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对俄罗斯发展道路在总体上持否定态度，指出它给国家、社会和人民带来痛苦和灾难，但与此同时，我们并不否认俄罗斯在一些方面取得了有积极意义的成果，不否定特别是在政治、社会民主方面取得的有限进步。“勾画俄罗斯今天贫困下的最黑暗画面并不难，许多人对此都做了成功的描述。自由派改革和‘休克疗法’，导致大部分居民陷入贫困，许多人沦为赤贫。改革者们没有医治好国家，不过他们也没有把国家毁灭掉。令许多人惊奇的是，经济衰落和90年代经济危机在俄罗斯并没有引发社会动荡。”应当说，尽管经济上鲜有业绩可言，但俄罗斯在政治制度和社会民主方面的有限进步，也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制度“钢性”问题，增强了社会的承受能力。
二、对叶利钦时代的基本评价
2001年12月叶利钦在他离任两周年时对俄罗斯电视台“明镜”电视节目发表谈话，对其八年的总统生涯做了自我评价，他说，作为俄罗斯的首任总统负有重大的历史责任，他犯过“策略性”错误，不是所有决定都是正确的，但是“没有犯影响到俄罗斯历史和其发展的战略性错误”；正是在他的任内，“俄罗斯走上了正确道路，它的面貌已焕然一新”；如果他不坚信改革不可逆转，是不会自动退职的。然而，大多数人并不同意他的这种评价。
2000年元旦前夕叶利钦辞职，这为俄罗斯人从执政者的角度（不再是仅仅从民间角度）评价叶利钦时代提供了可能，继任者的前进轨迹是一个重要的参照系。普京说：“过去的十年，对俄罗斯来说是变化巨大的十年，可以毫不夸大地说是革命的十年。”同时他又指出：“俄罗斯正处于其数百年来最困难的一个历史时期。大概这是俄罗斯近二三百年来首次真正面临沦为世界二流国家抑或三流国家的危险。”普京上任以来对过去政策所作的大幅度调整和修正，可视为从实践上对叶利钦时期许多做法的否定。如果更深入地研究普京的经济、政治和外交政策，还会发现他的出发点与叶利钦有着质的不同，这一点我们在前文中已有详细论述，这里不再赘言。
对叶利钦上任时所承接的政治遗产与他离任时所留给其后任的“财富”这两者进行比较，可提供另一个参照系，从中能够看到叶利钦值得骄傲并可以留给后人的是什么。正如曾任俄罗斯联邦总统委员会成员的政治学家安德兰尼克·米格拉尼扬所说：“叶利钦在离开自己位子时留给自己继承人的，是一个多少已经得到巩固的政权，是社会和政治精英集团的心态已发生有利于加强国家、军队和联邦关系的转折，是已经出现的要结束俄罗斯国家的新封建主义分散状态的决心，是站在弗拉基米尔·普京身后的一个在政治上相对团结的阶层，这批人拥有占压倒优势的行政、信息和金融资源来保证普京可在2000年3月的总统选举中获胜。这里还应加上一种政治资源，那就是杜马中的大多数能支持执行权力机构和克里姆林宫，这种资源是叶利钦总统在他整个执政年代中都不曾有过的。……在国家建制这个方面，叶利钦交到普京手里的机构体制要比他自己在1991年时得到的那个机构体制有效得多了。”这些就是叶利钦时期为数不多的成就，这些成就主要表现在社会政治领域。而在经济上则很少有人能够做出正面的举证。普京所说的国家“正处于其数百年来最困难的一个历史时期”，主要是指经济大衰退以及由经济状况所引发的各种危机事态。
有人认为：尽管经济上很难做出正面举证，但在政治上叶利钦时期取得了巩固民主化的成果。这是对叶利钦时代进行评价时的主要争论焦点。如何看待这一时期俄罗斯改造所取得的政治成果，是不能回避的问题。
这里有一个评价标准问题。叶利钦是以法统建设为标准，正是从法统建设标准出发，他才敢说“没有犯战略性错误”，敢说“俄罗斯走上了正确道路，它的面貌已焕然一新”。的确，俄罗斯十年转轨涉及社会生活各个方面，整个国家发生了制度性、根本性变化。但是，衡量一种社会制度的变化是积极的还是消极的，最基本的标准是看其是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还是阻碍或破坏了生产力的发展，是使人民得到实惠还是相反。法统建设一旦脱离促进生产力发展和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目的，就脱离了社会发展的终极目标，变成了为法统建设而建设。而如果以促进生产力发展和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为标准，那就不能不得出两点基本的结论：其一，由于叶利钦时期的社会变革极大地破坏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大大降低了人民生活水平，这种变革是不成功的；其二，这一时期所取得的政治成果和法统建设成果并没有促进经济和整个社会的发展，相反，频繁的政治斗争对社会发展有着严重的负面效应。
从社会发展角度看，对比苏联时期的社会政治经济制度，叶利钦时代的“功劳”不在于它取得了多少成绩，而在于它开创了一个全新的即所谓“民主”发展方向。“现在国家绝大多数居民在同等程度上消极评价旧的‘极权’现实和新的‘民主’现实。但是，在对这两者进行必择其一的选择时，无疑偏重于后者。”这里不是说新的民主制取得了多少进步，或者现实有多么美好，对“极权”与“民主”的评价是同等消极的，在二者间大多数人之所以选择民主制，只是因为人们不愿意回到在他们看来是没有出路的过去，仅此而已。然而，在世界各国经济竞争和综合国力竞争日趋激烈的现时代，一个国家耗费八年的时间纠缠于政治斗争，而任凭经济长期衰退，就算它取得了某些政治变革成果（如民主化的加强），这些成果又有多少实际意义？
俄罗斯以一种激进的、革命的方式破坏了僵化的苏维埃制度，试图按照西方的模式建立起一种全新的制度，这种建设过程至今远未完结。也就是说，俄罗斯在较短时间里完成了破坏旧制度的任务，然而建立新制度的历程却异常艰难和漫长。在这艰难而漫长的过程中社会付出了经济下滑、国力衰退、人民生活水平下降的惨重代价。对于普遍贫困的俄罗斯人民来说，他们享受到的“民主成果”是否过于“奢侈”？
更可悲的是，俄罗斯花费巨大代价所取得的民主成果实际上是很有限的。当时的现实情况是：俄罗斯建立的是大权独揽的“总统集权制”，议会权力相对很小，无法形成真正的权力制衡；司法权从属于执行权力，其独立性受到严重干扰；舆论工具被权力和金钱所操纵；党派利益、集团利益至上严重干扰了决策的科学化；国家的政治进程和经济活动实际控制在一小撮人手中；权力与金钱的交换、官吏腐败和利益的私相授受仍是社会普遍现象；各种极端势力和黑社会的猖獗，使人民很难安居乐业。这一切都说明，在一个没有民主经济基础、也没有民主文化传统的国度里，在短时间内不可能建立真正的健全的民主制，不可能形成真正意义上的法治社会。
在这十年中，俄罗斯的文化、教育、科学和健康事业并没有因民主制的建立而繁荣，相反，它们的命运十分悲惨：收入的低下导致人才凋零；在西方文化的冲击下，历史灿烂的民族文化出现“荒漠化”倾向；知识的贬值，物欲横流，为谋生或发财而不择手段，导致居民整体素质明显下降；曾经高度发达的科学技术迅速落伍，与世界的差距越拉越大；失业大增，营养不足，缺医少药，大大缩短了居民的人均寿命。
激进的政治经济变革造成社会结构剧烈而巨大的变化，相当多的居民沦入赤贫阶层，成为政府政策的受害者，成为反对派的社会基础。而靠政权扶持、培育起来的私有者阶层从整体上说又十分软弱、自私、贪婪，难当支撑国家的重任。在这种情况下激烈的政治斗争是不可避免的，这种政治斗争与其说是民主的反映，不如说是社会分裂的表现。这也是叶利钦时期政治斗争无休无止的原因所在。
总之，我们认为，叶利钦时代是俄罗斯民族近300年历史中最暗淡的时期之一。
三、关于“叶利钦现象”
叶利钦时代政治经济危机频仍，其执政业绩乏善可陈。特别是在他执政的中后期，越来越多的民众和党派对其统治不满，“倒叶”呼声日益高涨，他的支持率极低。但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叶利钦不仅赢得了1996年总统大选，牢牢地控制着大局，而且始终按照他自己的意志行事，甚至从容地安排“身后事”，并最终以一个“坚定的民主战士”身姿在俄罗斯历史上第一次和平转让了国家最高权力，全身而退。这一切构成了当代世界史中极其特殊的“叶利钦现象”。概括地讲，所谓“叶利钦现象”，就是在民主条件下领导者的政策导致惨烈后果却能长期保持其统治的一种特殊历史现象。这一现象的发生决不是单单用叶利钦“善于玩弄权术”所能解释的。
马克思主义认为：“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本书的论证是要说明，“叶利钦现象”的发生并非偶然。它再次验证了马克思主义这一历史唯物主义原理。
“叶利钦现象”不是孤立的或个人的现象。叶利钦是俄罗斯“民主派”的代表，是社会新生的私有者阶级的代表，同时也是俄罗斯社会怀疑和否定苏联70年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人们的代表。尽管在实践中，由于俄罗斯的社会转轨因激烈的政治斗争而变得极端复杂，出于政治斗争的考虑，叶利钦经常需要对其政策做出实用主义调整，向传统做出“策略性”妥协，因此往往背离“民主派”的极端主张，但是，他前进的基本方向没有变，阶级代表性也始终没有变。正是在这个大前提下，叶利钦本人的个性，以及他的带有鲜明个人特色的政策主张和实践，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也就是说，历史为叶利钦的活动提供了一个大舞台。离开了社会代表性，“叶利钦现象”
是不可能存在的。
透过纷繁复杂的现象，可以看到叶利钦的政治思维和执政行为有七个基本点：（1）奉行“反共主义”意识形态；（2）照搬西方模式，按照西方式制度原则进行政治和经济制度建设；（3）激进变革，即用“革命”的方式推行社会转轨；（4）大力培育私有者阶级；（5）亲西方，以融入西方“文明国家大家庭”为对外目标；（6）大权独揽；（7）保证权力和路线的继承性，严防“共产主义势力”重新上台。这七个基本点是叶利钦在其执政时期始终坚持的。
正是在这种政治思维的指导下，叶利钦构成了他执政行为出发点和落脚点的一致性，这就是在俄罗斯创建新社会的制度基础。这个新的社会以私有制作为经济基础，以自由市场经济作为经济运行方式，以西方式宪政制度为其上层建筑，以“反共主义”作为基本意识形态，以融入西方为其国际定位。
概括地说，叶利钦的执政目标就是要建立一种新的社会法统并保证其延续性。
正是出于在其任期内要完成建立这种新的社会法统的目的，叶利钦致力于社会激进变革，从而拒绝渐进式发展道路，以致把整个社会推入动荡和贫困的深渊。也正是出于这一目的，叶利钦不能不遵循“政治决定一切”的原则，首先致力于政治斗争，为此不惜牺牲社会经济发展和社会和睦。
俄罗斯社会转轨的混乱和代价的惨烈既然在很大程度上是叶利钦政权错误政策的结果，那么这种结果同时反映了叶利钦本人政治思维和执政行为内在的矛盾性。这种矛盾性表现为：
（1）“反共主义”与历史继承之间的矛盾。叶利钦的“反共主义”所寻求的不是社会的自然发展，而是强行转向，对历史的态度不是扬弃，而是割裂。（2）西方式宪政制度与其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这表现为俄罗斯率先建立了三权分立的宪政制度，但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却不存在与这种西方式宪政制度相适应的社会经济基础，新生的民主制与传统的社会经济结构相冲突。（3）激进经济变革与经济发展规律之间的矛盾。激进的经济变革违背了国情，也违背了经济规律。（4）培育私有者阶层与社会公正之间的矛盾。表现为社会的贫富两极分化，以及大量居民沦为赤贫。（5）大权独揽与民主政治之间的矛盾。激烈的社会政治斗争客观上要求执政阶级压制反对派的权利而总揽大权，这不能不与民主政治制度原则相矛盾。（6）亲西方政策与民族利益之间的矛盾。叶利钦期望俄罗斯社会融入西方，而西方却利用俄罗斯的衰败对它施加了巨大压力，俄罗斯的民族利益一再受到损害。总的来讲，叶利钦的根本问题是，他以新制度法统建设为目标，而不是以发展社会经济和提高居民生活水平为目标。法统建设这一政治目的超越了经济，超越了国家综合国力发展和提高居民生活水平的目的，具有压倒一切的性质。
需要强调的是，上述矛盾性所反映的不是叶利钦个人与社会的冲突，而是社会一部分人与另一部分人的冲突，是新的执政集团和新生的私有者阶级与传统社会结构的冲突。
正是叶利钦政治思维和执政行为的上述基本点说明了叶利钦执政的基本方向，说明了他的阶级代表性，同时也说明了他的历史局限性。
因此，“叶利钦现象”是历史的产物，是一种特定历史条件下的现象。叶利钦代表的是以政治为中心的激进变革发展方向，这一方向选择符合当时俄罗斯的社会主流意识。苏联式社会主义与西方社会经历了长期的历史比较，苏联模式的失败反衬了西方模式的成功。在没有其他更为成功的模式的历史条件下，俄罗斯人在思想意识上倒向了西方，开始以西方为楷模、以西方式的发展道路为自己的新选择。尽管在此后的发展中叶利钦的改革战略产生了严重的问题，但俄国人并没有找到新的出路，既没有形成新的社会主流意识，也没有出现足以取代叶利钦的新的社会政治力量。
叶利钦是一个具有下列特点的总统：
（1）从所持的立场和所选择的社会转轨道路来看，叶利钦是一个党派的总统，而不是“全民总统”。叶利钦“改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