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历史微历史悲风汉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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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1章 世情(1)

汉朝初期,与东瓯、闽越、南越等国关系尚友好。后伴随着国力的增强,这三国的越人国家先后被灭。武帝时期,汉朝多次派使节经略西南夷,并在这些地方设立益州等郡。到东汉时期,汉朝与这些地方联系更加紧密。汉朝与朝鲜和日本也有密切联系。东汉光武大帝时期,古日本倭奴国王遣使来汉,汉赐一枚“汉倭奴国王”金印,至今是日本的国宝。

汉朝官员的俸禄是很高的,因级别不同,实际年薪从禄米4200石到192石不等。按战国时李悝的算法:“一夫挟五口,治田百亩,岁收亩一石半,为粟百五十石”,也就是说,五口之家的农户一年的全部收入约为150石。可见,汉朝最高级别官员的年薪几乎是普通农民家庭全年总收入的30倍,最低级别官员的年薪也比普通农民一家的年收入要高。

汉高祖五年(公元前202年)二月,刘邦在定陶汜水(今山东曹县附近)之阳即皇帝位,成为西汉刘邦朝的开国皇帝,定国号为汉,国都原在栎阳(今陕西富平东南),五月定都洛阳(今河南洛阳)。根据娄敬建议,又迁都成阳以东的长安(今陕西西安),取长治久安之意。从此,长安成为全国政治中心。在我国六大古都中,西安是建都朝代最多,年代最久的一个。

刘邦颁布军队复员令,凡复员的军吏卒,可按军功大小,分配田宅或免除赋徭。动员流亡之民回乡,“复故爵田宅”。在全国推行释免罪人和奴婢,增加农业劳动人口。鼓励生育。高祖七年(公元前200年),诏令“民产子”,可以免除徭役两年,以资鼓励。采用这一政策,使得大汉帝国人口渐盛,中国人口的数量第一次达到历史上的高峰。

汉初,冒顿单于新立,恃其强盛,攻灭东胡,又西击走月氏。他利用中原兵革连年的局势,南并楼烦、白羊河南王,遂侵燕、代,悉复收蒙恬所夺匈奴故地。“控弦之士三十万”,威服诸国。高祖七年(公元前200年)冬,匈奴军攻至晋阳(今山西太原南)。汉兵追击,冒顿用计诱汉军,致使高祖受困七日。九年冬,高祖派刘敬与匈奴和亲。这是西汉和亲的开始。

汉初抑制商人。规定工商业者另立户籍,称作“市籍”,凡在市籍的人,都要从政治和经济上受到监督限制。商人不能穿丝绸,不能携带武器,不得乘车骑马,不可做官为吏,不仅地位卑微,还要加征一倍至数倍的算赋,目的是驱商务农,迅速恢复农业生产。

汉代时还不像后来有那样根深蒂固的“男尊女卑”的思想。汉代重女权,妇女在社会中有较高的地位,能够发挥较大的社会影响。汉代女性有许多是有爵位,甚至同男人一样也可以封侯,并且拥有封邑。例如,汉高祖刘邦封兄刘伯妻为阴安侯,吕后当政时,封萧何夫人为酂侯,樊哙妻吕须为临光侯,等等。秦汉时期在某种程度上存在着宽容大度、男女平等的社会风气,不以“私生子”、“私通”、离婚再嫁为极大耻辱。汉武帝时的名将卫青、霍去病就是私生子,而且是奴隶出身,同样可以拜将封侯。

刘邦在消灭异姓王后又大建同姓王国,作为朝廷的屏藩。在高祖晚年,九个同姓王国占据地三十五郡,与异姓王长沙国在地域上连成一片,总封域占汉朝疆域一半以上。朝廷直接管辖为十五郡,比高祖初年更形缩小。吕后当政时,执行打击同姓王国的政策,废梁、赵,割齐、楚,分封外戚诸吕等共八个王国,高祖末年所封同姓王国尚余五国,加上长沙国,因此在吕后末年与汉朝诸郡并存的王国共有十四国。

文帝多次下诏提倡重视农业的社会风气。公元前168年,下诏派遣使者到各地慰问孝悌、力田、三老等乡官和廉吏。贾谊向文帝上疏,指出天下“背本而趋末”的情况很严重,致使国家或民户的粮食积贮都少得可怜。同时社会上奢靡成风,大量浪费财富。他认为,朝廷应极其重视积贮粮食,吸引农民回到本业。贾谊的上奏引起文帝的重视,当即在春耕时节到京城的“籍田”上举行亲耕仪式,向天下表示皇帝奖励力农。农业的发展,使粮价大大降低,史载文帝时每石“粟至十余钱”。

武帝刘彻时期,两次派张骞出使西域,开辟了丝绸之路。并先后以两位翁主刘细君,刘解忧和亲西域大国,而达到了离间西域和匈奴,进而控制西域的目的。丝绸之路:中国的丝和丝织品,从长安经过河西走廊、今新疆地区,通往中亚、西亚,直到欧洲。因此有了“丝绸之路”的美称。丝绸之路成为东西方经济文化交流的桥梁。

}河南人卜式屡次请求捐赠家产给朝廷,援助边塞,汉武帝派使者问卜式:“你想当官吗?”卜式回答说:“我从小种田牧羊,不懂作官的规矩,不愿当官。”使臣又问他:“难道你家有冤情,想要申诉吗?”卜式说:“我平生与人没有纠纷,没什么想申诉的。”使者说:“若是如此,你为什么要那样做呢?”卜式说:“天子征讨匈奴,我认为有才能的人应战死边塞以全臣节,有财的人应拿了钱财支援国家。这样才能将匈奴消灭。”汉武帝因此认为卜式贤能,便将卜式召到京师,任命为中郎,赐左庶长爵位,赏给十顷土地,并宣告天下,使人人知晓。不久,又提升卜式为齐国太傅。

汉代起初在汉高祖刘邦时根据五德始终说,定正朔为水德,到汉武大帝刘彻时,又改正朔为土德,直到王莽建立新朝,方才采用刘向刘歆父子的说法,认为汉朝属于火德。汉光武帝刘秀光复汉室之后,正式承认了这种说法,从此确立汉朝正朔为火德,东汉及以后的史书如汉书、三国志等皆采用了这种说法。因此汉朝有时也被称为“炎汉”,又因汉朝皇帝姓刘而称“炎刘”。

元朔二年(公元前127年),卫青北击匈奴,收复河南地、陇西、北地、上郡的北部,置朔方、五原二郡。云中、雁门二郡的北界也向外扩展。西汉的北部疆界至此推到河套,阴山以北。元朔六年(公前121年),汉将霍去病出陇西击灭居于河西走廊的匈奴部落,以其地设酒泉郡。后又分割为张掖、敦煌、武威三郡。连同在湟水流域设置的金城郡,合城河西五郡。建元三年(公元前138年),东瓯王追于闽越王的威胁,举国内迁到今江淮流域。元封元年(公元前110年),汉朝又灭亡了闽越国。东北地区灭亡了卫满朝鲜,设置了东北四郡。大汉帝国的国土已基本成型。而在西域设郡也加强了对西域的控制。

博望侯张骞因出使西域而获得尊贵的地位之后,他的部下争相上书朝廷,陈说外国的奇异之事和利害关系,要求出使。汉武帝因西域道路极为遥远,一般人不愿前往,所以听从所请,赐给符节,准许招募官吏百姓,不问出身,为他们治装配备人员后派出,以扩大出使的道路。这些人返回时,不可避免地会出现偷盗礼品财物或违背朝廷旨意的现象。汉武帝因他们熟习出使之事,所以治以重罪,以激怒他们,让他们立功赎罪,再次请求出使。

汉朝的选举制度是察举制,以地方推荐为主,考试为辅,考试与推荐相辅而行。察举,即先行考察,再举为官之意。它源于高祖,而明文规定则始于武帝。武帝令郡国举孝、廉各一人,每年一次。孝廉即孝子和廉吏,是察举的两个科目,后来混为一科。察举的对象是通晓儒学的儒生,其出路是到中央任郎官。察举的科目除孝廉外,还有茂才、贤良方正、贤良文学、明经、明法等。

选官的另一种途径是以博士弟子员入补官吏。元朔五年(公元前124年),丞相公孙弘奏请,让博士弟子员受业一年,经过“射策课试”,能通一经者就可以补文学掌故之缺,课试高第者可以任郎中。这样的选官制度,保证了“独尊儒术”的推行,进一步扩大了选拔官吏的范围,为加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统治迈出了重要的一步。

太初元年(公元前104年),改订礼制和历法,其主要内容是:改用“太初”历,“以正月为岁首,色上黄”。“太初”的意义是宇宙的开l端,武帝以此命名这部历法,象征太初年间的“改元更化”。

刘安和众门客著成《淮南子》(又名《淮南鸿烈》)。《淮南子》有《内篇》2l篇、《外篇》33篇、《道训》2篇,20余万字。又著诗歌《淮南王赋》82篇、《群臣赋》44篇、《淮南歌诗》4篇、《淮南杂星子》19卷、《淮南万毕术》。内容涉及政治学、哲学、伦理学、史学、文学、经济学、物理、化学、天文、地理、农业水利、医学养生等领域,包罗万象。这些著作中集中体现了道家思想。

刘安好黄白之术,召集道士、儒士、郎中以及江湖方术之士炼丹制药,最著名的有苏非、李尚、田由、雷被、伍被、晋昌、毛被、左吴,号称“八公”,在寿春北山筑炉炼丹,偶成豆腐。刘安因之被尊为豆腐鼻祖,八公山也因此而得名。

算缗是封建国家向商人征收的一种财产税,告缗是与商人瞒产漏税作斗争的方法。所谓算缗,就是凡工商业者,都要如实向政府呈报自己的财产数,二缗抽取一算的税(一缗为一千钱,一算为二百文钱);小工商业者可以减半抽税。凡有乘坐马车的(官吏和战士除外),一乘抽税一算,运货的马车抽二算,船五丈以上的抽一算。所谓告缗,就是对不如实呈报财产的人,鼓励大家告发,经调查属实者,除了被告发人的财产被全部没收、戍边一年外,告发的人可得到被没收财产一半的奖赏。

算缗和告缗的法令颁布后,遭到了工商业者的顽强反抗,他们采用各种办法转移和藏匿财产,不报或少报自己的财产数。为了与这些工商业者作斗争,汉武帝让杨可专门主持告缗的事。这时作为右内史(管理京师的官)的义纵,站在商人的立场上,指责告缗的人不是好人,竟然加以搜捕,公开和告缗令作对。这件事报告给汉武帝以后,就以义纵有意破坏告缗为理由,杀了义纵,并将对算缗和告缗持消极态度的大农令颜异,也借它故撤职并判了死刑。

告缗的活动就在全国普遍推开了,中等以上的工商业者,大都受到了告发。政府派出官吏到各地处理算缗和告缗的事,政府得到以亿计的财物,成千上万的奴婢,没收的田地,大县数千顷,小县百余顷,还有很多房屋。中等以上的工商业者纷纷破产,而政府的国库却充实起来,有力地支援了汉武帝的对外战争。算缗和告缗的活动,桑弘羊一直是积极的支持者。

春季,汉武帝修筑柏梁台,在台上造了一个承露盘,高二十丈,大小要七人合抱,用铜制成。上面装有神仙手掌,用来承接露水,再拌上玉的粉末喝下去,据说可以长生不老。从此,宫室的修建,一天比一天兴盛。

白金币价值逐渐下降,民间不愿使用,终于废弃。于是,汉武帝下令,各郡、国一律不许铸钱,专由朝廷上林三官负责铸钱,全国各地不是三官钱不得使用。民间私铸钱币的,因为成本太高,无利可图,所以日益减少。计算费用,收支不能相当,只有手艺高强的人或大奸之徒才私自铸钱。

武帝时期,广泛使用铁农具,在农业生产中推广牛耕。另外,注重农业生产技术和工具的发明和改进,如试行代田法和发明播种工具。代田法是一种保护地力的先进的耕作方法,使垄沟和垄台的位置每年相互调换,以便恢复地力,有利于农作物生长;新的播种农具应用于生产,称作耧车或耧犁。用耧车播种不但速度快,而且下种均匀,对于农作物生长十分有利。

汉初,允许郡国铸造货币,民间私自铸币也不禁止,货币制度十分混乱。为彻底解决币制问题,元鼎四年(公元前113年),汉武帝下令将铸币权收归中央,禁止郡国铸钱,铜送中央,指定由“上林三宝”铸钱,即由掌上林苑的水衡都尉所属均输、钟官、辨铜三官统一铸造,称为“三官钱”或“上林钱”,因重量为五铢,故又称为五铢钱。这是继秦统一六国货币后,汉朝著名的“铜本位”第二次货币统一政策。

汉朝早期实行征兵制度,男子廿三岁起至五十六岁之间,服役两年。一年保卫京师,名为正卒;另一年戍守边郡,叫做戍卒。正卒分为两支,一支为南军,守卫宫城,另一支为北军,保卫首都其他地区。

汉朝的土地所有制与秦朝相同,土地私有,并可自由买卖。土地所有者须向国家纳耕地税,耕地税率为亩产的十五分之一或三十分之一。人口税分为算赋和口赋。算赋是丁税,十五至五十六岁的男女每年每人纳一百二十钱(一算)。口赋是儿童税,七至十四岁的儿童每年每人纳二十钱。

西汉早期,冶铁业分国营(中央政府)、官营(地方经营)和民营三种类型。当时著名冶铁家有卓王孙、南阳孔氏等。汉武大帝于元狩三年收冶铁为国营,对国家财政较有利,但民间却鲜有私人冶铁业了。之后一直没有改变此政策。到了东汉,冶铁业由社会自营,加上水排的发明,冶铁业更加发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