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这些问题，刘少奇有自己独特的视角，本文谓之“新闻视角”。刘少奇对这些问题的审察与思考，同当时的党的其他领导人尤其是毛泽东有很大的不同，这又是为什么？本文试图对这些问题作一番探讨，并略陈若干不够成熟的看法，作为对刘少奇１００周年诞辰和他的《对华北记者团的谈话》发表５０周年的纪念。
题记：刘少奇的新闻论述及新闻思想在中国共产党新闻理论建设中占有特殊重要的地位，笔者对此进行了较为全面的梳理与阐发。全文刊于《中国人民大学学报》１９９９年第２期。
一、“报纸存在一个很大的危险性”对于报纸的功能，刘少奇是从两方面考察的。他高度评价报纸在联系党和人民群众中的作用，指出：列宁说，党要经过千百条线索和群众联系起来。是的，我们要经过千百条线索和群众联系起来，而其中最重要的办法，就是报纸、新华社。它每天和群众见面，每天把党的政策告诉群众。军队是党联系群众的桥梁，人民代表会议也是党联系群众的桥梁，合作社也是党联系群众的桥梁——没有这些桥梁，党和人民的联系就断了，党和人民之间就有了鸿沟，因此，就必须有这些桥梁。“千种桥、千种线，最重要的一个就是报纸。人民代表会议开几天就过去了，而报纸是天天出版”。刘少奇的这番论述，同马克思、列宁、毛泽东及中共党的其他领导人谈到报纸功能时的言论，基本上相同。
值得注意的是，他还从另一角度考察报纸的功能。就在上述谈话后一段，刘少奇又非同寻常地说了这样一段话：“报纸要能够密切地联系群众，那是很好的。但是，如果给群众以错误的东西，散布坏影响，散布错误的思想、错误的理论、错误的政策，把群众中的消极因素、落后因素、破坏因素鼓动起来，撑他们的腰，就要犯大的错误。因此，报纸工作如果做不好，就是最厉害的脱离群众，就要发生很危险的情况。有一个时期，曾经发生过这种危机，宣传贫雇农路线，宣传反对干部的路线，那时恐怕没有新华社更好些。”
在另一处，刘少奇也讲到同一看法：“这样看，报纸就存在着一个很大的危险性。出得好，就能引导人民向好的方向走，引导人民前进，引导人民团结，引导人民走向真理。如果搞得不好，也可能散布落后的东西、错误的东西，而且会引导他们分裂，４０引导他们斗争，引导他们互相摩擦。因此，新闻事业，新闻工作，它的影响是最大的，不是平常的一件事情。你们的工作做得好，就很好；做得不好，就很不好，就要受历史的惩罚。”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在１９６１年５月，即对华北记者团讲话１３年后，刘少奇再次表达报纸作用的“两面观”。他详细分析《人民日报》过去３年的错误与缺点，指出：“你们《人民日报》上登的新闻，有多少是真的？你们天天用大字登头条新闻，今天说那里生产如何好，昨天说那里的公共食堂办得好，究竟有多少是真的？你们想用这些典型事例来指导实际工作，典型本身就不真，怎么能指导实际工作呢？你们报喜不报忧，只登好的，不登缺点、错误。我就不看你们那些头条新闻，我不看，报纸来了只看七、八版。”“《人民日报》应该好好总结一下３年来办报的经验。３年来，报纸在宣传生产建设成就方面的浮夸风，在推广先进经验方面的瞎指挥风，在政策宣传方面的片面性，这些，对实际工作造成了很大恶果。你们宣传了很多高指标，放卫星，在这个问题上使我们党在国际上陷于被动，报纸宣传大办万猪场，结果是祸国殃民。”“报纸威信很高，大家都以为《人民日报》代表中央，《人民日报》提倡错误的东西，大家也以为是中央提倡的，所以，这几年很多事情，是中央领导一半，《人民日报》领导一半。《人民日报》搞了这么多错误的东西，影响很坏，可以说，有报纸的害处，比没有报纸的害处还大。”
刘少奇的上述分析表明，他认为，报纸工作，以至于整个新闻事业的功能与作用，始终存在着两种与社会生活进程相关的可能性：搞得好，即按事实真相进行报道与引导，其功能与作用是正面的积极的；否则，便是消极的、破坏性的，即有害于社会生活进程的。刘少奇的分析，有大量的事例为其佐证，有无数的惊心动魄的事件诉说难忘的教训。他对华北记者团记者的谈话，４１是以总结解放区根据地先是“左”、后是右的新闻宣传错误为背景的；而他对《人民日报》的批评，则是对１９５８年“大跃进”、“放卫星”错误宣传的深刻反思。
马克思主义哲学指出，对于世界上的万事万物，应该一分为二地加以认识。对事物的认识，不应认为或者是绝对的好，或者是绝对的坏。有的事物，即使基本面是积极的、向上的，也不可避免地有着消极的、负向的另一面。因此，刘少奇对于报纸工作以至整个新闻事业功能作用的这种利弊两面观，是马克思主义的科学认识。他的上述分析，闪烁着理论的智慧之光。从对这类问题过去经典作家甚少注意没有论及这一点来看，刘少奇的认识无疑是对马克思主义新闻学的一个发展。
二、“要根据群众的实际去考察政策”
党的新闻传媒和新闻记者应该抓什么新闻？抓与政策相关的事件与情况报道，无疑是责无旁贷的重要任务之一。毛泽东在《对晋绥日报编辑人员的谈话》中曾经明确指出，“报纸的作用和力量，就在它能够使党的纲领路线，方针政策，工作任务和工作方法，最迅速最广泛地同群众见面。”刘少奇在赞同毛泽东的这一观点的同时，又以自己独特的视角，提出醒人耳目的见解。他对记者说，你们不仅要宣传党的政策，还要根据群众的实际去考察政策是不是正确的，有没有缺点，这里就表现你们的创造性了。党的政策到底对不对，允许你们去考察，允许你们提出问题。如果你们发现党的政策错了，允许你们提出这个问题，你们有这个权利。不仅如此，如果你们看到党的政策大体上是对的，但是还有缺点，也允许提出来。应该鼓励你们去考察，依照你们的材料、看法，提出问题来。你们有这个考察的任务，如果４２政策正确，就说正确，有材料作根据；如果政策错了，就说错了，也有材料作根据。你们不仅可以这样做，而且你们的任务就是如此——在群众中考查党的政策执行得怎样。
刘少奇的这种视角有其科学的依据。在他看来，第一，党的政策要在群众实践中检验。他对记者说，你们要看党的政策执行的结果如何，告诉我们，如果政策是不对的，不要紧，中央时刻在准备考验自己的政策，中央是这个样子，各级党委也应该是这个样子。如果政策有错误，就修改它。如果它是不完全的，就把它补充得完全起来，列宁主义的领导历来如此。第二，报纸的任务之一，就是反映群众的真实情况。刘少奇对记者说，“党依靠你们指导人民的一切活动，指导党的、政府的、军队的工作；党又依靠你们把人民的一切活动、情绪反映上来，帮助党了解情况。”他还说，要反映真实情况，就需要做许多深刻的调查，要把群众真正的思想搞清楚，把人民心里不敢说的、不肯说的、不想说的、想说又说不出来的话反映出来。要考察各种人、各个阶级，不要只考察一种人、一个阶级。这个真实，不是简单地能够做到的。第三，报纸的服务对象是人民群众，他们对报纸的评价，是衡量新闻报道效果的惟一标准。因此他对记者说，你们惟一的任务是写给读者看，读者就是你们的主人，他说你们的工作没有做好，那就等于上级说的，你们没有话说。
在谈到要根据人民群众的需要选择和采编新闻的时候，刘少奇还从采写技巧方面提出了几点业务规范和要求。他说，对人民的各种要求与情绪，要采取忠实的态度，把真实情况反映出来。要把人民的要求、困难、呼声、趋势、动态，真实地、全面地，不是拉杂地而是精彩地反映出来。“精”就不是拉杂，“彩”就是漂亮，美丽，爱读。
１９６１年刘少奇谈到报纸工作的经验与教训时向人民日报４３社指出，“这几年，你们喜欢搞表面现象，搞形式主义东西，搞耸人听闻的报道，还没有完全摆脱资产阶级新闻观点的影响。报纸是斗争最尖锐的工具，几年来报纸在敌我界限方面分得比较清楚，有敌我观念；但是非界限方面就分不很清楚，是非不分，什么是不正确的，不应该宣传，你们还搞不清楚。比如登大办万猪场，是好，是坏，你们登的时候没有搞清楚，登了以后也不去亲自调查，结果弄得祸国殃民。”针对这些问题，刘少奇再次强调要深入地进行调查研究。他对记者指出，报纸工作人员是什么人？
是调查研究的专业工作人员。报上的一切文章都应当是调查研究的结果。调查研究是一门学问。在这方面，我看你们学问不深，对调查研究还很不行，要了解真实情况很不容易，你们记者和编辑是调查研究的专业工作者，对调查研究还不行，还是初小学生。记者和编辑要认真作调查研究工作，要从初小到高小，从初中到大学，要决心作一个实事求是的、马列主义的新闻工作者，要努力搞一辈子。
刘少奇从记者要勇于报道政策制定和执行中的问题，报道群众实践中真实的东西，谈到调查研究的重大意义，极大地开阔了我们的思路和视角。这些，对于过去片面地、过多地强调单纯的灌输政策，片面地甚至不实事求是地搞报喜不报忧的新闻资源配置，对于一些记者们惯于跑“衙门”，浮在上面不深入实际生活，是个很好的很及时的纠正和提醒。这种全面深入地、从本质着眼考察与分析问题的做法，为我们新闻工作者，树立了光辉的榜样。
三、“新华社还是当老百姓好”
刘少奇对新华社的性质采取了新的视角。他说：“新华通讯社做国家通讯社好，还是当老百姓好。我看，不做国家通讯４４社，当老百姓好；新华社干部不作为国家干部，不受行政级别限制，记者的薪水也可以比毛主席薪水高。新华社的评论、新华社记者的评论，不是代表国家发言。新华社也不要学习塔斯社那样代表政府辟谣。新华社如果当了老百姓，不搞国家通讯社，国务院可以成立新闻处，发公报新闻，声明、辟谣由它来做。”
刘少奇的这一主张，并非要新华社完全割断同国家、同政党的联系。他在同一次讲话中指出：“今后不要强调新华社是国家通讯社。比如说，我们国家是无产阶级领导的，虽然已经写入宪法，但并不常常强调，只有在必要时才写一句。”联系前后两段讲话分析，可否作这样的引申：新华社常把“国家通讯社”挂在嘴上，并无必要；平日里，以老百姓——“民间通讯社”身份出现，反而更好。好在何处？刘少奇没作进一步阐释。但从那次讲话４０多年来的我国通讯社工作看，以民间通讯社身份出现，较为灵活、主动、自由。什么事件都要以国家通讯社名义发稿，表明立场，对国内外重大事件动辄以国家或政府身份发言，过于端庄严肃，偶有表态失当，外人误以为是国家或政府的立场有疾。所以，这些事情，刘少奇主张让“国务院新闻处”去做，让新闻发言人去表态。
作为消息总汇，世界上多数通讯社都是以民间身份运作的。
即便一些接受政府津贴，甚至主要官员由政府任命或首肯的通讯社，也公开申明自己的民间身份。这样，通讯社的报道和表态，就比较灵活、自由，不那么“正式”。其报道或态度的正误好坏，人们并不以为是该社所在国政府或执政党的正误与好坏。
有的政府，还往往通过这类“民间通讯社”施放“试探气球”，搞“火力侦察”，收到很好效果。
新华社改变身份，以“老百姓”出现，并不是不要党的领导，更不是否定立场，完完全全自由化。刘少奇指出，我们的新闻报４５道，要有利于人民，有利于党，有利于当前斗争。新闻记者要坚持真理，要有斗争性，头上要长角。即便新华社变成了老百姓，也依然会处于党和政府的领导之下，新闻记者也依然是党的新闻宣传队伍中的一员。
刘少奇不把新华社看成政府部门，让新华社以民间身份出现，是符合新闻传播规律的。在社会结构中，新闻媒介是列于上层建筑之中的意识形态部门。它的作用和力量，在于通过信息的传递令受传者接受信息并受到一定的引导，这种收受新闻的活动很难具有强制的成分。如果作为国家通讯社，即成为国家机器之一的政府的一个组成部门，则无法体现出传媒的相对的独立性。
不以国家通讯社而当“老百姓”，还便利同其他新闻机构展开自由公正的竞争。以国家即官方通讯社出现，除了动用国家和政府支配的资源条件，还有着“政府部门”这一无形资产和莫大权威，这令其他媒介无法与之平等较量。
刘少奇认为，新华社要走向世界，办成世界性通讯社，也应该放弃国家通讯社的身份，当老百姓。他说，外国记者强调他们的新闻报道是客观的、真实的、公正的报道；客观的、真实的、公正的报道，是他们的口号。我们如果不敢强调客观的、真实的报道，只强调立场，那么，我们的报道就有主观主义，有片面性。如果这样做，就是下决心要片面性。新华社的报道，如果有了片面性，就会丧失一切，对自己不利，对人民不利，就不能成为世界性通讯社。作为国家通讯社，当然未必就不客观不真实，但世界上看新华社，总会认为既然是国家通讯社，首先代表国家发言与表态，立场是第一位的。这样的审视定势，自然会影响国外对新华社客观公正报道的打分。而如果以民间通讯社出现，评价则又会不一样。所以世界上主要通讯社，都是以民间通讯社身份出现的，并且千方百计地表白自己的民间性和非官方性。
刘少奇最后指出，新华社是官办还是民办？这不是主要问题。问题是不要老是强调官方身份，更不要把自己束缚得死死４６的。刘少奇的这几句话，讲到了问题的实质和要害。他的这些主张，为我们正确思考和营建新时期多元化新闻媒介体制与布局，提供了宝贵的思路和视角。
四、“让人民知道世界上有骂我们的人”
刘少奇主张适当地发表西方通讯社批评中国的报道。他说：“有些报纸刊登国际新闻只登说我们好的，骂我们的或者说一句美国好的都被删去，这种做法是不好的。比如说，美国政府首脑人物骂了我们，这个新闻在我们的报纸上是否可以登？我看可以登。他在骂我们，是一种真实的情况，是客观事实，骂得岂有此理；我们的报纸登一些，让人民知道有人在骂我们，帝国主义在造谣，引起人民反感。这样的新闻，虽然占我国人口总数的百分之几的反革命分子看了会高兴，但是全国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民已经有相当高的政治水平，是可以看出是非来的。周恩来总理骂了美国，有的美国资产阶级报纸就刊登出来。为什么资产阶级报纸敢于把我们骂他们的东西登在报纸上，而我们的报纸却不敢发表人家骂我们的东西呢？这是我们的弱点，不是我们的优点。”“现在我们的国际报道只有一面：骂美国的，说我们好的。这种片面性的报道，会造成假象，培养主观主义。”
应该怎样评价刘少奇的这些主张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