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政治上，吕不韦有很明确的政治主张。他主张结束分裂，力图建立一个以天子为首的统一的封建王朝。他认为战国之所以成为一个“乱世”，是由于各个诸侯国家连年攻战不休的分裂割据局面造成的。因为天下没有一个统一的君主，所以每个诸侯国为了争得各个的利益，就会不停的发动战争，争夺更多的地盘，国家总是处于分裂的状态，人们被驱使参加战争，社会动荡不安。所以，为了结束这种分裂的局面，当务之急就是要拥立一个新的天子，重建以天子为首的统一王朝，来结束分裂割据的状况。此外，吕不韦还主张实行中央集权制，这个政治制度的施行，是为了保证政令执行的统一。而为了实现这个中央集权，他主张必须要建立一套新的统一的封建等级制度，即“正名分”，并把这当作是控制臣下的手段和方法。
只有保证天子的高度集权和高度权威，法令才能顺利贯彻。这种出发点是好的，有助于重振天子的声威，但是也容易走到事物的另一个方面，容易造成统治者过于武断。所以，在施政方针上，吕不韦倾向于采取“德治”，而辅以法治。他把施行德、义放在首位，否定法家的单纯强调刑罚。这实际上就是软硬兼施，政治说教与暴力镇压相结合的统治方法。
现在以历史的眼光看吕不韦，他的很多主张是进步的，促进了社会的发展。
并且这种中央集权制被历代封建王朝采纳，但是后来秦始皇却违背了吕不韦的初衷，政治上虽然高度集权，但是统治手段过于残暴，所以，事物走到了一个极端，这也是吕不韦生前没有想到的。
经济政策：重视农业兴修水利
在经济上，吕不韦强调重视农业，兴修水利，增强国家实力。吕不韦出身于商人，多年在下层社会的经商经历，使他明白巩固国家根基的关键在于，只有人民安居乐业，致力于生产，经济得到很大的发展，才能为国家提供大量的物力和财力，才能为以后要进行的兼并战争做充分的物质准备。
在《吕氏春秋》中就有专讲农事的《上农》、《任地》、《辨土》、《审时》四篇文章。这四篇文章从不同的角度探讨了关于农业的问题。《上农》一篇，讲的是国家的农业政策；《任地》、《辨土》、《审时》三篇，讲的是农业方面的精耕细作技术。
如《上农》篇，上就是“重”的意思，即重农，阐述农业生产的重要性，反映出农业与政治的关系，如列举了一些国家关于鼓励农桑的政策和措施。
如《上农》篇中开篇就说：上古的圣王教导百姓的方法，是要他们首先致力于农业。百姓从事农业生产，为人就会淳朴，这样就很好管理；百姓服从管理，就可以使得国家安宁，君主的地位也就能长治久安。如果让他们舍弃农业这个根本而致力于工商等末节，他们就会不听从号令，不听从君主的号令就不能守卫国土，不能与敌作战。国家就会产生危机。所以国家的君主要采取很多的措施，以身作则，用政策和法令来保证、鼓励农业生产的正常进行。
又如《任地》篇，谈到土地利用的总原则。先从勘测土地、利用土地和改良土壤讲起，涉及到耕作保墒、锄草通风等，论述了使农作物健壮生长、获得高产的十个重要问题。接着提出了一个重要观点“凡耕之大方：力者欲柔，柔者欲力；息者欲劳，劳者欲息；棘者欲肥，肥者欲棘；急者欲缓，缓者欲急；湿者欲燥，燥者欲湿。”这段话说的是要考虑到土壤的坚硬和粘和；休整和耕作；贫瘠和肥沃；紧密和疏松；潮湿和干燥。其实这里所说的意思就是在耕地的同时，要考虑到各种矛盾因素的并存，并适当进行矛盾的转化，土地利用的根本原则，是要通过劳作来进一步改良土壤的性质，使它适于耕种。
而《辨土》篇是谈如何具体使用土地，首先是对品质不同的土壤在耕作时间上要作不同的安排。即要遵循一定的“耕道”。接着谈了由不良的耕作方式引起的三种弊端，俗称“三盗”，就是“地窃”(耕作过程中播种过稀)、“苗窃”(农田中缺苗)、“草窃”(田中杂草妨害庄稼的正常生长)。最后谈不合理的庄稼结构布局的危害，以及播种和耕作中所涉及的具体的技术原则。最后，《审时》篇主要论述了掌握农时的重要性。
有学者撰文指出：“《吕氏春秋》中的《上农》等4篇，是先秦时代最系统的农业学着作”，除农业技术以外，也包括农业政策。这几篇文章反映了吕不韦和秦国政府对农业问题的高度重视。”(《人民出版社古代中国经济基本结构特点》)这种评价是中肯的。
这也从侧面印证了吕不韦在经济上采取的措施是符合当时社会的发展的。
吕不韦还注意兴修水利，他第二次任相期间，修建了着名的郑国渠，此渠的修建成功，大大改善了关中地区的灌溉条件，明显地提高了产量，终于使得秦国成为富庶一方的大国。
《史书》上记载，当初修建这个郑国渠的背后还隐藏着一个惊心动魄的故事。战国后期，秦国逐渐强大起来，要出兵讨伐其他六国。秦国首先把目光投向了身边的韩国，因为韩国正挡住了秦国向东扩张的通道。面对强秦的威胁，有人给韩王出主意，想出了一个对付秦国的办法——疲秦计。韩国派一名优秀的水士到秦国去，游说秦王修建一个浩大的工程——连通关中地区的大水渠。韩国人想，因为秦王赢政好大喜功，如果劝说他修建这样一个巨大的水利工程，让他投人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这样一来，就会牵制他很多的力量，他也就无暇东顾了，这样韩国暂时就安全了。于是，韩王派出水工郑国。郑国来到秦国，见到当时的相邦吕不韦，陈说了自己的主张：“我打算帮助秦国修建一条巨大的水利工程，这样一来，会使关中地区受益无穷。”因为，秦国自商鞅变法以来，就有兴修水利的传统，并且秦昭王时，就有水利专家李冰修建的都江堰。这个都江堰是世界水利史上的惊世之作，它对四川平原的影响一直持续到今天。所以吕不韦也深知兴修水利对秦国的发展是意义重大的。于是，在征得秦王赢政的同意之后，这一浩大的工程就开始了。随后，秦国大量的人力物力便通过郑国的要求，在吕不韦的指示调动下汇集到了关中大平原上，据说当时兴修水利的场面非常壮观，大约有十万人参加了这次工程，就这样原本用于打仗的人力现在都束缚在了这个修建大渠的土地上，郑国对于韩王的任务也算是完成了。
公元前237年，就在郑国渠快要完工之际，一件意外的事情发生了，秦国识破了韩国的阴谋，知道了韩王派人来秦修建水渠的真正目的是为了要拖垮秦国。秦王赢政大怒，要处死正在修建大渠的郑国，在情势非常危急的情况下，郑国为自己辩解说：“当初我确实是韩王派来作为间谍来向您建议修渠的，这确实是一条疲秦之计，可是您设想一下，虽然修建这样一个浩大的水利工程，会竭尽了秦国之力，可能暂且无力伐韩，但对弱小的韩国来说，也只是延缓他的灭亡罢了。但是大渠一旦修建成功，却可为秦国造福万代啊。您现在杀掉我郑国不算什么，可是眼看快要完成的工程半途而废，这才是秦国真正的损失啊！”一番话掷地有声，情势陡转，郑国的话终于打动了秦王赢政，这条大水渠得以继续修建。
吕不韦注意兴修水利，在他第二次任相期间，修建了着名的郑国渠，此渠的修建成功，大大改善了关中地区的灌溉条件，明显地提高了产量，终于使得秦国成为富庶一方的大国。公元前236年，经过上万民众的艰苦努力和辛勤劳动，在水工郑国的指挥下，这项巨大的水利工程从它戏剧性的开始——作为“疲秦计”的砝码，大约花了十年时间终于完工，这时天下的人们看到了一个崭新的秦国。大渠建成之后，总长近三百华里，灌溉面积约四万余顷。渠中的流水中含有大量的淤泥，在灌溉田地的时候极大地增加了土壤的肥力，使它所流经的很多贫瘠的土壤得到改良，使每亩可以收获粮食六石四斗，使关中成为沃野，此后关中大地再也没有荒年，秦国因此富强起来。整个关中地区成了日后秦国攻打六国的天然大粮仓，那里的老百姓们为了纪念郑国的伟大业绩，就把这条渠命名为“郑国渠”。虽然后人有人分析说，当初吕不韦答应修建郑国渠是为了增加自己在政治上的砝码，所以力劝赢政答应修建该渠，后来修渠以疲秦的阴谋败露，吕不韦也受到了牵连。但我们且不去管吕不韦的初衷到底是什么，单从鼓励兴修水利这个方面看，吕不韦这样做，使得秦国的政局稳定，国力明显增强，在实力上远胜于其他的东方六国，这些都为秦的最后统一全国奠定了稳固的基础。
军事策略：带兵出征节节胜利
众所周知，要想取得战争的胜利，首先要有正确的战争理论作指导。秦国自商鞅变法以来，就在兼并战争中不断取得胜利。吕不韦任相邦以来，坚持采用兼并战争来实现天下大一统的宏愿，于是在军事理论上提出了一些卓越的见解，具体指导在战争中就取得了重大的胜利。
首先，吕不韦和他的门客们阐述了秦国进行兼并战争的必要性。并且吕不韦强调“义军”的说法。他说，如果出征的军队是义兵，那这支队伍在讨伐别的国家，因为是正义的战争，所以是无可非议的，而且还要给予大力的支持。当然吕不韦是站在秦国新兴地主阶级的立场上来区分战争的“义”和“不义”，是为了支撑自己的兼并战争找到的理论依靠点，但是他强调对不同的战争应取不同的态度，这是符合当时历史发展的客观要求的。
其次，吕不韦还认识到，战争的胜负还要取决于民心的向背。在战争开始之前，只有先审察民心，这样的战争才能获得百姓的支持，最终取得战争的胜利。并且吕不韦还提出了优待俘虏的问题，认为两国作战，消灭的是那些鱼肉百姓的君主，人民是无辜的。这种措施的施行是一种人道的做法，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秦国过去较为凶残的战争手段。想当初秦将白起大败赵军，坑杀赵国的俘虏约四十万人，惨状不堪目睹。吕不韦的这种做法可以减少统一战争中的阻力，也会起到保护人民生命财产，保护社会生产力的作用。虽然，这个政策在秦国并未贯彻到底，秦王赢政在战争中体现出来的残暴就是一个明证，但是对吕不韦提出这个政策的行为还是应该给予肯定的。
具体到两方交战的战略战术问题，吕不韦主张比起使用武力，用威势来制服敌人更有效，力争做到不战而屈人之兵。如果交战的话，也要多采用“先下手为强”的机动战略，要懂得战争情势的变化，并要随机应变，要随着敌情的变化来制定战略战术。这些军事思想都是比较高明的。正是在这种正确的军事思想指导下，吕不韦在推进秦国对其他六国的兼并战争中能比较顺利地取得许多重大的胜利。
秦庄襄王元年(公元前249年)，东周君王纠集各诸侯国对秦国发动了进攻，吕不韦任相不久，就亲自出马，击退这次进攻，灭了东周，周室也最终灭亡了。至此，也使秦取得了河南(今河南洛阳)等通往东方的战略要地，而重要的意义是秦国所结束的是一个所谓正统的天下共主的统治，从此以后，天下没有了一个统一的统治者，这就为秦日后的一统天下的合法地位得以确立提供了保证。
吕不韦率领秦军攻破东周后，并没有停下进攻的脚步，继续向东攻打韩国，取成皋地区(今河南荥阳西北)，建立三川郡(黄河、洛水、伊水之间），从此秦的版图扩大，占有了中原的心脏地区，这时秦的边界逼近了魏都大梁(今河南开封)。秦庄襄王二年前248年1，完全占有了韩、魏上党郡(今山西东南部)，并北向攻打赵国，取得三十七座城池，建立太原郡。
从此秦占领了太行山以西的广大地区，进出太行山的交通要道被秦国牢牢控制。
秦王政三年前244年)，吕不韦再次出任相邦，又主持发动对三晋的大举进攻。这年，大将蒙骜攻打韩国，取得城池十三座。第二年，攻打魏国又取得城池两座。第三年又兵分三路向魏国大举进攻，一共取得城池二十座，这次胜利，使魏国的都城大梁处于秦国的三面包围之中。同时，在吕不韦的指挥下，还应对了战国时代东方五国最后两次合纵攻秦，都取得了胜利。这场胜利的结果是，使得东方五国面临着被各个击破的局势，再也无力抗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