争权夺利的斗争本来就是封建宫廷中的一个顽症。霍光掌管大权，必然招来其他也想掌权人的怨恨，加上霍光平时坚持制度和原则，办事又严谨认真，这就更让一些人感到霍光处处碍手碍脚，使他们不能为所欲为，是他们争夺权力道路上的巨大障碍。所以，勾心斗角的事接连不断，使霍光应接不暇。朝廷中有几个大臣就把霍光看作眼中钉，非把他除去不可。想与霍光争权的第一个人就是辅政大臣左将军上官桀。他和霍光本是儿女亲家，他的儿子上官安的妻子就是霍光的大女儿。上官桀的孙女(即霍光的外孙女)和汉昭帝年龄相当，为了跟霍光争夺权力，七官桀想把孙女儿嫁给昭帝，将来可立为皇后，使他成为皇亲圉戚。上官桀父子与霍光商量此事，霍光秉公办事，不同意他们的想法，于是说，你的孙女儿也就是我的外孙女，现在太小才六岁，还没到结婚年龄就送进宫中去，这样做不合适，朝中官员会有议论的，说咱们谋私利，徇私情。霍光这种一心为朝廷的作法，本是辅政大臣应有的品德，但是，上官桀父子却为此事怨恨霍光。上官桀父子碰了霍光的钉子后并不死心，想办法另找门路，一心要把几岁的小女孩送进宫中去。他们知道汉昭帝从小就失去母亲(被武帝赐死)，由姐姐长公主照顾，所以一直很听长公主的话。于是他们就托长公主的情夫丁外人去求长公主出面周旋。长公主听了丁外人的话就同意了，因为昭帝当时只是一个小孩，长公主同意了，他也就同意。这样上官桀的孙女儿就顺利地进宫为婕妤了，只几个月时问又被立为皇后。从此，上官桀父子成了皇亲国戚，在朝廷的地位更加尊贵显盛了。他们非常感激长公主和丁外人的帮助，于是就想通过请求给丁外人封侯，来报答他们。这很明显就是想牺牲朝廷的利益来给自己作人情，而且这样封侯又不符合汉朝的制度。当他们与霍光商谈此事时，霍光拒绝了他们，仍然坚持“无功不得封侯”的原则。霍光坦率地对告诉他们说：“汉高祖在世时立下的规矩就是，‘无功不得封侯’，现在丁外人没有为朝廷立什么功，你们要封他为侯，又不能拿出为他求封的理由，这怎么能行呢？”无论上官桀父子怎么说，霍光就是不同意。上官桀没有办法，不得不降低要求说：“那就封丁外人为光禄大夫(皇帝身边的官员)总可以了吧！”霍光又不顾情面断然地回绝说：“那也不行，因为丁外人在朝廷里声名狼藉，什么官爵都不能封，请你以后不要再提了。”上官桀父子在霍光那儿碰了几次壁，又气愤又羞愧，就跑到长公主和丁外人那儿添油加醋地说了一气，使长公主和丁外人也对霍光恨得咬牙切齿。为了拔除眼中钉、肉中刺，他们想办法排挤霍光。上官桀父子和长公主等人暗地里联络朝中反对霍光的力量。当时担任御史大夫的桑弘羊，凭借在汉武帝时期，曾建议创立盐铁官营、酒类专卖等制度，支持了庞大的军费开支。加上他又善于理财，多次给国家开辟财源，他就以为朝廷立过大功为资本，总想为子孙在朝廷里谋求一官半职。霍光对桑弘羊的请求同样也是不予答应，并告诉他说，朝廷赏赐你，是因为你有功劳，但是你的子弟要想做官，他们就必须凭着自己的本事才行，而不能依靠你的功劳做官。霍光这种敢于蔑视权贵不徇私情的做法，不仅能够防止这些贵族和功臣的私欲膨胀，而且能够有效地控制朝廷的腐败和堕落。有利于统治的公平和清廉，本来是有利于朝廷和百姓的。但是，晚年的桑弘羊居功自傲，不甘居于霍光之下，且和霍光已发生了严重的政治分歧，现在又从自己的私利出发，提出的非分要求被霍光拒绝后，气愤不已，认为霍光是有意刁难，很怨恨霍光。霍光一下子成了许多人的眼中钉、肉中刺，他们下决心要打倒霍光，夺取大权。汉昭帝的同父异母兄长燕王刘旦，因为没有当上皇帝，心里老是怨恨不已，还迁怒于霍光，当然也想把辅政大臣霍光打倒。这就形成以长公主和燕王刘旦为首的两股政治势力。他们估计到依靠各自的势力还不能够推翻汉昭帝，只好暂时联合。按照上官桀的计划，先利用燕王刘旦的身份，发动政变，到政变成功之后，再除去燕王刘旦，由他来掌握朝政。这个暂时联合起来的政治集团，自然要把矛头首先指向阻碍他们夺取政权的霍光。就这样反对霍光的势力和燕王刘旦相勾结，密谋策划先挤垮霍光，再废昭帝拥立燕王为帝。燕王刘旦恨不得马上当皇帝，加紧了政变的准备工作并将夺取帝位的赌注押在上官桀身上，前后派遣十多人，带了大批金银珠宝，贿赂长公主、上官桀、桑弘羊等人，以求支持他夺取帝位。还催促上官桀等人早点想办法动手。他们想方设法要陷害霍光，总是在不停地窥测动静，以便寻找机会趁早下手。
昭帝始元七年(前80年)，汉昭帝十四岁那年，有一次，霍光检阅羽林军(皇帝的禁卫军)，还把一名校尉调到他的大将军府里。上官桀他们就抓住这两件事，采用“清君侧”的故伎，假造了一封燕王的奏章，派一个心腹冒充燕王的使者，送给汉昭帝。那封信上大意说：大将军霍光检阅羽林军的时候，坐的车马跟皇上坐的一样。他还自作主张，调用校尉。这里面一定有阴谋。京都附近道路都已经戒严；霍光将被匈奴扣留19年的苏武召还京都，任为典属国，想要借取匈奴兵力；霍光擅自调动所属兵力。所有这些，是为推翻昭帝，自立为帝。并声称燕王刘旦为了防止奸臣叛乱，愿意离开自己的封地，回到京城来保卫皇上，免得坏人作乱。上官桀企图等到霍光外出休假时，将这封奏章送到昭帝手中，而后再由他按照奏章内容来宣布霍光的“罪状”，由桑弘羊组织朝臣共同胁迫霍光下台，从而废掉汉昭帝。但是他们没有想到，当燕王刘旦的书信到达汉昭帝的手中后，却被汉昭帝扣押在那里，把它搁在一边不予理睬。次日早朝，霍光上朝，也已经知道了上官桀的举动，就在张贴着那张汉武帝时所绘“周公负成王图”的画室之中，不敢去朝见昭帝。汉昭帝在朝廷中没看见霍光，就向朝臣询问，上官桀乘机回答说：“因为燕王告发他的罪状，他不敢来上朝了。”昭帝十分平静，随即召霍光入朝，霍光一进去，就脱下帽子，伏在地上叩头请罪：“臣罪该万死！请皇上发落。”汉昭帝弗陵果断地说：“大将军不必紧张，尽管戴好帽子，快请起来。我知道那封书信是在造谣诽谤，你是没有罪的，是有人存心陷害你。”霍光磕了个头，又惊又喜地问：“陛下是怎么知道的？”汉昭帝说：“这不是很清楚吗？大将军检阅羽林军是在长安附近，调用校尉还是最近的事，一共还不到十天。燕王远在北方，怎么能知道这些事？就算是知道了，马上写奏章送来，也来不及赶到这儿。如果你要调动所属兵力，时间用不了十天，燕王刘旦远在外地，怎么能够知道呢！再说，大将军如果你真的要叛乱，也用不着靠调一个校尉如此大动干戈。这明明就是有人想陷害大将军，燕王的奏章是假造的。”十四岁的昭帝一语揭穿了上官桀等人的阴谋，所有在朝大臣都对昭帝如此聪明、善断表示惊叹和佩服。汉昭帝把脸一沉，对大臣们说：“你们要把那个送假奏章的人抓来查问。”上官桀害怕昭帝追查得紧，他们的阴谋将要败露，就对汉昭帝说：“陛下就不必再追究这样的小事情了。”从这时起，汉昭帝就对上官桀这一伙人起了疑心，但他们还是没有收手，经常在刘弗陵跟前说霍光的坏话。刘弗陵已经不信他们所说的话，于是警告他们：“大将军是先帝临终前托付的忠臣，他辅佐朕治理国家，做了很多事情，天下百姓有目共睹，以后如果有人再毁谤他，朕一定从严处罚，绝不宽恕。”可见，刘弗陵年龄虽然小，但是却知人善用。
上官桀等人的阴谋被揭穿之后，失去了昭帝的信任，就决定干脆誓死一拼，从阴谋走向阳谋，准备发动武装政变。他们计划，由长公主出面，请霍光喝酒。他们布置好埋伏，准备在霍光赴宴的时候刺死他，又派人通知燕王刘旦，叫他到京师来。上官桀还打算在杀了霍光之后，再废除汉昭帝。就在这危急关头，长公主门下一名管理稻田租税的官员将上官桀等人的阴谋向大司农杨敞(司马迁之婿)告发，杨敞转告了谏议大夫杜延年，于是上官桀等人的武装政变计划被昭帝、霍光掌握了，所以在这一政变未发动之前，就先发制人，统统逮捕了上官桀、桑弘羊等主谋政变的大臣，诛灭了他们的家族。长公主、燕王刘旦得到消息，自知不能被赦免，先后自杀身亡。一生严谨、公正的霍光在朝廷安危的关键时刻，冷静、果断地帮助昭帝粉碎了政变，保持了西汉王朝的稳定和政策的连续性。霍光的辅政地位也得到了稳固和加强。十二岁的上官皇后因为年纪很小，又是霍光的外孙女，所以没有被废黜。
拥废新帝一心为国
汉元平元年(公元前74年)，仅有二卜一岁的汉昭帝就害病死了。那一年，上官皇后也才只有十几岁，还没有生孩子。汉昭帝的其他后宫，也没有生过儿女。那么，又该让谁来继承皇位呢？这是霍光等公卿大臣面临的困难问题，也是关系朝局稳定的关键问题。当时，汉武帝的儿子只有广陵王刘胥还活着。大臣们主张立刘胥做皇帝。大将军、大司马霍光不同意，因为刘胥这个人太荒唐，不是做皇帝的材料，他行事不检点，有失皇家体统。汉武帝生前就很不喜欢他，而且也不放心刘胥。霍光看到有个郎官的信说：“立皇帝不一定考虑辈分的大小，主要看他合不合适，只要合适，哪怕立晚一辈的也应该是可以。”霍光同意，就把这封信转交给丞相杨敞，请大臣们讨论。经过商议最后的结果，大家都主张立汉武帝之孙昌邑王刘贺，让他来继承帝位。于是，霍光就以上官皇后的名义下了诏书，派少府乐成、总正刘德、长史丙吉等去迎接昌邑王，请他到长安来即位。
但是当时霍光并不了解，昌邑王刘贺，也是个浪荡子弟，荒淫无度。在为汉武帝治丧的时候，他竟然还敢带着随从去打猎。因为按着当时有关规定，这是极其严重的罪过。他手下有个叫王吉的中尉，因为这件事，狠狠地教训了他一顿。虽然他赏给王吉五石酒币五百斤牛肉，表示一定要改过自新。但是事过之后他还是老样子，总也改不了，仍然和以前一样放纵。昌邑王手下有个叫龚遂的郎中令，是一个知书达理的人，也曾多次苫苦地规劝他要守规矩懂礼仪。当他听得不耐烦了，就双手捂着耳朵朝外跑。他一边跑，一边还嬉皮笑脸地说：“郎中令真会羞人啊！”后来，龚遂征得昌邑王的同意，专门挑选了十几个读书人去伺候他，向他讲解各种礼仪。但是还没过几天的工夫，他就把这些人轰走了。乐成、刘德、丙古等人正赶上是在半夜，来到昌邑(今山东巨野东南)。昌邑王刘贺当听说要立自己为皇帝时，急忙命人点起灯火，用来照着看诏书。第二天，他喜不自胜，都等不及收拾齐备行装，就慌里慌张地带着随从出发了。他的车马，一刻不停，刚刚半天的工夫，就跑了一百二十五里。侍从们在后面紧紧地追赶着，连马也累死了许多匹。王吉急忙告诫他说：“大王到长安去为皇上主持丧事，应该日夜悲哀哭泣，绝不能再出什么差错。天下人都知道大将军仁慈宽厚、足智多谋。如今大将军请大王去即位，大王就应该敬重大将军，一切都应该听从大将军的安排。希望大王处处留心，别忘了臣下的这番话。”可是，昌邑王刘贺，根本没放在心上，却把王吉的话当成耳旁风。他来到济阳(今河南兰考东北)，听说当地从南方引来一种长鸣鸡，打鸣的声音又长又好听，就让侍从给他买了几只带着。到了弘农（今河南灵宝北)，他还指使家奴抢了几个漂亮的乡下姑娘，藏在装衣服的车厢里，供自己在路上寻欢作乐。所以，当地的老百姓都咒骂他。吕邑王来到霸上的时候，霍光早已派人在那里等候着。他坐上只有皇帝才能乘坐的黄伞车，高兴得手舞足蹈。快到长安东郭门的时候，龚遂对他说：“按照礼节的规矩，奔丧的人看见了国都，都必须哭泣着表示悲哀。”吕邑王却以嗓子疼为借口，说不能哭。一直来到未央宫的东门外，他才装模作样地哭起来。
这些情况，霍光和大臣们自然都不知道。他们把昌邑王刘贺接到皇宫里，先让他参见上官皇后，然后请上官皇后下诏书，立他做太子。等汉昭帝出殡后，霍光和大臣们再请上官皇后出面，把皇帝的玺印交给皇太子刘贺，让他即位做皇帝。十几岁的上官皇后，算是新皇帝的母亲，被尊为皇太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