策略，在不影响对敌斗争根本利益的原则下，尽可能把事实真相告诉群众。恩格斯在报刊上公开发表马克思批判《哥达纲领》的一封信时谈到：“担心这封信会给敌人一个武器，原来是没有根据的。恶意的诽谤当然是借任何理由都可以散布的，但是一般讲来，这种无情的自我批评使敌人极为惊异，并使他们产生这样一种感觉：能自己给自己奉送这类东西的政党该有多么大的１１内在力量啊！”
最后，为了使人民报刊像真正的蔷薇花那样枝叶茂盛，五彩缤纷，马克思和恩格斯还对报社工作进行了许多至今对我们仍有直接指导意义的改革。无可指摘，而且顺理成章的是，他们正确地接受了不少资产阶级报刊的成功经验，如尽可能多地采用通讯、短讯，编发大量读者来信，经营管理上的企业化等。同时，他们还摸索出许多人民报刊特有的做法和风格。如坚持人民报刊的编辑方针的独立性。马克思曾经要《莱茵报》的编辑做到：
“不要让撰稿人领导《莱茵报》，而是相反，让《莱茵报》领导撰稿人”。政府的威胁，股东的要挟，资金的匮乏，军士的武力，以及来自背后的各色人等的攻击，都不能使他们动摇自己的路线和方针。又如，民主集中制的原则在报社编辑部的贯彻。据回忆，在《新莱茵报》编辑部里，每个编辑在自己分管的专栏里，可以倾其天才，赋予这些栏目以自己的特色，编辑工作是充分发扬民主的，但是大家又非常信服马克思的集中，当有些意见相持不下时，大家都请马克思定夺。这不仅是由于他往往对大家编发的稿件进行“匠心独具的加工”而使其增辉，还由于大家都认识到只有团结在他的身边，报纸才能变成一个有力的拳头。再比如，报社实行保护作者的制度和保密制度。《离婚法》草案在报上公布后，普鲁士国王恼怒异常，责令报社交出草案投稿人姓名，反动当局以查封相威胁，仍然没有达到目的。正是由于马克思、恩格斯采取许多有力措施改进报社工作，使人民报刊在教育群众，争取“荒地”上的新人，“影响还没有卷入运动的广大群众”方面，发挥了极大的作用。
马克思和恩格斯创立人民报刊思想的社会环境是资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的１９世纪后半叶，当时办报的条件是极其艰苦的。
马克思有一次给阿·卢格写信时说：“我仍然守在岗位上，只是因为我认为有义务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不让暴力实现自己的计划。”而且，当时人民报刊的基本立场是充当反对派。
今天，天下大变，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已远非那个时代所能比拟，人民报刊事业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广泛、多样、生气勃勃，有的人民报刊已经成为执政党的机关报。但是，马克思、恩格斯所创立的人民报刊思想的主要原则，仍然是我们今天创办人民报刊所应遵循的指导思想，因为这些原则，在人民报刊成为党的舆论工具的新的历史条件下，仍然有着她的生命力，新的人民报刊与历史上的人民报刊都作为一种复杂的社会现象，在内在规律上是一脉相承的。同时，总结新形势下创办人民报刊的经验，特别是总结人民报刊被“四人帮”篡夺时期的教训，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重要课题。通过总结和研究，使人民报刊思想在马克思主义新闻理论中有一个重要地位，以更好地指导办好我国的新闻事业。
公开发表《哥达纲领批判》的历史经验马克思恩格斯创立人民报刊的思想初探１８９０年１０月，对于德国工人运动来说是永志难忘的：随着“铁血宰相”俾斯麦的下台，长达１２年的“反社会党人非常法”
废除了！
在屈辱、迫害、镇压中苦斗了１２年的德国社会民主党，又公开地回到了政治舞台。作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中心，德国党最紧迫的任务是在新的历史时期为自己制定一个正确的政治纲领。在当月召开的党的哈雷代表大会决定：于次年召开爱尔福特代表大会，主要议题之一是讨论党的新纲领；在此之前３个月，党委托某些人拟定-个草案，在党组织内和党的报刊上进行广泛的讨论。
题记：恩格斯公开发表马克思批判《哥达纲领》的手稿，对于我们深刻认识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实施舆论监督的思想，学习马克思和恩格斯利用报刊加强党的建设的经验，具有极其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指导意义。本文原载《新闻学刊》１９８５年第１期，后被收入《新闻自由论集》（文汇出版社１９８８年版）一书。
新纲领将高举什么旗帜？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还是让拉萨尔主义主宰全党？成了德国工人运动以至国际工人运动人人瞩目的问题。
恩格斯十分担忧党的领导机构中的右翼分子会塞给党一个机会主义纲领。他的担忧不无根据：在此期间右翼分子已经散布了大量言论，没有拉萨尔的拉萨尔主义在许多角落沉渣泛起，而作为左翼主力的李卜克内西等人对于这一切又采取不可饶恕的调和主义。为此，步入古稀之年的恩格斯动手整理马克思于１８７５年写的《哥达纲领批判》的手稿，并为手稿写了序言。他期望党的新纲领能够避免１５年前党曾经犯过的错误（这些错误１５年来给党造成了多么巨大的损失）。促使恩格斯如此果断行事的动机是，作为１８４８年以来德国最老的近卫军战士，他有义务帮助党制定一个真正革命的、有科学根据的马克思主义纲领，帮助党在同机会主义的斗争中获得胜利。他在序言里写道：
“既然哈雷党代表大会已把关于哥达纲领的讨论提到了党的议事日程，所以我认为，如果我还延迟发表这个有关这次讨论的重要的——也许是最重要的——文件，那我就要犯隐匿罪了。”鉴于党代表大会决定在党的报刊上讨论党的纲领，恩格斯把手稿连同自己写的序言寄给考茨基主编的党的理论刊物《新时代》发表。然而，社会民主党的领导集团（执行委员会和议会党团），尤其是李卜克内西，坚决反对发表马克思的信件，并对《新时代》施加种种压力。恩格斯对于这种粗暴践踏党内民主、违背党代表大会决议的行径十分气愤，他向社会民主党的领袖们发出了最后通牒：如果德国刊物不发表马克思的文件，他就交给奥地利报刊去发表；在此斥责下，恩格斯又帮助考茨基坚定了信心，终于使《哥达纲领批判》在１８９１年第１卷第１８期《新时代》上刊出。
果然如恩格斯所料，文章使已被机会主义弄得麻木不仁的党领导人大为恼火。由他们直接控制的党的机关报《前进报》发表社论说：“我们既不是马克思主义者，也不是拉萨尔主义者。”该报还指责恩格斯这样做帮助了党的敌人。
恩格斯严厉批评了倍倍尔和李卜克内西，指出：“你们曾企图强行阻止这篇文章发表，并向《新时代》提出警告：如果再发生类似情况，可能就得把《新时代》移交给党的最高权力机关管理并进行检查，从那时起，由党掌握你们的全部刊物的措施，不由地使我感到离奇。既然你们在自己的队伍中实施反社会党人法，那你们和普特卡默（普鲁士内务大臣，迫害社会民主党人的策划者之一。——引者注）有什么区别呢？”恩格斯正告和劝导这两位党的领导人：“我还是要你们想一想，不要那么器量狭小，在行动上少来点普鲁士作风，岂不更好？”恩格斯还毫不留情地抨击《前进报》的压制民主的两面派手法：“总是夸耀不可侵犯的辩论自由，但是很少使人感觉到这一点。”他在给另一个人的信中甚至发表了这样的评论：“从来还没有一个大党出过这样糟糕的机关报。”事情的结局当然也不出恩格斯所料，《哥达纲领批判》发表以后，给党以促进，给敌人以震惊。恩格斯给考茨基的信中这样写道：“担心这封信会给敌人提供武器，证明是没有根据的。恶意的诽谤当然是借任何理由都可以散布的。但是总的说来，这种无情的自我批评引起了敌人极大的惊愕，并使他们产生这样一种感觉：一个能给自己奉送这种东西的党该具有多么大的内在力量呵！这一点，从你寄给我的（多谢！）和我从别处得到的敌人的报纸上可以看得很清楚。老实说，当我准备发表这个文件时，我也想到了这一点。我知道，这个文件最初一定会使某些人感到很不愉快，但这是不可避免的，在我看来，文件的内容绰绰有余地补偿了这一点。同时我知道，党已经非常坚强，足以经受得住这件事，而且我认为，党在目前也一定经受得住这种在１５年前使用过的直率的语言，以后将可以怀着应有的自豪心情提到这次力量的检验，并且说：哪里还有另外一个政党敢于这样做呢？”
国际舆论印证了恩格斯的分析。《苏黎世邮报》撰写社论说，马克思这一着作的发表，表明了力求以其固有的客观态度和自我批评精神阐明自己斗争目标的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威力和战斗力。
维也纳《工人报》则充分强调了恩格斯在这一事件中的卓越贡献，说恩格斯“正是在现在，正是在需要十分明确地、毫不妥协地确定我们党的理论基础的时刻，把这一《批判》公诸于世”。
德国党的左翼领导人毕竟是马克思主义哺育下成长起来的。代表大会终于接受了马克思的批评，爱尔福特党代表大会通过的新党纲，基本上是马克思主义的党纲。李卜克内西在会上衷心感谢恩格斯，指出，恩格斯发表马克思的信，对于这次我们进行的纲领批判说来是具有主要的启发作用的，贡献是很大的。
恩格斯在《新时代》上发表《哥达纲领批判》一事，为我们正确认识党报的作用、认识和处理党与党报的相互关系提供了宝贵的历史经验。恩格斯的观点是——首先，党的报刊，包括党的机关报，是全党的舆论机关。是“德国党的旗帜”，不是党的执行委员会或党团的私有物，不是它们的“简单传声筒”，而是全体党员的讲坛。
恩格斯的这一思想是贯彻始终的。在《哥达纲领批判》事１７件前的１８８１-１８８２年、１８８４-１８８５年，先后两次发生过党团企图剥夺《社会民主党人报》对敌斗争和批评党内错误的权力，而党报奋起反对，展开激烈论战的事件。在这两次论战中，恩格斯一直强调党报属于全体党员，建议党报依靠党员来评论是非，而不要惟党团之命是从。直接表达党员群众的意志，是党报的作用与力量所在。《哥达纲领批判》发表之后，党的执委会和党团企图赎买所创办的党的报刊，把它们都控制起来。恩格斯竭力反对这种计划，称这种计划为报刊“国家化”，他对此感到“离奇”，认为这种做法其实质就是在自己内部实行“反社会党人法”。用我们现在的话来说，就是党内群众的舆论是不一律的，企图让人们用同一个调子说话，是十分危险的，对党的工作和党的肌体不会有什么好处。
其次，恩格斯主张党报编辑部对党的领导集团应保持一定的独立性。对党团来说，只有较为独立、不受其支配的编辑部才能看清它的全部表现和总的政治倾向。《前进报》反对刊登《哥达纲领批判》，同编辑部直接受党的执委会和党团支配、充当“简单传声筒”是有关系的。《新时代》经济上不依靠党，不受领袖集团支配，就自由得多。在恩格斯看来，党的报刊保持这种独立性是有积极意义的。尤其是领导犯错误的时候，这种独立就更有直接的革命意义。在德国，领导报纸的那些人的革命性很差，“德国的群众要比领袖先生们好得多”，党的报刊如果没有独立性，就不能表现自己的先进性，也无法进行有成效的斗争。
第三，在恩格斯看来，不仅党报对领导集团要保持一定的独立性，还应当提倡创办不隶属于党的执委会的党内报纸，即“形式上独立的党的刊物”。这种刊物是相当独立和自主的，它在“纲领和既定策略的范围内可以自由地反对党所采取的某些步骤，并在不违反党的道德的范围内自由批评纲领和策略”。恩格斯的这些主张，虽然是针对当时“青年派”的冲击波而向党提出的一种策略，同时又应该看作是他为党制定的一项新闻政策，因为他是在反对党的报刊“国家化”政策时提出以上主张的。他提出独立报刊的意见，丝毫不意味着这位党的缔造者要削弱党的领导，恰恰相反，他要为群众提供更多的讲坛，造成各种表达观点和意见的渠道，从而监督党，建设党，更好地发挥党的作用。
第四，保持编辑部的独立性，创办形式上独立的报刊，更主要的目标是为了更自由地进行批评，以便监察党的领袖，督促党的工作。恩格斯认为，独立的报刊“反映党内群众的看法可以自由得多，考虑右翼先生们的意见可以少得多”。
恩格斯特别重视批评。他说过：“工人运动的基础是最尖锐地批评现存社会。批评是工人运动生命的要素，工人运动本身怎么能避免批评，想要禁止争论呢？难道我们要求别人给自己以言论自由，仅仅是为了在我们自己队伍中又消灭言论自由吗？”恩格斯还认为，在诸种批评中，报刊批评是最厉害、最有效的。他介绍马克思对付搞阴谋的人最经常采用的手段就是：
“把他的对手拉到光天化日之下，公开对他们展开进攻。”党的领导集团反对刊登《哥达纲领批判》，就是害怕和反对批评，尤其是害怕和反对报刊批评。所以，恩格斯对此竭力反对，坚决斗争。他总结《新莱茵报》和《社会民主党人报》这两份办得最好的报纸之所以成功，原因之一就是有“出版自由”，最根本的也就是有完全的彻底的批评自由。
第五，党报经济上要力求不依靠党的财务供给，而直接依靠党员群众和工人捐助，编辑在经济上也不能依赖党。不仅如此，恩格斯还认为：“即使抛开金钱问题不谈，做隶属于一个党的报纸的编辑，对任何一个有首倡精神的人来说，都是一桩费力不讨好的差事。”他特别指出：“马克思和我向来有一个共同的看法：我们永远不担任这种职务，而只能办一种在金钱方面也不依赖于党的报纸。”恩格斯指的是这样一种情况，编辑由于向党支薪而受党支配，而党的领导不仅对报业行政过多干预，还强迫宣传机会主义的货色，完全扼杀编辑的创造精神。因而恩格斯主张编辑在金钱方面不依靠党，以便有条件抵制错误的支配，从根本上扞卫党的利益，尽一个党报编辑的崇高职责。
最后，我们还要看到，恩格斯主张报纸要有一定的独立性，提倡出版形式上独立的报刊，要求给党报编辑自主权利，同无政府主义者的观点没有丝毫相似之处。他从来不凌驾于党之上，他总是申明：“我的文章并不约束党。”他强调党报“自由地反对党所采取的某些步骤”，只能在“纲领和既定策略的范围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