令人欣慰的是，对于这个问题，中俄两国政府和外交部门都采取了理解、冷静和现实的态度。“黄祸论”受到俄罗斯政治家和学者的批评。江泽民主席在1994年9月访问莫斯科对俄罗斯公众发表讲话时，明确表明中国政府对这一问题的立场。他说：“近年来，在相互交往迅速增加的情况下，双边交往主要是在边境贸易和人员往来方面出现了一些无序现象……第一，问题无论出在哪一方，都是个别人的行为，不是两国政府的政策；第二，这些问题是前进和发展中的问题，是从过去的相互封闭、隔绝迅速转向相互开放和交流，而双方都缺乏充分的精神和措施准备的情况下出现的问题，它们没有也不应该影响两国关系健康发展的大局；第三，中国政府的原则立场是，支持和保护合法有序的正当的经贸活动……一贯反对非法移民，坚决打击从事非法移民活动的犯罪分子；不允许中国公民做有害于两国睦邻友好关系的事情。”1993～1994年，中俄两国公安机关密切合作，对混入俄罗斯境内的犯罪分子和团伙进行了打击。为了健康有序地开展两国之间的人员交往，从1994年1月起，中俄两国开始实行签证制度，两国还为加强边境地区的法律和制度建设，共同作出努力。
第二，在俄罗斯国内，围绕中俄边界协定掀起了一场风波。中俄边界谈判进行了将近30年，最后终于达成了东西两段边界协议；但是，在执行东部边界协定的过程中，标界工作受到了俄罗斯远东某些地方领导人的阻拦。滨海边疆区领导人声称“寸土不让”，先后要求废除和修改中俄东段边界协议。
哈巴罗夫斯克边疆区的领导人也对协定中关于界河自由通航的条款提出反对意见。1994年4月，俄罗斯议会专门就中俄边界问题举行了有外交部人员、地方领导人和学者参加的听证会。听证会的结论否定了远东地区某些领导人的要求。俄罗斯总统叶利钦表示：“俄中两国签订的边界协定是神圣的，不可改变的，俄方坚决予以执行。”由于俄罗斯官方态度明确，而且据说远东地区某些领导人借边界问题做文章在很大程度上是出于内部政治斗争的需要，再加上边界问题的敏感性，所以中国方面没有对这个问题作任何公开反应。
第三，除了“移民”和边界问题以外，一些学者和政治家还对中国的发展速度超过俄罗斯表示忧虑，担心俄罗斯在东亚的地缘政治平衡会被打破，强大的中国将威胁俄罗斯的安全，等等。总之，“中国威胁论”的阴风也吹进了俄罗斯。但是，这种观点也遭到了反击。俄罗斯驻华大使罗高寿后来对这个问题的评述也许多少能够反映出俄罗斯官方对这个问题的态度。他说：“需要经常提醒我国某些人，他们自觉或不自觉地附和西方某些势力，从事臭名昭著的‘中国威胁论’的煽动性活动。形象一点地说，这种投机行为就是‘结束未来，开辟过去’，它将把俄中关系抛到几十年前的毁灭性的和没有前途的对抗时期。”
第四，如果说这一时期的中俄政治关系在不断发展的话，那么经济关系到1994年则出现了滑坡，贸易额比上一年下降了30％。中俄两国领导人对经贸和科技合作非常重视。1994年5月切尔诺梅尔金总理访华，其中心议题是推动两国经贸和科技领域的合作。双方就加强宏观管理、提高合作的档次和质量、扩大合作领域、完善基础设施和法律基础等问题进行了认真的探讨，达成了广泛的共识。访问期间，双方就国界管理制度、避免双重征税、农工综合体合作、海运合作、环境保护、边界河流的渔业资源保护等问题，签署了合作协定。
三、从“建设性的伙伴”走向“战略协作伙伴”
（1995～1996年）
1995～1996年，俄罗斯国内外发生了一系列重大事件。
在国内，俄罗斯陷入车臣泥潭而不能自拔；经济继续下滑；在1995年12月的议会选举中，共产党成了议会第一大党。在国外，北约东扩已不可逆转；在解决前南斯拉夫地区冲突、同独联体其他国家关系方面，俄罗斯同西方的分歧越来越明显。
1996年初，原属“欧洲—大西洋主义”一派的外交部长科济列夫尽管在外交实践中已同“民主派”拉开了距离，但是仍被撤换。外交部长易人标志俄罗斯亲西方外交政策的彻底破产和独立的大国外交政策的最终确立。俄罗斯国内形势和对外政策的变化不能不对中俄关系产生这样或那样的影响。
这一阶段中俄关系发展的内容和特点是：
1.两国领导人之间的相互信任进一步加强，中俄关系又上一个新台阶。
1995年5月8日，在江泽民主席赴莫斯科参加庆祝反法西斯战争胜利50周年之际，中国、俄罗斯领导人会晤时再一次表示，将为发展中国、俄罗斯之间长期稳定、睦邻友好、互利合作的新型关系，进一步提高两国关系的水平，继续共同努力。
1995年6月5～8日，中国总理李鹏访问了俄罗斯，双方达成广泛的一致。在双边关系方面，双方决心把两国经贸和科技合作推向一个新阶段，采用现代化合作方式，促进相互投资，制定边境地区长期合作新模式，实行大型生产和科技项目的合作。双方就建设黑龙江界河大桥、森林防火、承认学位证书、植物检疫和保护、信息化合作、两国机械部门对口合作等签署了具体协定。在国际问题上，双方表示，将加强在地区和全球事务中的协作和相互支持。
1996年尽管俄罗斯国内面临总统大选等复杂局势，总统身体欠佳，但这并没有影响两国最高级会晤。4月24～26日，叶利钦总统再一次访问中国，把中俄关系又推向一个新的水平。据说，4月23日，叶利钦在来华的途中，对预先准备好的《中俄联合声明》提出修改意见：将原来确定的“发展长期稳定的睦邻友好、互利合作和面向21世纪的建设性伙伴关系”改为“发展平等与信任的、面向21世纪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叶利钦的建议得到中国方面的赞同。中俄两国领导人在会谈后发表的《中俄联合声明》中宣布：双方“决心发展平等信任的、面向21世纪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两国领导人定期会晤机制；在北京和莫斯科之间建立保密电话通信线路；为了加强两国面向21世纪的睦邻友好关系的基础，双方决定成立由两国社会各界代表组成的“中俄友好、和平与发展委员会”。这次会晤还特别强调要加强两国在国际领域的合作。叶利钦总统此次访华的另一个重大成果是，中国、俄罗斯以及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和塔吉克斯坦五国元首在上海签署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俄罗斯联邦、哈萨克斯坦共和国、吉尔吉斯斯坦共和国、塔吉克斯坦共和国关于在边境地区加强军事领域信任的协定》。
12月26～28日，中国总理李鹏访问莫斯科，同俄罗斯领导人就双边和国际问题进行了富有成效的会谈，并达成重要协议。中国舆论认为，这次访问是实施“中俄建立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重要步骤，使中俄政府首脑定期会晤制度正式启动。2.中俄两国在国际领域的合作有了明显的发展。
随着对外政策的调整，俄罗斯从1994年初开始寻求在国际问题上同中国进行协调和合作的可能性，并得到中国方面的积极响应。正如1994年《中俄联合公报》宣称，中俄两国“互相视对方为在多极世界体系正在形成条件下维护和平与稳定的重要因素的大国”。1995年3月，江泽民主席会见来访的俄罗斯外长时明确指出：“中俄两国都是大国，在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方面，既负有重大责任，也存在共同利益。”其次，中俄两国都认为，冷战结束后世界向多极化的方向发展，两国都反对建立单极世界，反对一国或国家集团垄断和操纵国际事务。与此同时，中国、俄罗斯在国际事务上的相互支持和协作日益增多。
3.两国进一步采取措施，以克服在前一阶段双方关系中出现的问题。
两国总理和有关部门多次进行会晤，探讨发展两国经济和贸易关系的新途径和方法，加大政府调节的力度。结果，1995年中俄贸易又开始回升，比上一年增长7.6％，达到54.6亿美元，1996年又有较大幅度的增长。为了加强边境地区的管理，1995年8月双方签订了合作警护边境的协议，9月俄罗斯边防总局又分别同中国的国防部、安全部和公安部签订了合作协议。这一时期，在俄罗斯尽管仍能听到反对同中国发展关系的声音，但是俄罗斯对华政策并没有因此受到影响。
综上所述，可以看出，中俄建交五年多来，两国关系的发展连续上了三个台阶：从“友好国家”到“建设性的伙伴关系”，然后又到“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可见，中俄关系已经顺利地度过了它的“磨合期”，走上了稳步、健康和全面发展的道路。
四、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在实践中得到充实和发展（1997～1999年）
1997～1999年是俄罗斯国内的多事之秋。首先是经济危机进一步加深。1998年8月爆发了金融危机，使本来就非常脆弱的经济遭到了致命性的打击。俄罗斯的政治舞台更是不平静，1998年4月至1999年8月，一年之内，五次更换总理。
叶利钦总统险些被议会弹劾。
叶利钦的健康状况似乎越来越不佳。在这期间，他计划同中国国家主席江泽民举行第四次会晤，但有一次未能出席（1998年7月在阿拉木图），还有一次是在莫斯科的医院里举行的（1998年11月）。与此同时，俄罗斯同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的矛盾有新的发展。北约不顾俄罗斯的反对，正式接纳俄罗斯原来的盟友波兰、匈牙利和捷克加入北约。北约还通过了把自己的职能扩大到北约以外地区的所谓“新战略”。对前苏联领土上的新独立国家，美国不再把援助的重点完全放在俄罗斯身上，而是把更多的注意力放在独联体其他国家，加大了向这些国家渗透的力度，离间这些国家同俄罗斯的关系。特别是1999年3～6月，以美国为首的北约对南斯拉夫联盟发动长达78天的空袭，严重损害了俄罗斯大国地位和在巴尔干的利益，在俄罗斯国内引起了一场空前的反美浪潮。
1997～1999年，尽管俄罗斯国内不断爆发政治经济危机，但是这并没有成为中俄关系的障碍。相反，在这期间，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却在实践中向前发展，内容不断充实。这突出地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两国领导人交往实现制度化和机制化。
1997年一年内，两国元首举行了两次会晤：一次是在4月22～26日，江泽民主席访俄，举行两国元首第四次会晤；另一次是在11月9～11日，叶利钦总统访华，举行两国元首的第五次会晤。1998年11月22～25日，江泽民以“不打领带”的方式访问了莫斯科，举行两国元首的第六次会晤。
1999年12月9～10日，叶利钦访问北京，两国元首举行第七次会晤。此外，1998年7月3～4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和塔吉克斯坦五国元首在阿拉木图就五国之间的双边和多边合作、地区安全和稳定问题举行了第四次会晤。叶利钦总统因病未能出席，由外长普里马科夫代行。作为会晤结果发表的《联合声明》由各国外长签署。
五国元首的第四次会晤于1999年8月25日在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举行，就维护地区安全和发展多边经济合作，并“建立具体的相互协作机制”，达成重要协议。其间，江泽民和叶利钦单独会晤，就双边和国际问题，特别是科索沃战争后的国际形势，举行了深入的交谈。
如前所述，1996年4月，叶利钦总统访问北京期间，两国决定建立两国政府首脑定期会晤制度。同年12月22～28日，中国总理李鹏访问俄罗斯。这次访问使中俄政府首脑定期会晤制度正式启动。1997年6月26～28日，俄罗斯总理切尔诺梅尔金访华，举行两国总理第二次定期会晤。1998年2月17～18日李鹏总理访问俄罗斯，举行两国总理第三次会晤。
1999年2月朱□基总理访问俄罗斯，这已是中俄政府首脑第四次定期会晤了。
中俄两国领导人经常会晤，并使会晤实现制度化和机制化，这对加强两国的相互了解和信任，推动两国关系在各个领域的发展起了关键性的作用。
2.在解决边界问题上取得了重大突破。
1997年11月9～11日叶利钦总统访华时，中俄双方宣布，中俄国界东段勘界的所有问题业已得到解决。1998年11月中俄发表了《关于中俄边界问题的联合声明》，指出“中俄国界西段勘界工作野外作业已经结束。至此，中俄东、西两段勘定的边界在两国关系史上首次在实地得到准确标示”。1999年12月，中俄双方签署了《关于对界河中个别岛屿及其附近水域进行共同经济利用的协定》。此外，继1996年4月中俄以及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和塔吉克斯坦五国签署边境地区加强军事领域信任的协定之后，1997年4月24日，五国元首在莫斯科举行第二次会晤，签署了五国《关于在边境地区相互裁减军事力量的协定》。
3.中俄两国在国际问题上的共识和共同利益越来越多，协调和合作进一步发展，这是这一时期两国关系发展的突出特点。
1997年11月，两国元首举行第五次会晤时，双方签署了《中俄关于世界多极化和建立国际新秩序的联合声明》。专门就国际问题发表联合声明，这在两国关系史上是罕见的。叶利钦总统在签署《联合声明》后对记者说：“俄罗斯过去没有同任何一个国家签署过国际问题和世界多极化的联合声明。当前世界上有些大国总是要把世界单极化的模式强加给我们，总是要向其他国家发号施令。我们要建设一个多极化的世界，世界应该有多个极来作为国际新秩序的基础。”1998年11月，两国举行第六次最高级会晤，“就世纪之交国际社会的基本趋势协调了立场”，作为会晤结果而发表的联合声明《世纪之交的中俄关系》又就世界的多极化、世界文明的多元性、世界经济的全球化、联合国以及冷战后的大国关系等问题阐述双方共同的观点和立场。1998年12月17日，叶利钦和江泽民就美英空袭伊拉克用中俄首脑热线进行首次通话。此外，两国外交部和总参谋部的磋商定期举行。例如，针对美国准备部署反导弹系统的计划，中俄于1999年4月就维护1972年《限制反弹道导弹系统条约》的稳定性进行了磋商，11月，中国、俄罗斯和白俄罗斯共同提出《关于维护和遵守反弹道导弹条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