新作结集再版，书名为《报人生涯三十年》。
2.邹韬奋之“大众喉舌”新闻观
作为杰出的新闻记者、政论家和出版家，邹韬奋的新闻理论观点在历史上和在当前，都产生过和产生着深刻而经久的影响。
其主要新闻观点是：１）办报目的“以民众的福利为前提”。２）办好报刊“最重要的是要有创造的精神”。３）办好报刊要不畏强暴，坚持“报格”。４）真正的舆论才能发挥舆论的伟大力量。５）
兼顾事业性与商业性。６）编务工作要抓“一头一尾”。“头”是言论，“尾”是处理读者来信。７）报刊工作者要有活动力。
3．范长江之新闻观点
范长江是从２０世纪３０年代起，以《大公报》记者身份开始新闻工作的，同时又有许多阐述新闻规律的论着，还从事过新闻教育和新闻团体的组织工作。他的新闻观点是有代表性的，既是对进步报刊经验之总结，又有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色彩。他的主要观点涉及：１）新闻、报纸与政治的关系密切。２）报纸的时代性。３）新闻记者学会的性质和任务。４）记者工作原则和记者条件。
张友渔、邹韬奋、范长江等人的新闻观点，是人民新闻事业的理论结晶，是我国几十年新闻学研究积累发展的结果，也是马克思主义新闻思想的一个方面。人民新闻观念的形成，为马克思主义新闻思想在中国的传播，奠定了良好的理论基础。
六、马克思主义新闻思想的传入和发展
“五四”时期，伴随着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开端，无产阶级报刊在中国大地上出现。以《新青年》杂志为先锋的第一批新文化运动报刊的问世，极大地推动了马克思主义新闻思想在中国的传播和发展。从“五四”运动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马克思主义新闻学为主导和核心的中国共产党党报学说经过３０年发展，已日臻完备与成熟。
１９２１年７月１日中国共产党成立。第一次党代表大会通过的文件表明，马克思主义新闻思想，已经对中国共产党及党的报刊产生了直接的影响。党的“一大”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第一个决议关于宣传部分规定：杂志、日刊、书籍和小册子须由中央执行委员会或临时中央执行委员会经办；各地可根据需要出版一种工会杂志、日报、周报、小册子和临时通讯；无论中央或地方的出版物均应由党员直接经办和编辑；任何中央地方的出版物均不能刊载违背党的方针、政策和决定的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