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许我该表示适当的悲伤，这毕竟是一个不幸的故事。”中年人说。
“是的，其惨烈程度无法用任何语言描述，甚至超出想象。如果你们还不满意，提问吧。”我出乎自己意料的客气和从容。
“是时候了”，中年人以侧头的姿势与年轻人对视一下却没有任何商讨意味地说，然后低头看了一下表又转向我——他又适时露出那种无奈的，复杂而模糊的，带有攻击性的笑容，“我们的问题始终只有一个，杨淼在哪里？”他右手中指缓慢有力、富有弹性节奏地敲击着面前的红心桃木长方形的桌子。桌子的形状和空气一起急促地变形，随同我的心不停地上下颤动，逐渐变细，仿佛有人恶毒地晃动着根部的小树苗。
我自以为明白了他的敌意，反诘道，“你们认为我把杨淼藏起来了。”
他不假思索地摇着头，“据你的说法，杨淼对他母亲的死负有直接责任？”
我故意轻蔑地笑出声来，生怕他领略不了似地大声反唇相讥，“责任是一个极其荒谬的字眼。老天需要为雨淋死了人负什么可笑的责任吗，杨淼干那类的事绝不止一次，但死的只是杨娘一个。还应该着重强调的是，他是一个容易自责和揽责任的人，甚至他什么都没干，那只是他的想法，或是事后某一次百无聊赖的精神自虐。杨娘的死，每种现实的说法都比这合理，一个人的死亡总该是一件很复杂的事情吧。真正的原因，也许与这一切毫不相干，你们只有去问地下白骨森森的杨娘。”我长出一口气，粗俗的反击有时才最具有力度。
但中年人不为所动，他仍保持着他询问的一贯语速说，“要这么说（我认为这是一个牵强的，以强大权威作后盾所以有恃无恐的转折），杨淼也应该目睹了他父亲的死，如果我们没猜错的话（这吞吞吐吐附加的话又使他们可怜的底气暴露无遗）。
“是的”，我感到自己已经彻底放松下来，慢腾腾摸出一支烟点上，眼睛瞄着窗外开始构思自己待会回家去楼下喝几瓶啤酒后，将给我的两个儿子编造出一个怎样深刻，凶险而无聊的故事。我预感到一切马上就要结束了，那么在真正的结束之前，还是可以玩一场毫无趣味但类似于花边新闻的游戏。我想好了该怎么说了，舒服地靠在椅子上，慢条斯理地说，“但这无关紧要……”
这时，年轻人却用嘲讽的口吻仿佛没有克制住地抢先说，“可是——杨淼死了。”
……这个把小猫放在鸟窝里，把树藤盘在头上模仿红军冲锋陷阵，喜欢写色情日记和对我搞恶作剧的，我少年时代唯一的朋友，可爱的家伙死了。
接着，正如许多低劣的心理攻势所必然采取的步骤那样，中年人凌厉地插话道，“我们从杨淼的贴身口袋里搜到了这张照片，现在，你总该告诉我们杨淼参军的理由了吧。”
他笑眯眯的样子看上去异常狰狞。我的声音仿佛不是来自自己冰冷而不时涌上一股强烈的无法抑制的战栗的身体里，“他怎么死的？”
“告诉你也无妨”，——我已经听不清是谁在说话了——“老实说，我们听你的故事觉得蛮有趣味，更有暗示意味的巧合在于，杨淼也死于水。他偷渡去日本，在东海上被我们击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