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致部分官员主仆易位的另一个原因，是我国社会生活中监督机制的缺乏，尤其是新闻媒介舆论监督的不健全。历史经验告诉我们，无限制的权力是人类痛苦和灾难的根源。英国历史学家约翰·阿克顿提出过一条着名的政治公理：绝对的权力绝对的腐败。因此，对权力必须设置界限。比如，中国规定疫情报告必须由卫生部发布或由卫生部授权发布，但却没有规定如果卫生部知情不报该如何惩治。要是在西方发达国家，由于卫生部长的隐瞒而极大地加大了非典流行的损失，那么这个部长决不能简单地下台了事，人们会追究他的渎职罪；而且，如果他的背后有什么其他部门其他人指使，那也不会这么轻易地让他一个人当替罪羊，立法部门和执法部门一定会把他叫去问责。
包括这次非典事件在内，我们国家事务和社会生活中许多失误和损失都同监督机制的或缺有直接关系。环顾我们周围，那些重大决策是如何出台的？一些高级干部是否为民执政且具执政能力？他们的个人品质又如何？国有企业的资产是怎样流失的？一次单纯的国内工作视察为何要带上老婆孩子？等等，我们知道多少？知道了又怎么样？如果有几柄类似问责制、渎职罪等德摩克里特之剑高悬于这些官员头顶，情况就会大大不一样。
务必使主仆易位的现象重置，重要的是要真正贯彻人民主权原则，让人民在其位，行其权，办其事，让各种社会公器充分地运转起来。结合非典时期中国传媒的教训，笔者以为应该把原本属于媒体的权利归还给媒体，这些权利主要有——知察权——新闻传媒收集、核实和传递信息的活动不受阻碍，政府和官员及其他相关人士不可拒绝向传媒提供公民依法应知的信息。各级政府部门通过设立新闻发言人等渠道，主动、定期向传媒提供政府行政的相关信息，接受传媒提出的采访、咨询、调查等要求。
编辑权——传媒有权独立对新闻信息进行选择和处理，有关政府主管部门及官员不得干预或强迫传媒使用指定的资料等。
秘匿权——新闻传媒有权不向外界透露消息提供者的身份及姓名，政府应保护该项权利，以保证信息渠道畅通，保护消息提供者不受报复与打击，这项权利的使用同保守国家秘密不构成冲突。司法机关出于取证程序需要而要求传媒提供消息来源，则又另当别论，但必须有法可依。
监督批评权——新闻传媒依法对政府及官员的行政业绩、个人品行和违法失职行为进行公开报道，以实施舆论监督的功能。这是新闻报道权、公开传播权、言论出版权在国家政治生活和社会生活领域的具体运用。独立、负责地开展舆论监督和新闻批评，是新闻传媒的重要职务权利。
人身安全权——新闻工作者活跃在社会势力尖锐较量的领域，人身安全常受到威胁，政府应该对新闻工作者提供特殊的人身安全保护权。
从法理上说，新闻传媒作为社会公器之一，新闻工作者作为社会职业人士之一部分，它们和他们不应该享有任何特权。上面的一些特殊保护，说到底是为了使传媒与新闻工作者更好地履行自己的社会使命和职业功能。传媒和新闻工作者无一丝权利利用自己的职务之便谋取同新闻传播无关的私利。从这个角度看，“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要求完全适用于新闻工作者和新闻传媒。试想，如果我们的传媒和新闻工作者在非典时期能够充分地享有这些权利，那么，对非典事件的反映与监管肯定同传媒走过的真实路程不一样。在这些权利的保护下，加上新闻工作者职业道德的提升，中国的新闻传媒肯定会有一个广阔的新天下。
传媒功能与记者素质
在一个健康运行的社会里，新闻传媒是一个不可缺少的重要部门。我们想必还记得杰弗逊的一句名言：“如果由我来决定选择一个没有报纸的政府，还是要没有政府的报纸，我会毫不犹豫地选择后者。”当然，此语极而言之。在现代社会，既不能没有政府，也不能没有报纸。从学理上说，在社会管理和社会生活中，新闻传媒的功能主要是：告知、沟通、警示、教化。具体是：
告知——告诉受众世界正在和将要发生什么事。非典来了，其势如何，怎样防治，令民众及时知晓。社会重视传媒，民众关注传媒，其首要的需求就是出于对自己生存环境安全的重视。
沟通——在政府与民众，民众与政府，民众与民众之间，依赖传媒实现上情下达、下情上达、下情互达。各方的信息、意见、情感经过传媒为另一方感知，实现信息共享、认同与了解。
警示——及时揭示危及生存安全和社会规范的人与事，监视生存环境的恶化，充当社会的守望人。美国报人普利策的名言曰：“倘若一个国家是一条航行在大海上的船，新闻记者就是船头的了望者。他要在一望无际的海面上观察一切，审视海上的不测风云和浅滩暗礁，及时发出警告。”
教化——显示并传递社会主流价值观，向社会彰显社会规范，使之成为人们共同生活的准则，扶正祛邪，伸张正义，推动全民的社会化进程。传媒因此而被誉为社会的学校，新闻记者因此而被称为人类灵魂工程师。
用这些人们普遍认同的功能设置去考量中国传媒在非典时期的表现，我们可以为之打多少分呢？
４月２１日之前，媒体的告知功能基本没有实施，人们被告知的恰恰是真实情况的反面：中国没有非典流行，中国很安全，口罩不必戴，景点照样去，食肆照样吃。如果说，舆论是行动的先导的话，那么这种“告知”的结果，便是非典的泛滥，北京等地区对非典一度失控。
沟通是平等的、互动的。当传媒跟着一些并不坦荡磊落的政府官员实行“舆论一边倒”的错误报道，平等和互动的沟通怎么实现？传媒的公信力在４月２１日之前降到低谷，沟通是乏力的、低效的。在这种态势下，流言与传闻便大行其道。流言与传闻的流行，突出地显现出民众对“官方传媒”的不屑一顾。信誉大厦破坏容易兴建难，我们为之付出了太多的代价，我们还将为重建传媒信誉花费数倍的力气和漫长的时间。
卫生部长和北京市长的下台显示出巨大的警示威力。随之而来各地数以百计瞒报虚报病例的地方官员的落马，进一步张扬了这种警示作用的能量。可以说，随后全国和各地一天一报的病例统计，是几十年来最权威的没有水分的数据。新一届领导人的身先士卒，看望病人和亲赴疫区视察等史无前例的举动，也为传媒警示功能的发挥给予了“尚方宝剑”，增添了警示作用的威慑力。
非典事件后期传媒的一系列规范显示与社会教化，使中国人对于公共卫生准则、对于社会卫生习惯的养成重新上了一次小学，有的社会成员可能是第一次上这样的小学。公共交通工具要消毒，从公共场所回来要洗手，人员众多的地方要少去等等发达国家多年前早已养成的基本卫生习惯，国人开始重视了、培养了。如果说，以后这些好习惯成为中国人的“日常小事”，人人都会自觉实行，那么，人们将不会忘记２００３年春天传媒的大力提倡。传媒对公共卫生习惯的教化功不可没。
中国传媒的上述功能是通过数十万新闻工作者实施的。非典事件是一所学校，是一面镜子。新闻工作者在其中得到了锻炼，他们的职业素质也从中得到了检验。
多数新闻工作者经受住了这次考验。在危机四伏的疫区，在救治病人的一线，有新闻记者的身影。从中央新闻传媒到地方新闻传媒，一批新闻记者病倒了。他们用自己的生命和鲜血，书写了对事业的忠诚。更多的新闻工作者，在许多民众为争购消毒用品和食品的时候，奔走在医院、街道、学校……当一些单位轮休甚至放假的时候，新闻工作者仍然为每天报刊的出版和广播电视节目的播出策划、撰稿、摄制……在这次突然从天而降的公共卫生事件的报道中，新闻工作者是以正面形象进入历史的。非典后期的透明、及时和客观的报道，成为新中国新闻史上光荣的一页。有的传媒力排众议，顶住压力，发表了一些专家的独到见解，这些见解对防治非典起了重要作用。人们将记住这些传媒和新闻工作者作出的特殊贡献。
新闻工作者职业素质与修养的不足，在这次非典事件中也表现得十分突出。前期传媒的失语，故作太平的报道，配合少数政府官员隐匿真实情况的公布，官员要负一半责任，新闻工作者也应负一半责任。新闻工作者既是党和政府的耳目喉舌，同时也是人民群众的耳目喉舌，顾此失彼，新闻记者难道没有责任吗？
专业知识的贫乏，是这次非典事件中较突出的问题。对于非典传播力的报道，２小时就能测出非典病例的报道，非典后期能够建立人群免疫屏障的报道，果子狸是人类非典病毒前体的报道等，都受到专家的批评。他们指出，记者缺乏公共卫生方面的基本常识，因此对于复杂的公共卫生事件鉴别力差，无法形成科学的观点，发表意见就容易犯错误。
在关于非典信息的流量控制上也有教训值得总结。非典事件前期传媒失语，非典信息流量稀缺，“信息饥渴症”明显，致使流言传闻四起。４月２１日之后，一个时期内非典信息又过于集中，报刊、广播、电视、网络铺天盖地排山倒海，“信息洪水症”泛滥，使民众一时惊慌万分，心理压力过大。于是，各种“防治”非典的药方四处流传，抢购食品药品风潮频频发生。这一方面是新闻记者对此缺乏心理准备和专业知识，另一方面是他们对全局没有了然于胸。随着市场化程度的提高和经济全球化的扩大，今后公共卫生事件和其他突发性、群体性事件将会不断发生，新闻传媒和新闻记者对此应有更多的思想、专业和工作上的准备。
新闻传播中的非理性运作在非典事件报道中也时有表现。
有人批评“病房里的婚礼”、“火线入党”是刻意制造的一种“刑场上的婚礼”式的悲剧场景。我同意这种指责。这种作法，无疑给防治非典增添了不必要的困难。后来报章电视上宣扬的让医务人员的子女高考优先、评职称优先等等政策倾斜的做法，也是不利于市场公正和不利于强化法制意识的错误口号。这些情况表明，在复杂的突发性事件和群体性事件发生的时候，新闻记者要正确地、理智地作出成功的报道，是相当不易的。
总之，审视新闻传媒在非典时期的角色扮演，大致可以说，前期（长达５个月）表现甚差，后期表现不错。对于后期，人们已经发表了许多褒扬性的言论，相信接着而来的是一系列表扬再表扬。对于前期，也有一些批评性意见，但缺乏仔细的有说服力的分析。笔者试图在这方面作一点探索，谈一些个人的观察和不成熟的意见。我的人生信念是：“成绩不说跑不了，问题不说不得了”。当然，观察和分析中有失偏颇之处，等待着读者诸公的批评指正。
参考论文：
１．《中国记者》２００３年第６期专题：《传媒与公共卫生报道》。
２．《郑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２００３年第３６卷第４期笔谈：《舆论监督与传媒本质研究的新视角》。
沪报三读——兼议上海传媒文化的海派特色
我同许多上海人一样，读报纸是每日有兴趣的精神生活之一。读得多了，也就生出一些想法来。这里记下一些，同读者朋友议论。
浓浓的人间情
读上海报纸，常常可以感受到上海人对生活的热情和积极。
热烈地关怀人生，是沪上多数报纸的特色。
一本小小的护照，曾经被蒙上神秘的面纱，甚至一度还成了人们特殊身份的象征。从今年９月１日起，护照在上海如身份题记：２００１年１１月我南调上海，进入我的母校复旦大学新闻学院任教，并开始较为仔细地阅读上海的报纸。这是一篇读报感，发表于２００２年第１１期《新闻记者》。
证般不再起眼。绝大多数上海市民只要凭身份证和户口簿，就可申请领取护照。９月１日前后，沪上各报对此都有详略不同的报道，告诉市民如何申领护照。《新闻晨报》在《凭身份证和户口簿就ＯＫ》的大标题下，组织了大半个专版，刊出申办操作“五部曲”、按需申领护照流程、政策解读、给申办人提个醒等内容。《上海家庭报》以《护照申领全景图》为标题，发表申领护照１１问、申领护照流程示意图、１６周岁以下儿童办理护照的方法、相关链接：上海市民现有护照人数１００万等稿件与图片。读了这些详尽的报道，想领护照的人一目了然，询问的疑题悉数回答，真令人拍手叫好。
在上海，凡是涉及市民生活、同市民切身利益相关的事情，不少报纸都会热切地关注，敏锐地捕捉，详尽地报道，舍得拿出版面，做得细致认真，有时还图文并茂，惹人喜爱。这是沪上报纸的一个特色。上海人的细心，做事的较真，浓浓的人情味，通过报纸的版面表现得充盈突出。在这种时候，海派传媒文化的那种热情大方，潇洒自若，也表现得洋洋洒洒，淋漓尽致。上海人这种对人生的热情和对生活的积极，海派传媒文化中的这种热烈和洒脱，恐怕是其他地方难以企及的。
我在读报中发现，沪报对于涉及市民生活的政策及法规的报道，也常能显示出可贵的人文关怀和百姓情结，从而把冷冰冰的法制报道，演变为充溢着人生热情的精神沟通和充满人情的普法宣教。《医疗事故处理条例》出台之后，《新民晚报》以《盼望已久的立法进步》为主题，推出一块律师的话题专版，这些话题主要有：保护生命健康权、让患者及时获得司法救助、解析知情权、如何看待异地司法鉴定、促进医学法学的沟通等。这些话语都是针对医患双方的思想实际和矛盾心理而发的，既点出了“条例”的要点，又揭示了人们执行这部法规可能遇到的矛盾，无论对病家还是医家，都有着积极的作用。
海派传媒文化的这种浓郁的人文关怀，在新闻学理上称作“人情味”和“服务性”。新闻传播中所倾注的人的情感即是一种人情味。党领导的新闻传媒为了向受众进行理论灌输和政策宣教，既要以理服人，用摆事实讲道理的方式说服人，引导人们前进，又要以情感人，用真挚的情感理解人、感动人、教育人。这其中，敏锐地发现与捕捉读者迫切关注的人与事，是确保新闻传播有无人情味的关键。服务性系新闻传媒通过新闻报道和其他手段为读者提供社会服务，满足人们普遍需要和特殊需要的一种特性。从广义看，新闻的指导性、娱乐性、消遣性、知识性、趣味性等等都可以归于服务性之列。从狭义看，服务性主要指对读者的学习、工作、生活的引领，满足读者的各种需求。从传播效果考察，周到的服务有利于指导性的贯彻。就这个意义上看，沪报浓郁的人情味，出色的服务性不仅满足了读者多方面的需求，也有力地保障了报纸指导性的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