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家的益气养生学说促进了“食补”和“食疗”的发展，在中国开拓出“药膳”这一独特的食物品种。在养生食品中家常食用最普遍的豆腐，就是汉代淮南王刘安门下一批方士修道炼丹的产品。一些著名的医药学家往往又是道教的信徙，东晋的葛洪、梁朝的陶弘景、唐朝的孙思邈都是虔诚的道士，以他们的信念和医学知识创造出“食治”的理论和配方，如孙思邈说：“食能排邪而安脏腑，悦神爽志，以资血气。若能用食平疴，释情遣疾者，可谓良工。长年饵老之奇法，极养生之术也。”又说：“夫为医者，当须先洞晓病源，知其所犯，以食治之；食疗不愈，然后用药。”
中药许多原料同时也是食物的原料，擅长医药的必然精通某些食物原料的性能和药理，所以优秀的中医没有不精通“药膳”的，孙思邈就以《食治》和《养老食疗》这两部巨著，享誉千古。医学家加盟烹饪，这就在饮食文化中，增加了一支专事开发特种食品的生力军。由于以食防病、治病的功效深入人心，民间才有“医食同源”、“药补不如食补”的说法。从医学观念来看，饮食得当，营养均衡，有助于延年益寿；饮食失当，又可能成为致病之由，以科学的食物配方改进人体的营养状况，完全符合现代营养学的要求。某些“药膳”还与民俗结合，形成特殊的食俗，如端午节的雄黄酒、重阳节的菊花酒，或是驱邪祛风，或是明目清心，一直延袭至今。
道家对烹饪工艺的贡献是，将道教炼丹的“火候”概念引进烹调的制作。炼丹本是道教修炼的方术，这有两方面的内容，一是通过某些药物的熔炼、熬制加工成丹丸药饵服用；一是以人的精、气、神作为研究对象，通过内功的修炼，凝聚成内丹。这种炼丹以神为体，意为用，在修炼中对意念的把握称为“火候”，这一概念用在烹饪中，就是在对食品加热制作过程中，使火力的大小强弱能恰到好处。在唐代以前的烹饪用火，只有“火齐”、“火剂”的说法，从唐代以来什么大火、小火、微火、文火、武火、明火、暗火、余火、活火等丰富多采的用火技术，使食品的制作具有多种口味，所以唐人笔记《酉阳杂俎》说：“物无不堪吃，唯在火候，善均五味。”善于用火的道教观往往能制作美味佳肴，泰山斗姥宫的金银豆腐、武当山紫宵宫的芝麻山药、青城山天师洞的白果烧鸡都蜚声海内外。以养生为尚的思想发展出一套进食之道，孙思邈在《五味损益食治篇》等著作中提出“饮食有节”，主张少吃多餐，认为“善养性者，先饥而食，先渴而饮。不欲顿而多，则难消也。常欲令饱中饥，饥中饱耳。”又说：“一日之忌，暮勿饱食。”进食时要保持精神愉快：“人之当食，须去烦恼；食归熟嚼，使米脂入腹。”进食后用“温水漱口，令人无齿疾口臭。”“凡清晨刷牙，不如夜刷牙，齿疾不生。”早在一千多年前就系统地提出进食的卫生保健知识，是饮食文明高度发展的体现。
佛家饮食思想：茹素修行
中国佛教并非土生土长，它是从二千年前由印度传入本土，与中原传统文化相结合而形成的中国教派，中国佛教与印度佛教不同的一大特点是，在饮食上以茹素作为斋戒，形成禁欲修行和素食的制度，对中国人的生活方式有很大的影响。
在印度佛教中的小乘教派并不笼统地反对吃肉，《十诵律》说，僧人可以吃三种净肉，即不是自己杀的，不是亲眼所见和亲耳听说别人杀的就不在禁忌之列。中国佛教的禁止肉食，是从南朝的梁武帝萧衍舍身献佛而首倡的饮食制度。在公元511年他亲自公布《断酒肉文》，劝导佛教徒严守不杀生的戒律，并身体力行。他在《与周舍论断肉敕》中说：“众生所以不可杀生，凡一众生，具八万尸虫，经亦说有八十亿万尸虫，若断一众生命，即是断八万尸虫命。自死众生又不可食者，前所附虫，虽已灭谢，后所附虫，其数复众，若煮若炙，此断附虫皆无以复命。利舌端少味，害无量众生。其中小者非肉眼能观，其中大者灼然具见。灭慈悲心，增长恶毒，此实非沙门释子所可应行。众僧食肉，罪剧白衣。白衣食肉，乃不免地狱，而止是一罪；至于众僧食肉，既犯性罪，又伤戒律，以此为言，有两重罪。若是学问众僧食肉者，此为恶业复倍于前。所以如此，既亲达轻教，为人讲说，口称慈悲，心怀毒害，非是不知，知而故犯，言行既违，即成诡妄。论学问人食肉，则罪有三重。所以贵于解义，正为如说修行，反复啖食鱼肉，侵酷生类，作恶知识，起众怨对，坠堕地狱，疾于矛。善恶报应，必也不亡。凡出家人，实宜深思。”
禁止肉食是中国教派从大乘教义中引伸的戒律。佛教讲究三界轮回，因果报应，今世通过斋戒修炼，来世才能往生极乐世界。吃什么不吃什么有所禁忌，才能做到“法正”，即“法食”或“正食”。食，在梵语中称阿贺罗，是有益身心的意思。法食就是遵循法制之食，依法之食必然是正食。适合僧侣的有五种净食，食物用火烧熟的谓之火净；用刀去其皮核的谓之刀净；以爪去壳的谓之爪净；将果物蔫干，失去生机才取食的谓之蔫净；取食被鸟啄残的食物谓之鸟啄净。不能做到火净、刀净、爪净、蔫净、鸟啄净的就是“邪命食”，这是佛家的禁忌。
佛家所谓的素食，“素”是洁白的意思，也就是非鱼肉和动物类的食物，不言而喻，素食是指植物性原料的制成品。早在佛教传入中国以前，中国也有素食的说法，它原本有三种意思，一是如《诗经·伐檀》所云：“彼君子兮，不素食兮。”这素食是指吃白食；再有是《墨子.辞过》所载：“古之民未知为饮食时，素食而分处。”这素食是指生食；也有如郑玄对《仪礼》中“饭素食”的注释“素，就故也，谓平时食也。”这素食是指平常饭食。种种说法与佛教的素食专指蔬食并不相同。佛家所谓的荤食，并不仅仅指鱼肉等可食的生灵，凡是气味浓烈呛人的蔬菜也在禁忌之列。《梵网经》规定“佛子不得食五辛”。《天台戒疏》释五辛是“蒜、葱、兴渠、韭、薤”。《西域记》认为：“葱蒜虽少，家有食者，驱令出郭。”僧侣的进食称为吃斋，“斋”在印度佛教中的原意与“过午不食”的戒律有关，按照规定的时间进食就称为“斋”，所以这“斋”字有节制饮食的意义。中国佛教中的“斋”与印度的“斋”不同的是，从遵时进食，发展成不食荤腥的素食主义，成为汉传佛教的传统。所以在佛教的发源地印度和东南亚的一些国家，包括我国藏传佛教和蒙、傣等少数民族中的信徒都可以荤食，唯有中国的汉族佛教徒坚持素食，这在世界佛教史上也是独一无二的制度，对于僧侣的饮酒在中国更是一项大忌，不论是出家的沙弥或在家的居士都不准沾一滴酒，甚至也不准拿酒具请别人喝酒。
在饮食中最受佛家重视的是饮水，水在佛家眼中有三种：经过过滤并即时饮用的称“时水”；虽经过滤但被储存饮用的称“非时水”；洗手或洗器物而不饮用的水称为“触用水”。佛家戒律认为，未经过滤的水中有虫，喝带虫的水是犯戒。在佛教经典中就有赶路的僧人宁可在水井旁渴死，也不饮有虫之水的故事。所以云游四方的僧人，都要随身配带一个漉水囊，以便过滤饮用水就是这个原因。
佛家对水质的重视，连带对茶水的品茗也非常讲究。一般的寺庙都建在名山胜川，适宜于茶树的生长，饮茶有利于清心明目，坐禅提神，受到修行人的偏好。僧侣对茶树的培育、采摘和炒制有丰富的经验，因此在寺庙周围往往有著名的茶园。在饮茶史上被尊为茶圣的陆羽，从小就受到寺院采茶、煮茶的熏陶，精通茶道，才写成《茶经》一书，把中国的茶艺发展到一个新高峰。
佛教的素食和斋戒对中国人饮食习惯最大的影响，是在社会上大开吃素的风气，促进了对素食的精益求精，并创造出素菜荤做的烹饪技术。京城的法源寺、常州的天宁寺、镇江的定慧寺、杭州的烟霞洞等一些著名的寺院，都以制作精良的素菜扬名于世。有些斋食广为传布，腊月八日吃腊八粥的传统，就来源于腊月八日这一天，释迦牟尼在进食用野果熬成的粥后，坐在菩提树下冥想成佛的故事。罗汉斋等素斋已融入汉族菜系成为全民族喜好的名菜。
《黄帝内经》：地食人以五味
《黄帝内经》云：“天食人以五气，地食人以五味。”这里的“食”字读做“sì”，是给别人吃的意思，即大地给与了人类“酸、苦、甘、辛、咸”五味。
中医认为，五味与人体的五脏、自然界的五行、空间中的五方相对应。酸对应五脏中的肝、五行中的木、五方中的东方；苦对应五脏中的心、五行中的火、五方中的南方；甘对应五脏中的脾、五行中的土、五方中的中；辛对应五脏中的肺、五行中的金、五方中的西方；咸对应五脏中的肾、五行中的水、五方中的北方。
“酸”字在《说文解字》里的释意是酢，就是醋的意思。“酸”是春三月之味，具有“收”和“涩”的特性；“苦”有肃降的作用，黄连之苦可使气机下沉，胃气下行，故黄连可治疗因胃气上壅造成的打嗝等病症；“辛”在《说文解字》里指的是椒，即花椒或姜一类的东西，吃了这类东西后能使人流泪。辛味有发散解表、行气活血的作用；“甘”在《说文解字》里是美味之意。“甘”有滋补调和、缓急止痛的作用，即甘缓；“咸”具有使东西变软的特性，也具有润下的作用，即让东西往下行的作用。
古代养生家彭祖的《彭祖摄生养性论》里说：“五味不得偏耽，酸多伤脾，苦多伤肺，辛多伤肝，甘多伤肾，咸多伤心。”
“咸多伤心”。中医认为：心主血脉。咸东西吃多了就会抑制血的生发和输布，使血的黏稠度增加，易导致心脏病。
“苦多伤肺”。中医认为：肺主皮毛。苦主降，多食苦味的东西会降气，导致气血不能上行以滋润皮肤，导致皮肤枯槁、汗毛脱落。
“辛多伤肝”。中医认为：肝主筋。过食辛味的东西就会损伤筋脉的张弛性，使手的筋脉失去弹性，手指甲干枯。
“酸多伤脾”。中医认为：脾主肌肉。酸具有收敛的特性，如果食用过多酸味食物，就会使肝气生发太过而抑制中央脾土，影响到脾的健康。外在的表现就是肌肉角质会变厚变硬，尤其在秋季，多表现为嘴唇的不滋润、外翻和肿胀。
“甘多伤肾”。中医认为：肾主骨。甘味的食物吃得过多，就会抑制骨头的凝敛功能，出现骨头疼痛的症状。而肾也主毛发，肾气虚弱的话，毛发就容易脱落。牙齿是肾的外现，所以爱吃糖的小孩儿易得龋齿。
中医养生之道中对于饮食方面一再强调“清淡”二字，五味过重就会伤身。
综上所述，五味与五脏有密切的对应关系，所以一旦我们患上了某种疾病，就要学会禁食某些味道的食物，这就称为“五味所禁”，也就是俗话说的“忌口”。
《黄帝内经·灵枢·五味论》中提及：“肝病禁辛，心病禁咸，脾病禁酸，肾病禁甘，肺病禁苦。”假如你患上了肺病，肺主一身之气，而苦味主降，食用了苦味的食物，就会使本来就不足的肺气渲散出来，导致病情加重，对身体造成更大的损伤。同理，有肝病的话，就要禁食辛味；有心病的话，就要少吃咸味的食物；有脾病就不要吃酸的食物；有肾病就不要吃甜的食物。
道理还是在于平时要注意饮食的清淡。淡则养中土脾胃，就是养护了我们人体赖以滋养一切的“地”的问题。
茶圣陆羽及其《茶经》
在浩如烟海的中国古代文化典籍中，不但有专门论述茶叶的书，而且在史籍、茶史、笔记、杂考和字书类古书中，也都记有大量关于茶事、茶史、茶法及茶叶生产技术的内容。
公元758年左右，唐代陆羽编写了世界上最早的一卷茶叶专著——《茶经》。《茶经》的诞生，是中国茶文化发展到一定阶段的重要标志，是唐代茶业发展的需要和产物，是对唐代茶文化的一个归纳，同时又对以后茶文化的发展起着积极的推动作用。
《茶经》全书共分3卷10节。上卷3节：“一之源”，论述茶的起源、名称、品质，介绍茶树的形态特征、茶叶品质与土壤的关系，指出宜茶的土壤、茶地方位、地形，品种与鲜叶品质的关系，以及栽培方法，饮茶对人体的生理保健功能。还提到湖北巴东和四川东南发现的大茶树。“二之具”谈有关采茶叶的用具。详细介绍制作饼茶所需的19种工具名称、规格和使用方法。“三之造”讲茶叶种类和采制方法。指出采茶的重要性和采茶的要求，提出了适时采茶的理论。叙述了制造饼茶的6道工序：蒸熟、捣碎、入模拍压成形、焙干、穿成串、封装，并将饼茶按外形的匀整和色泽分为8个等级。中卷1节：“四之器”写煮茶饮茶之器皿。详细叙述了28种煮茶、饮茶用具的名称、形状、用材、规格、制作方法、用途，以及器具对茶汤品质的影响，还论述了各地茶具的好坏及使用规则。下卷6节：“五之煮”写煮茶的方法和各地水质的优劣，叙述饼茶茶汤的调制，着重讲述烤茶的方法，烤炙、煮茶的燃料，泡茶用水和煮茶火候，煮沸程度和方法对茶汤色香味的影响提出茶汤显现雪白而浓厚的泡沫是其精英所在。“六之饮”讲饮茶风俗，叙述饮茶风尚的起源、传播和饮茶习俗，提出饮茶的方式方法。“七之事”叙述古今有关茶的故事、产地和药效。记述了唐代以前与茶有关的历史资料、传说、掌故、诗词、杂文、药方等。“八之出”评各地所产茶之优劣。叙说唐代茶叶的产地和品质，将唐代全国茶叶生产区域划分成八大茶区，每一茶区出产的茶叶按品质分上、中、下、又下四级。“九之略”谈哪些茶具茶器可省略以及在何种情况下可以省略哪些制茶过程、工具或煮茶、饮茶的器皿。如到深山茶地采制茶叶，随采随制，可简化七种工具。“十之图”提出把《茶经》所述内容写在素绢上挂在座旁，《茶经》内容就可一目了然。《茶经》是中国第一部系统地总结唐代及唐代以前有关茶事的综合性茶业著作，也是世界上第一部茶书。作者详细收集历代茶叶史料、记述亲身调查和实践的经验，对唐代及唐代以前的茶叶历史、产地、茶的功效、栽培、采制、煎煮、饮用的知识技术都作了阐述，是中国古代最完备的一部茶书，使茶叶生产从此有了比较完整的科学依据，对茶叶生产的发展起过一定的推动作用。
《茶经》的问世，是中国茶文化发展到一定阶段的重要标志，是唐代茶业发展的需要和产物，是其当时中国人民关于茶的经验的总结。
陆羽，字鸿渐，一名疾，字季疵。自号桑翁，又号竟陵子。生于唐玄宗开元年间，复州竟陵郡人（今湖北省天门县）。陆羽是个弃儿，自幼无父母抚养，被笼盖寺和尚积公大师所收养。积公为唐代名僧，据《纪异录》载，唐代宗时曾召积公入宫，给予特殊礼遇，可见也是个饱学之士。陆羽自幼得其教诲，必深明佛理。积公好茶，所以陆羽很小便得艺茶之术。不过晨钟暮鼓对一个孩子来说毕竟过于枯燥，况且陆羽自幼志不在佛，而有志于儒学研究，故在其十一、二岁时终于逃离寺院。此后曾在一个戏班子学戏。陆羽口吃，但很有表演才能，经常扮演戏中丑角，正好掩盖了生理上的缺陷。陆羽还会写剧本，曾“作诙谐数千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