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俄罗斯社会转轨的十年间，俄罗斯联邦共产党（简称俄共）以其强烈的意识形态色彩、广泛的群众基础和严密的组织结构，成为举足轻重的社会政治力量和对执政者最具威胁的左翼反对派政党。俄共的保守性和平民主义色彩使因激进变革而处于分化的俄罗斯社会找到了某种平衡，尤其是当“民主派”的社会改革政策出现偏差、引起社会普遍不满时，反映民众情绪的社会舆论天平就会向左倾斜，从而促使当政者不得不经常在社会政策方面做一些适度调整。正是在贫困民众的支持下，俄共在1995年底的议会选举中一跃成为议会第一大党，从而进入其发展的极盛时期，并在第二年举行的总统大选期间对叶利钦政权发起了强有力挑战。1996年6月大选的失败标志着俄共开始走下坡路，尽管它长期保持着议会第一大党地位，但其影响、作用和对政权的挑战能力已呈现出逐渐减弱的趋势。
本章从十年来俄罗斯社会发展进程的角度，概括俄共兴衰的基本脉络，并在分析俄罗斯社会转轨时期特殊性的基础上，揭示俄共兴衰的原因。
（第一节）俄共的建立与地位变迁
俄罗斯共产党是在1990年即苏联解体的前一年成立的。
这一年，戈尔巴乔夫发动的政治体制改革运动正在引发苏联社会和苏共党内的大分化：到1990年底苏联15个加盟共和国中有包括俄罗斯在内的13个共和国相继发表了各自的主权宣言；1990年3月第三次苏联非常人民代表大会通过决议，决定取消关于苏共领导地位的苏联宪法第六条；在1990年7月举行的苏共第二十八次代表大会上苏共党内的保守派（强硬派）、激进民主派（民主纲领派）和中间派（主流派）之间的争斗达到了最高峰，会上叶利钦等激进民主派头面人物公开宣布退出苏共。在这样的政治背景下，俄罗斯联邦共产党的成立在当时自然引起了苏联各界及世界舆论的广泛关注。
一、俄共的建立与它的保守派角色
在准备筹建俄共的过程中，苏联各界对此的反应很不一致。当时普遍认为，在拥有60％苏共党员的俄罗斯联邦共和国内成立一个新的共产党组织无异于宣告苏共的彻底分裂，这也正是苏共党内激进民主派们的愿望，他们希望俄共的建立能够成为“民主派”与苏共中央对抗的阵地和大本营。但是，绝大部分支持成立俄共的人（包括极端保守派）还是从俄罗斯联邦共和国主权和俄罗斯人日益强烈的民族意识出发，希望改变70年来在苏联各加盟共和国中惟有俄罗斯联邦没有自己的共产党组织的现状，即要在建党的权利上争取与其他加盟共和国的平等地位，借以维护俄罗斯民族的权益。
1990年6月20日，在由2700多名代表参加的俄罗斯联邦共产党代表会议上俄罗斯共产党正式宣告成立。由于在俄共建党的准备时期并没有形成统一的建党思想，也没有出现一位公认的领袖，所以在俄共成立大会上，代表们在确定建党方针与选举党的领袖问题上发生了严重分歧。保守派认为，俄共绝不能成为议会型的改良主义政党，而应该继续坚持列宁主义的基本原则，坚持党在社会的领导地位。主张实行改革的人呼吁要放弃部分传统的“共产主义空想”。民主纲领派则主张必须要把俄共建成一个完全新型的政党，即与社会其他政治组织平等的、通过选举和议会发挥作用的党。为了对俄共未来的方针路线施加影响，苏共领导人戈尔巴乔夫参加并亲自主持了俄共成立大会，在会上他反复强调：建立俄共是必要的，但应该避免俄罗斯联邦与苏联、俄共与苏共发生任何形式的对抗。经过几天的激烈争论，最终保守派势力占了上风。在投票选举党的领袖时，曾严厉批评戈尔巴乔夫改革方针的克拉斯诺达尔边疆区委第一书记波洛兹科夫当选俄共中央第一书记。
在苏共党内波洛兹科夫一向以忠于传统而闻名。1990年5月，他曾与叶利钦一起参加过俄罗斯联邦最高苏维埃主席的竞选，但最后败给了叶利钦。当选俄共中央第一书记后，波洛兹科夫表示，俄共应该坚持社会主义选择、忠于十月革命和马列主义理论，他指责戈尔巴乔夫的改革方针严重偏离了社会主义方向，是对社会主义的背叛。俄共成立大会结束前发表了《俄罗斯联邦共产党成立宣言》，宣言指出：作为苏共“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俄共不追求在苏共内部起特殊作用。应该说，波洛兹科夫的当选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俄共从成立之时起就被打上了保守式政党的烙印，俄共也被当时的舆论界称为“波洛兹科夫党”。这一结果不仅令激进民主派们难以接受，也让戈尔巴乔夫备受刺激。据说戈尔巴乔夫曾希望一位自己阵营里的人担任俄共领袖，但最终没能成功。俄罗斯境内的许多苏共党员及大批党的基层组织也公开宣称，不想加入波洛兹科夫的党，也不打算把党费拨给俄共中央的账户。就在俄罗斯共产党成立后不到一个月，在苏共第二十八次代表大会上激进民主派公开与苏共决裂，随即在全苏范围内掀起了一股退党风潮。很快，俄共内部也有大批党员宣布退党，留在党内的基本上属于倾向波洛兹科夫保守派的人。严格地说，波洛兹科夫担任俄共领袖这一时期，俄共还不能称其为政党。它的成立只是为了满足部分俄罗斯共产党人希望在俄罗斯联邦共和国内拥有自己共产党组织的愿望。在俄共成立大会上，除了发表成立宣言和选举党的领袖外，俄共并没有提出自己具体的行动纲领，它的作用还仅限于扮演苏共党内反对改革的派别角色。然而，由于俄共成立不久苏共内部即开始分裂，改革派与保守派的斗争由党内转到了党外，因而俄共的反改革角色也相应转到了俄罗斯人民代表大会和俄罗斯最高苏维埃内。
在第一届俄罗斯联邦人民代表大会上，以俄共代表为主的左派党团和由“民主派”组成的“民主俄罗斯”党团各占据了1068个代表席位中的近500个席位，成为代表大会的两大党团。代表大会之后的历次会议也基本上是在这两大党团间的争斗中进行的。其中双方最严重的一次对抗是在1991年3月由俄共发起组织的一场反对时任俄罗斯最高苏维埃主席叶利钦的政治活动。
根据俄共党团代表的提议，俄罗斯联邦人民代表大会决定于3月28日召开特别会议，专门讨论由俄共提出的对叶利钦的信任案问题。然而，就在代表大会召开前夕，发生了一起意想不到的事件：叶利钦的支持者决定在莫斯科举行示威游行，抗议代表大会的召开；为阻止示威者的抗议活动，戈尔巴乔夫命令内务部部队封锁街道，试图以武力相威胁。戈尔巴乔夫事与愿违的行为甚至激怒了参加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们，结果这次人民代表大会的内容由准备讨论是否罢免叶利钦变成了对戈尔巴乔夫和联盟中央的声讨。为了避免触犯众怒以致引火烧身，俄共党团主动撤消了提交代表大会讨论的对叶利钦的不信任案。在会上叶利钦不仅牢牢保住了自己的权力，而且还获得了人民代表大会赋予他的其他补充权力，他在民众中的威望反倒有了进一步提高。随后，在1991年6月12日举行的俄罗斯总统选举中，叶利钦又以绝对优势当选第一届俄罗斯总统。
“8·19”事件后，大权在握的叶利钦趁打击苏共之机，对俄共也进行了报复，目的是想把共产党人从俄罗斯社会政治生活中彻底排挤出去。
二、俄共的被禁与重建
1991年8月23日和8月25日，在“8·19”事件中获胜的叶利钦连续颁布“有关中止俄罗斯联邦共产党活动”和“关于苏联共产党和俄罗斯联邦共产党财产”的总统令。叶利钦在命令中以“未按规定程序登记及支持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为由，宣布“在没有对俄共的行为作出是否符合宪法的法律解释之前，暂时中止俄共的机构和组织活动”，并“将苏共和俄共包括银行存款在内的所有动产和不动产收归国家所有”。1991年11月6日，叶利钦又发布“关于停止苏共和俄共活动的命令”。根据以上总统令，苏共和俄共在俄罗斯境内的活动被完全停止，苏共与俄共的组织机构被宣布解散，苏共与俄共的财产被转归俄罗斯国家机关支配。显然，叶利钦是想用强制手段首先在组织上取缔共产党，使它丧失生存的土壤，继而从国家政治生活中彻底消失。
但是，这种在政治高压统治下被惯用的压制异党的方式与“民主派”一贯宣扬的民主思想发生了矛盾。俄共不仅没有被叶利钦一棍子打倒，相反，他们借助叶利钦亲手建立起来的民主机制又很快重新取得了合法地位并迅速崛起，最终发展成了叶利钦政权的最大反对派。
俄共被禁止活动后，它的影响并没有因此消失。俄罗斯人民代表大会中近三分之一的代表席位依然被共产党人代表占据着，他们利用各种合法手段为俄共的重建进行着积极的活动。1992年4月，部分共产党代表依照法律程序联名向俄罗斯宪法法院提出质询，要求宪法法院对叶利钦发布的有关禁止苏共和俄共活动的三个总统令是否符合宪法的问题进行裁决。与此同时宪法法院还受理了由人民代表奥列格·鲁缅采夫起草、得到其他人民代表支持的有关审查苏共和俄共的活动是否符合宪法的质询。因两个质询均涉及苏共与俄共，所以当时被合称为“苏共案”。
宪法法院对“苏共案”的审理从1992年5月25日开始一直持续到11月30日。其间，叶利钦不断向宪法法院施压，并威胁说“对共产党的任何支持都会在俄罗斯引起新的内战”。
最终联邦宪法法院对“苏共案”作出了一个“折中式”裁决，裁定俄罗斯总统有关中止俄共活动、没收其财产和解散其组织机构的命令符合俄罗斯宪法，而总统令中有关解散俄共基层组织等内容则不符合俄罗斯宪法。宪法法院的裁定虽然表面上认同了叶利钦对俄共的绞杀政策，但又在社会舆论的压力下，依照俄罗斯宪法中有关“思想自由和结社自由”的条款允许俄共基层组织的存在。这一裁决为濒于消亡的俄共提供了生机，极大地鼓舞了共产党人重建俄共的信心，就连总统身边的人也清楚地意识到，俄共很快就会卷土重来。在俄共被禁的1991～1992年间，俄罗斯境内又相继出现了几个新的共产党组织，其中包括“共产党人联盟”、“社会主义劳动党”、“俄罗斯共产党人党”、“俄罗斯共产主义工人党”和“全苏布尔什维克共产党”等。这些组织原属于苏共或俄共中的不同派别，虽都称为共产党组织，但他们彼此的主张和纲领却各有不同，其规模与影响也相对比较小。俄共的命运促使他们联合起来，希望重新建立一个统一的俄罗斯共产党。1992年底，未等宪法法院对“苏共案”的审理作出结论，这些共产党组织的代表就联合成立了一个倡议组织委员会，负责筹备召开新的俄共代表大会。这个委员会的主席由当时的俄共中央第一书记库普佐夫担任，时任政府反对派联合组织——民族救国阵线主席的久加诺夫也被推荐为组委会的领导人之一。1992年11月30日宪法法院宣布了对俄共的解禁决定，两个多月后，即1993年2月13～14日，俄罗斯联邦共产党第二次非常代表大会（又称俄共重建与联合大会）在莫斯科郊外的一个疗养院举行。代表大会召开之前，大会组委会曾向莫斯科市政府申请会议地点，但遭到了拒绝。其间，俄罗斯司法部公开警告大会组织者：俄共的活动已经被禁止，所以筹备召开这次代表大会属违反宪法的行为。在这种情况下，大会组委会不得不再次向联邦宪法法院提出质询，要求宪法法院对俄共申请召开第二次非常代表大会一事作出裁决。2月12日，即代表大会召开的前一天，宪法法院公布了对此事的审议决定，指出：宪法法院只取消“失去社会性”的苏共和俄共的领导机构，但保留共产党人联合的权利。宪法法院的裁定再次给了俄共以支持，使俄共的复兴又向前迈进了一步。
作为俄共的重建大会，非常代表大会提出的纲领性“政治声明”引起了各方关注。声明首先对苏共的历史进行了反思，认为它歪曲了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同时对现政权推行的社会经济政策提出了批评。在谈到俄共的任务时，声明强调，重建后的俄共将吸取苏共的教训，“利用各种符合宪法的手段、方法以及政治斗争的形式来争取国家政权”。这是俄共自成立以来第一次非常明确地提出要以合法手段夺取政权的思想。非常代表大会之后，俄共领导人立即按照法律程序到俄罗斯司法部申请注册登记，申请于1993年4月24日获得批准，俄共正式取得合法地位。此次大会还选出了由89人组成的中央执行委员会，代表们一致推举久加诺夫为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库普佐夫、雷布金等6人为副主席。
从被禁到恢复合法地位，俄共只用了一年半的时间，这与“民主派”曾发誓要彻底根除旧制度影响的愿望大相径庭。苏共垮台后，新政权的建立者们发现，依照正常的法律程序对社会主义制度本身和旧制度领导人所犯的“罪行”进行审判并不如想像得那么简单，对旧制度的清算一时还难以实现。相反，“民主派”内部却陷入了因改革方向上的分歧而引发的权力斗争。1993年以议会为一方和以总统为另一方的权力争斗终于发展成了激烈的政治对抗，社会被简单地分成了支持总统的“改革派”与支持议会的“反对派”两大阵营。在1993年俄罗斯曾出现这样的现象：反对派阵营中既有从“民主派”
分离出来的“公民联盟”，又有共产党人领导的民族救国阵线运动和激进的民族主义者。尽管他们的政治主张不同，但却都打着反对现政府的共同旗号。俄共的迅速崛起也正是依仗了这样的社会政治环境。所以，我们完全可以把当时处于社会矛盾旋涡之中的宪法法院作出的有关恢复俄共活动的折中性裁决看成是一个具有倾向性的行为，目的是为了防止社会矛盾进一步激化，但它的确为俄共的复兴提供了重要的法律依据，以致后来叶利钦在1993年十月流血事件取得对议会的胜利后也不得不承认俄共的合法地位。
（第二节）俄共的复兴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