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社会文明论到社会文明学
迄今为止，尽管人类社会已经进入现代文明社会，但却仍然未能对人类社会文明进行总体的统观；尽管时代已进入全球文明时代，却仍然没有对人类社会文明进行系统反思；尽管人类社会主体已经成为现代文明主体，却仍然缺乏对社会文明价值本身的评判。着名社会学家费孝通先生郑重指出：“当今世界上，还没有一种思想或意识形态能够明确地、圆满地、有说服力地回答我们所面临的关于不同文明之间应该如何相处的问题。”“这种对于全球化、文明、文化的研究，不仅仅是一种纯知识性的探索，它已经成了解决人们面临的严峻问题的一门科学。”因此，加强社会文明学的基础理论研究，构建社会文明学的理论体系，既是全球化时代人类社会文明实践的理论呼唤，也是进一步深化、完善和发展社会文明理论，构建社会文明学科体系的学理呼唤，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
一 社会文明学的思想理论渊源
在数千年以前的中外文献之中，“文明”（civilization）概念就已经出现。
自18世纪以来，文明论逐渐成为文化哲学、文化人类学、文化社会学、历史哲学等众多学科研究的核心问题之一。长期以来，中西方文明论研究着述汗牛充栋，文明思想源远流长，博大精深，为构建社会文明学的理论体系提供了丰富而宝贵的思想理论资源。下面分阶段撮要加以概述。
真正对文明问题进行深入探讨，是随着资本主义文明的发展并带来一些深刻的社会问题后才出现的。在18～19世纪资本主义蓬勃发展的同时，人们对文明问题进行了热烈的讨论，并形成了各具特色的文明理论。
（1）卢梭的文明批判论
自人类走出野蛮时代以后，随着文明的发展特别是阶级差别的扩大，人类社会又出现了贫富分化的不平等现象。这种现象何以发生，如何消除，则成为历代思想家们殚精竭虑思考的问题。一代又一代的思想家们都试图揭开这个千古之谜，但由于缺乏科学的思维方法和有效的认识工具，似乎都没有找到正确的答案。1755年6月，法国哲学家让雅克·卢梭在题为《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的论文中，一反长期以来人们的一致赞美之声，对文明发展所带来的祸害给予了严厉的鞭挞，从而成为文明批判论的先驱。卢梭指出，从那最初被容许霸占土地开始，文明的不幸就接踵而至了：阶级区分、奴隶制度、奴役、嫉妒、抢劫、战争、法律不公、政治腐败、商业欺诈、发明、科学、文学、艺术……所有这些文明的产物，无非是堕落而已。而且，为了保护私有财产，促使人类组织化，遂出现了国家；为使政府活动有力，使弱者服从强者，于是有了法律的发展。这样造成的结果是：少数特权阶级饱食终日，无所事事；而广大劳动者终日辛劳，却不得温饱。不仅如此，严重的社会不公引发了大堆的社会邪恶：奢侈、糜烂、堕胎、杀婴、暗杀、格斗、性变态等，整个社会道德败坏，人伦丧尽。一句话，在人类自然的肌体上，制造了多个“文明”的恶瘤。如果将文明社会的这些腐败和邪恶与野蛮时代相比较，野蛮人的生活倒是健康的、神圣的和合乎人性的。不过，真正引起保守主义学者恐慌的，是卢梭思想中所充满的革命辩证法。恩格斯在论述到卢梭把人与动物的区别归之于人有趋于完善的能力的思想时写道：“卢梭把不平等的产生看作一种进步。但是这种进步是对抗性的，它同时又是一种退步……文明每前进一步，不平等也同时前进一步。
随着文明产生的社会为自己建立的一切机构，都转变为它们原来的目的的反面。”这种发展产生的后果，乃是所有的人都受专制暴君的压迫。于是“这样的不平等又重新转变为平等，但不是转变为没有语言的原始人所拥有的旧的自发的平等，而是转变为更高级的社会契约的平等。压迫者被压迫。这是否定的否定”。可见，卢梭的着作精彩地揭示了自己的辩证法的起源。它不但是反对那种鼓吹人类只在上帝面前才是平等的封建神学的思想武器，而且已经包含了法国大革命中高喊的“自由、平等、博爱”口号的基本内涵。
（2）黑格尔的文明“东升西沉”论
19世纪上半叶，德国古典哲学家黑格尔根据对整个世界历史的看法，提出了高度抽象的历史哲学理论。他认为东方文明（中国、印度、波斯）是人类历史的起点，中经古希腊、古罗马到西欧日耳曼世界，乃是世界历史发展的终点，这正像自然界的太阳是从东方升起，而在西方沉没一样。他对此进一步解释道，东方实际上是人类的幼年期，古希腊是人类的青年时代，古罗马是人类的成年时代，现代的日耳曼世界是人类的老年时代。这里，黑格尔对“太阳在西方沉没”，“人类的老年时代”等表述，有着特定的含义，他是从精神角度来理解这一点的。因为作为幼儿对初升的太阳并没有多少理解，太阳就是太阳；而在青年或成年时代，对太阳的光辉多少有了更进一步的了解；但真正全面了解太阳，并当太阳西沉之后，在自己的心中仍然存在着一个有关“太阳”的完整概念，则是在人类的老年时期。这里的老年并非是指体力上的衰老，而是指智慧上的老成和人生经验及阅历的丰富。我们不难看出，他是用一种唯心的历史观叙述历史，从而得出东方落后，西方先进的结论。而且更为主要的是，他企图通过这种表述来抬高当时普鲁士王国的地位，从而把普鲁士王国看作世界历史发展的顶峰。如果我们把黑格尔历史哲学中的那个类似上帝的“绝对精神”改换成为决定世界历史进程中各种文明兴衰的内在规律和社会结构，也就是说把被他倒置了的头脚再正过来的话。那么我们完全可以从另一个角度，即唯物主义的角度来看待整个人类文明史。我们承认文明存在着某种意义上的替代，但这种替代决不是对先前文明的抛弃。历史已经表明，凡是后来居上的那些文明，都是在吸收早先文明的基础上兴旺起来的。
（3）孔德的实证文明论
1822年，法国的奥古斯特·孔德撰写了《社会改组所需要的科学研究方案》一文，并发表在圣西门主编的小册子《论社会契约》上。后来，稍加修改，以《实证政治体系》的题名，作为《实业家问答》的第3册，于1824年重版（以前中国学者往往把孔德的这部着作作为圣西门的着作来引用，显然是不合适的）。
在促进文明发展的各种主张中，孔德既不同意封建神学家企图恢复旧体系的主张，也不赞成人民至上的主张。他说：“人民至上的主张，相当于世俗权力方面的信仰自由的主张，而且不外乎是信仰自由主张在政治上的应用。为了摧毁神学观念，建立了信仰自由的主张；不久以后，为了同作为旧体系的一般政治基础的来源于神学观念的神权原则进行斗争，又建立起人民至上的主张。”他认为，这种人民至上的主张也不能作为新社会建设的基础，因为人民至上的批判主张与国王的复旧主张一样，都没有对相应的体系起到促进作用。
那么，文明究竟是什么呢？它与政治体系是什么关系？孔德指出：“实际上，文明一方面是指人类理性的发展，另一方面又指由此而来的人们对自然的影响的发展。换句话说，文明这个观念的构成要素，是科学、美术和实业。”这就是说，文明是人类进步的基础，它决定着人类社会组织状态和政治体系。他说：“文明的状态，在两个极为重要的领域，即无论是在精神领域，还是在世俗领域，都必然决定社会组织状态。首先，前者决定后者的性质，因为社会活动的目的取决于前者；其次，文明状态规定社会组织的基本形式，因为它在创造和发展应当指导社会的一般活动的世俗力量和精神力量。”正是因为文明决定着社会组织的状态，所以，“也显而易见，一种政治体系，如果不赋予其与占优势地位的社会力量以至上的权力，则不可能设想它会长期存在下去。它的这种社会力量的性质，永远决定于文明的状态”。孔德的认识理路是：文明决定社会组织，社会组织决定政治体系；社会的进步表现为文明的进步，文明的进步决定政治的进步。当然，他并不否认社会组织对于文明发生或大或小的反作用，但认为这种反作用只是次要的，改变不了社会组织对于文明状态的依存关系。
（4）傅立叶的文明批判论
法国的沙利·傅立叶也是把文明与社会制度联系起来，但与圣西门和孔德将文明作为进步状态来看待不同的是，他对文明则是持批判态度，对揭露文明制度的罪恶，特别是对商业文明的批判更是尖锐和尖刻。关于文明制度，傅立叶有许多名言：“文明制度虽然有种种生产的功绩……却不能保证给予人民劳动和面包”；“文明制度只能创造幸福的因素，而不能创造幸福”；“在文明制度下，贫困是由富裕产生的”；“文明制度仅仅是改进工业，但它却随着工业的发展而败坏风俗”，等等。正因为如此，恩格斯说：“在傅立叶的着作中，几乎每一页都放射出对备受称颂的文明造成的灾祸所作的讽刺和批判的火花。”
商业制度是傅立叶批判文明制度的重点。他认为，文明制度是社会制度中最恶的一种，而商业又使文明制度更加万恶。但他对商业的批判没有停留在经济领域。他认为，在文明制度下，商人精神也渗透到思想领域和政治领域之中，商人精神不仅引起道德的腐化，而且还引起政治的腐化。他说代议制和宪法都是保护商人利益的，而所谓的三权分立，只是“虚伪的平衡的表现，只不过是政府各部分之间内部战争、立法权和行政权的战争而已”。基于上述批判，傅立叶提出要对文明制度采取绝对怀疑态度，并且非常明确地宣布：“我的目的不在于改善文明制度，而是在于消灭这个制度。”当然，傅立叶也不是历史虚无主义者，他在批判文明制度的同时，并没有抹杀它的历史作用。
（5）摩尔根的文明起源论
1877年，美国人类学家路易斯·亨利·摩尔根的《古代社会》出版，他仔细地考察了人类文明产生的具体过程。他指出：“人类必须获得文明的一切要素，然后才能进入文明状态。”为了揭示人类文明进展的轨迹，摩尔根采取由近及远的回溯逆推的方式，清楚地将不同时期人类文明的表征及其贡献展现了出来。摩尔根认为，近代文明、中世纪文明和希腊、罗马文明都有一系列贡献，“这些文明是在此以前的野蛮阶段的各种发明、发现和制度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而且也大量地吸取了野蛮阶段这方面的成就。文明人的成就虽然卓越伟大，都远远不能使人类在野蛮阶段所完成的事业失色。野蛮阶段的人已经自己创造并享有了一切的文明要素，仅字母文字一项为例外”。在摩尔根列举的人类社会早期的文明要素中，政治的因素占有很重要的地位。在摩尔根看来，人类文明时代的政治成果并非一朝一夕所能取得的，而是经过了原始人类的长期积淀而逐步形成的。他说：“人类的一切主要制度都是从早期所具有的少数思想胚胎进化而来的。这些制度在蒙昧阶段开始生长，经过野蛮阶段的发酵，进入文明阶段以后又继续发展。”而且，摩尔根还将人类政治方式的变迁作为人类社会进入文明时代的重要或根本的标志。他认为，“氏族的消亡与有组织的乡区的兴起，大体上可以作为野蛮世界与文明世界的分界线，也就是作为古代社会与近代社会的分界线”。应注意到的是，摩尔根还认为，“政治社会的建立则是文明伊始以后才有的事情”。从这里可以看出，摩尔根是将政治的进步状态视作文明的。
（6）福泽谕吉的文明进化论
在东方的日本，自明治维新以来，“文明”一词也开始被广泛使用。1875年，日本启蒙思想家福泽谕吉在《文明论概略》一书中，解释文明的含义时指出：“文明是一个相对的词，其范围之大是无边无际的，因此只能说它是摆脱野蛮状态而逐步进步的东西。”又说：“‘文明’这个词，是表示人类交际活动逐渐改进的意思，它和野蛮、无法、孤立完全相反，是形成一个国家体制的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