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转轨以来，俄罗斯经济发展的非均衡性突出地表现为经济长期处于危机状态。
俄罗斯经济危机的特点是多种危机相互交织，且危机具有普遍性、深刻性和持续性。
经济衰退、财政赤字、通货膨胀与货币短缺长期并存，最后发展为以金融危机为尖锐表现的经济危机、财政危机、货币危机与社会政治危机相互交织的局面。在这些危机中，困扰最大、最难治理的是经济衰退和通货膨胀并存的滞胀性危机，最为严重、破坏力最大的是以金融危机为尖锐表现的多种危机的交织。围绕危机的治理，俄罗斯出现宏观政策选择的论争，政府的政策在两难和斗争中曲折地实施，直至普京时期才制定出国家长期经济发展战略。国民经济遭受长期危机的煎熬，逐步转入稳定和复苏。
（第一节）滞胀性经济危机的发展与反危机政策的选择
一、从短缺性、衰退性危机到滞胀性经济危机
苏联的计划经济体制长期存在着短缺性经济危机，它既表现为不能满足人们基本生活需要的绝对短缺，又表现为与西方国家横向比较的相对性短缺。这种短缺在相当长的时期内是与经济的增长相伴随的，经过一个漫长的生产效率下降时期，短缺性危机发展为衰退性经济危机。1990年苏联社会生产出现战后以来的首次负增长，1991年苏联的衰退性经济危机进一步加重。
俄罗斯独立后，把摆脱危机的希望寄托于向市场经济过渡。“休克疗法”改革方案的制订者声称，在半年内即可使经济开始好转，几年内就可以创造出一个现代市场经济体制，西方的物质文明将在俄罗斯奇迹般地出现。然而，客观经济形势并没有像改革设计者所预想的那样来发展。食品和消费品短缺虽然逐步得到缓解，但在相当大程度上是依靠进口。衰退性经济危机不仅没有减轻，反而向深度和广度发展，并与高通货膨胀并存，而且在通货膨胀条件下不是货币量过多，而是货币短缺，形成具有俄罗斯特色的滞胀性经济危机。俄罗斯社会经济发展的主要指标及其危机表现。
可以看出，1992～1996年俄罗斯的国内生产总值、工业产值、农业产值连续5年下降，与此同时，通货膨胀率一直很高，这是典型的滞胀性经济危机。1997年经济出现短暂的稳定和转机，1998年金融危机又使经济跌入深渊，滞胀性经济危机再次加重。1999年以后，在普里马科夫—普京时期新政和国内外有利的经济条件的作用下，经济才逐步稳定和开始复苏。
二、通货膨胀的成因
1.转轨原因。放开价格是俄罗斯激进经济改革的重要内容，而价格放开是在商品严重短缺的情况下进行的。1992年初放开价格时，消费市场供需缺口累计达2500亿卢布，相当于全年零售商品流转额的一半；未满足的食品需求量超过500亿卢布，相当于全年食品产量的1/3。放开价格使缺口得以弥补，同时也带来了通货膨胀，或者说使通货膨胀从隐蔽型变成显现型。由于一般商品价格的放开和能源、农产品价格的提价，1992年俄罗斯出现了三次涨价高潮。第一次高潮是年初全面放开价格之后。放开价格后的头一个月物价上涨2.5倍，接着三个月的通胀率分别为38％、30％和22％，到4月份消费价格比上年12月已上涨6.5倍。第二次高潮是在5月中旬提高能源价格之后。俄罗斯改革计划原拟定4月中旬放开能源价格，后迫于通胀压力改为对能源价格进行调整。根据政府决定，从5月18日起将能源价格调高4～5倍。这使价格总水平在5～6月两个月又上涨35％，到6月底消费价格已上涨9倍（比上年12月），工业品批发价格上涨14倍。第三次高潮是9月份提高农产品采购价格和能源价格之后。鉴于放开价格后工农产品剪刀差进一步扩大，政府决定从9月份起把农产品收购价格平均提高7.3倍，其中粮食价格提高24倍，土豆价格提高8～9倍，畜产品价格提高4.1倍。政府还决定，从9月18日起再次提高能源价格，石油价格提高近1倍，煤炭提高30％。与此同时，电、暖、气、水的付费提高50％。这次提价使通货膨胀率再次上升，10～12月的月均通胀率达25％。
结果（加之其他原因），全年通货膨胀率高达2510％。按照国际标准年通胀率达到1000％即为恶性通货膨胀。
2.成本推动。由于资源的不可再生性和收益递减规律的作用，以及传统价格体系的扭曲集中表现为能源、原材料和农产品价格过低，使放开价格后这些产品的价格成倍、几倍甚至几十倍地上涨，而俄罗斯企业不具备通过提高生产效率和高附加价值的途径消除这种上涨因素的能力，这便使整个价格水平因成本推动而大幅度上涨。另外，税制改革把周转税改为增值税和消费税，征税范围扩大，即它不是对一部分产品，而是对所有产品和劳务的增加值都征税；它不是仅在销售环节、而是从产品加工、生产、批发到零售的每一环节都征税。这成为推动价格上涨的重要原因。3.需求拉动。俄罗斯从前苏联继承的是一种短缺经济，放开价格引起的通货膨胀从一定意义说就是需求拉动的结果。
而且由于整个生产和消费品生产以10％～20％的速度持续下降，价格上涨弥补的供需缺口又会重新出现，不断产生促使通货膨胀发展的新条件。同时，放开价格与居民社会保护措施对平衡供求的作用相互抵触，实行价格与工资同时放开的政策导致二者轮番上涨。虽然工资提高的速度落后于价格上涨的速度，但是价格和工资交替上升的趋势是确定的，这便形成“通货膨胀——提高工资——更高通货膨胀”的恶性循环。
4.财政巨额赤字，信贷投入膨胀，导致货币大量发行。
由于经济衰退，财政收入的基础萎缩，而财政支出又存在刚性，因此国家预算连年赤字，为了弥补赤字，1995年以前中央银行大量增发货币。同时，紧缩政策造成企业资金严重短缺，形成庞大三角债务，致使生产大幅度下降，政府被迫同意放松银根。1992年7月28日中央银行行长格拉先科指令银行为工业提供贷款，引起信用膨胀，导致价格上涨。1992年上半年俄罗斯发行货币2748亿卢布，7月份发行2600亿卢布，8月份又发行3500亿卢布，全年共增发货币约2万亿卢布，比1991年发行量（850亿卢布）增加22倍。这与全年物价上涨的幅度基本相同。
5.汇率下跌与通货膨胀的交互作用。俄罗斯价格改革的目标之一是使价格逐步接近世界市场价格水平。由于过去一直实行能源和原材料“廉价”政策，这种“接近”无疑要求大幅度提高这些产品的价格，经过成本推动必然导致整个价格水平上涨。而在卢布汇率持续大幅度下跌的情况下，这种“接近”是没有尽头的，其结果必然是国内价格持续大幅度上涨。
即使抛开这种主观“接近”不说，那么在自由贸易和自由价格的条件下，汇率下跌客观上也必然促使国内商品价格以与卢布贬值幅度相同的比例上涨。反之，通货膨胀表明卢布的实际币值在下降，客观上也要求卢布贬值，汇率下跌。这样，便形成汇率下跌与通货膨胀的交互作用和恶性循环的局面。
三、经济持续衰退的原因
1.财政货币双紧缩，破坏了企业的简单再生产和扩大再生产条件。在一次性全面放开价格的条件下，为了遏制通货膨胀的恶性发展，政府决定实行紧缩的财政货币政策。财政紧缩在预算收入方面主要表现为提高税率、开征新税，拟定使税收总额达到GDP的45％。在预算支出方面主要是削减国家投资和企业补贴。货币紧缩主要表现为中央银行提高向商业银行再贷款的利率，规定再贷款限额，放开商业银行利率。上述双紧政策，造成企业税收负担过重，税赋合计达利润的70％以上，无力进行积累，增加生产投资；造成利率大幅度上升，企业无力维持和增加流动资金；同时，国家投资也大大减少。这便导致固定资产投资长期大幅度下降，1992～1998年累计下降74％；企业设备老化，技术落后，生产和竞争能力低；企业流动资金不足，三角债不断增加；总之，破坏了企业的简单再生产和扩大再生产条件，生产必然萎缩。
2.私有化的政治性和非规范性，排斥产权改革的效益性。
盖达尔主持政府时期，搞大规模私有化是出于一种政治目的，即“使改革不可逆转”。为此，他们以行政手段强制推行大规模私有化，不是从提高企业生产效率出发，而是“为了私有化而私有化”。这种政治动机决定了私有化非但不能达到提高企业生产效率的目的，反而成为使企业遭受震动的祸源。后来的政府虽然对私有化政策进行了调整，但是公司治理结构依然不规范，多数为封闭型股份公司，由内部人控制，缺乏战略投资人，专业化管理水平低。由于缺乏大量投资、缺乏先进技术、缺乏新的经营机制，企业生产效率难以提高。
3.经济结构畸形，调整政策过激。俄罗斯继承的经济结构遗产，最突出的问题是国民经济军事化和产业结构畸形落后。为了改变国民经济军事化格局，政府对军工企业进行了“雪崩式”转产，1992年军工企业的国家订货一下子减少67％，1993年继续实行这一政策。由于工业企业的80％与军工生产有关，这便使绝大部分工业企业的生产受到了严重影响。产业结构方面，虽然三次产业的关系得以调整，但是重轻结构更加畸形，工业生产的普遍下降被结构性下降所加重。同时，产业级次落后，占主导地位的依然是工业化时期形成的基础工业，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缓慢，整个经济缺乏活力和增长点。
4.金融政策与投资政策矛盾，资金热衷在流通领域投机。
经济增长的决定性条件是投资。然而盖达尔政府搞“休克疗法”的自由化，放开国内市场，放开汇率，造成资金涌入商品和外汇市场投机，不向生产领域投入。切尔诺梅尔金政府恢复进口关税，实行“外汇走廊”政策，遏制了商品和外汇投机，并采取刺激企业增加投资的措施，营造有利于投资的环境。但是财政金融政策的失误破坏了投资政策的成功。为了抑制通货膨胀，切尔诺梅尔金政府采取发行短期国债和向外国贷款的办法弥补预算赤字。由于国债收益率远远高于生产和其他经营的利润，导致资金涌入国债市场投机，不向生产领域注入；银行信贷短期化，生产投资继续下降。这是长期持续的生产下降和经济衰退的重要原因。
5.外贸自由化，丧失国内市场，冲击民族工业。俄罗斯经济转轨在对外经贸方面实行的是自由化方针，其近期目的是为了消除短缺，鼓励外国商品输入，保证市场供应。结果商品供应状况得到改善，市场却被外国商品占领。消费市场上的商品（包括食品），一半以上是舶来品。这是俄罗斯面向国内市场的生产部门，尤其是轻工、食品和耐用消费品生产大幅度下降的主要原因之一。后来虽然恢复了进口关税，但是在俄罗斯通货膨胀的速度远远高于卢布贬值的速度、而外国这二者（通胀和汇率）的变动相差不大的情况下，等于卢布变相升值。这使外国商品的换汇成本降低，竞争力增强，从而民族工业依然受冲击。
6.政治动荡，严重影响经济的发展。在俄罗斯，影响经济发展的非经济因素中，最严重的是政治动荡。多党制下各派政治力量围绕最重大的政治原则和根本问题一直进行着激烈的斗争。三权分立下总统制治理与议会制治理的斗争兵戎相见。
总统、政府和议会围绕经济立法争而不决。民族主义和地方扩权分立倾向严重。这造成国家领导人的精力集中于政治斗争，而不是经济发展；领导层对经济改革的重大问题严重分歧，决策莫衷一是，实施软弱无力；中央与地方之间在经济上矛盾重重，有碍经济政策的协调和统一经济空间的形成。显然，这一切都不利于经济的发展。
四、政府反危机政策的选择
在如何摆脱滞胀性经济危机上，俄罗斯出现了关于优先稳定财政货币还是优先稳定生产的论争，政府政策面临在这二者之间如何选择的问题。按照实际实施情况，政府的反危机政策可以分为三个阶段、三种政策：
第一阶段，1992年，实行优先稳定财政货币的政策。盖达尔政府采取“休克疗法”的方式向市场经济过渡和实现宏观经济稳定。“休克疗法”在反危机上的理论基础是现代货币主义。现代货币主义用货币供应量来说明产量、就业和物价的变化，主张通过控制货币总量来调节通货膨胀、经济萧条和经济增长。盖达尔政府奉行现代货币主义理论，在反通胀上，主张紧缩财政货币，而不是增加商品供给；在反危机上，主张优先稳定财政货币，而不是优先稳定生产。其具体政策，我们在第一章（第二节）（经济改革的进程和内容）的有关部分已详细叙述。
实行以紧缩为特征的优先稳定财政货币的政策，是一种以抑制需求为主的反危机政策，它力图通过抑制需求恢复供求平衡，实现宏观经济稳定。然而，经济失衡有两种性质，一种是生产相对过剩性的，一种是商品短缺性的；一种是经济过热性的，一种是经济过冷性的。采取抑制需求、放弃增加供给的办法实现经济发展的平衡，对过热经济和过剩经济比较合适，而对过冷经济和短缺经济则不合适。俄罗斯的经济是短缺经济和过冷性衰退经济，采取抑制需求、放弃增加供给的办法实现经济平衡，势必越搞越短缺，越搞越衰退，越搞危机越严重。
第二阶段，1993～1997年，实行稳定财政货币与稳定生产相结合的政策。切尔诺梅尔金政府时期仍然把稳定财政货币作为政策的重点，同时强调要恢复经济增长。把稳定财政货币作为政策重点的原因，一是当时存在着恶性通货膨胀，二是投资主体的改变。随着向市场经济过渡，投资主体与预算主体逐渐分离，投资从主要是国家预算的行为，转为主要是企业的行为。这使投资来源的结构发生了根本变化，基本建设投资总额中，来自国家预算的资金约占20％，而非预算资金约占80％，其中企业投资约占67％。这就是说，为了恢复经济增长，政府的政策必须面向促使企业投资。而企业投资所要求的条件是，低通胀率、低利率、低赋税。为了创造这些条件，显然必须实行稳定财政货币的政策。由此可以看出，切尔诺梅尔金政府稳定财政货币的目的是为了恢复经济增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