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政府主义思想在旅欧学生中占有很大市场。它宣称“绝对平等”、“绝对自由”、“反对任何权威”等主张，迎合了当时青年以个人为中心的思想。在“五四”前后，它在冲击各种旧思想对人们的束缚时曾起过某些积极作用，但它主张取消对个人的任何约束，这在现实生活中是不符合实际的空想，而且也不利于集体的团结、合作。巴黎是无政府主义的重要发源地之一。它的刊物《新世纪》从1907年6月到1910年5月，出版120期，产生过巨大社会影响。1922年1月，一些旅欧中国无政府主义者又在这里创办《工余》月刊，在勤工俭学生和华工中大肆鼓吹无政府主义并散布反马克思的谬论。《少年》决心给《工余》的反动言论以迎头痛击。
首先，共产主义者强调，无政府主义反对任何约束的主张是空想的，而且是有害的。被压迫的无产阶级如果是一盘散沙，就不可能翻身做主人。只有团结起来，万众一心，才能取得革命的胜利。周恩来刚到法国时，对无政府主义也曾有过同情，但不久就看清了真相。他十分重视自觉的纪律，但又坚决反对盲目的迷信。有些无政府主义者讥笑共产党人的信仰是宗教迷信，对此，周恩来坚决地进行了驳斥。
马克思主义与无政府主义论争的焦点是无产阶级专政的问题。《工余》发表了很多反对工人阶级进行政治斗争、夺取政权以及反对任何形式的国家的谬论。《少年》则发表《一个无政府党人和一个共产党人的谈话》、《什么是无政府党人的道德》、《工人与政治》等文章，对《工余》的谬论予以还击。这些文章当时在反对无政府主义方面起了积极的作用。
1922年12月1日，《少年》第5号出版了俄罗斯革命5周年纪念专号。周恩来专门写了《十月革命》一文，对俄国这场伟大的社会主义革命做了高度评价，称赞“俄国十月革命确为全世界的无产阶级奠定了革命始基。”在《少年》第6号上，周恩来又发表《俄国革命是失败了么？（质工余社三泊君）》一文。针对无政府主义者在《俄国共产主义失败之原因及其补救的方法》一文中，对俄国革命的否定和对新经济政策的恶毒攻击进行了驳斥，捍卫了十月革命的胜利果实。
赵世炎、王若飞、周恩来等人在华工中进行了大量的组织和教育工作，帮助华工摆脱行业、帮会的剥削，建立起工人自己的组织——华工总会，并出版《工人旬报》、《新工人》等。周恩来撰写了《论工会运动》一文，论述了工会的性质、任务、作用、组织以及党与工会的关系等问题，对工会的工作进行了系统的指导。无政府主义者多次阴谋破坏华工与勤工俭学生的团结，篡夺对华工的领导权，都未能得逞。由于以周恩来为代表的共产主义者的坚决斗争，无政府主义以彻底失败而宣告结束。这一斗争保证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纯洁性，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在勤工俭学生和华工中的传播，提高了他们的觉悟，使他们中的先进分子走到共产主义旗帜之下。到1923年底，无政府主义在勤工俭学生和华工中已经没有什么市场了。
在宣传共产主义思想，击退无政府主义的进攻，发动和唤醒广大勤工俭学生和华工等等方面，《少年》都取得了很大成绩，胜利地完成了它所肩负的历史使命。从1924年2月1日起，《少年》改组为《赤光》半月刊，开始了它的新的战斗历程。
当旅法中国共产主义者的活动热火朝天时，中国国内的形势也风起云涌。共产党、国民党实现了第一次合作。
中国共产党成立后，不断地摸索革命道路，很快就认识到，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要想取得无产阶级的解放，先决条件是推翻帝国主义与封建势力，完成民主革命的任务。这一任务异常艰巨，只靠自身的力量是不行的，还必须联合一切可以联合的力量。1922年6月，即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成立时，中共中央发表《中国共产党对于时局的主张》，正式提出要与以孙中山为首的国民党建立联合阵线。同年8月，又召开特别会议，原则确定共产党员可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以实现两党的合作。1923年6月，中国共产党在广州召开第三次代表大会，决定全体共产党员以个人名义加入国民党，以建立各民主阶级的统一战线。1924年1月，在中国共产党帮助下，国民党在广州召开了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大会通过了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它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合作的正式开始，标志着中国革命的各民主阶级联合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的统一战线的结成，标志着中国革命高涨的兴起。
1922年9月，《少年》第2号上发表张申府的《中国共产党与目前政府》，宣传国共合作的主张。不久，孙中山派王京岐到法国组织国民党支部。王原来也是留法勤工俭学生，因参加里昂中法大学的斗争，与蔡和森等人同船被遣送回国。他到法国后，立即与周恩来取得联系。1923年3月10日，旅欧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在巴黎举行年会，会上，大多数人同意加入国民党或与国民党进行合作。4月25日，王京歧给国民党本部写信，报告了旅欧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80多名，要求加入国民党的事。6月16日，周恩来等3人来到里昂同王京歧达成协议：旅欧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团员全部以个人名义加入国民党。周恩来还给王京岐写信对如何实行合作，提出了切实的建议。不久，国民党本部委任周恩来为国民党巴黎分部筹备员。随着国民党员人数的增加，11月25日，在里昂，国民党成立了旅欧支部。会上，选举王京歧为执行部部长，周恩来为执行部的总务科主任，李富春为宣传科主任，聂荣臻为巴黎通讯处处长。王京歧回国期间，由周恩来代理执行部长，主持国民党旅欧支部的工作。
在此期间，旅法华人还开展过一场反对帝国主义“共同管理”中国铁路的斗争。1923年7月15日，22个团体、600多华人在巴黎聚会，周恩来发表演讲。他强调，“中国的事情之所以严重到今天这种地步，完全是由于我们受资本主义列强和军阀的双重压迫。”会上还散发了周恩来起草的《旅法各团体敬告国人书》。当晚，各华人团体又派代表聚会，决定正式成立中国旅法各团体联合会，周恩来被选为中文书记。这样，所团结的爱国民主力量就更为广泛了。
恰在这时，旅欧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将机关刊物《少年》改组为《赤光》。
《赤光》与《少年》相比，更侧重于揭露帝国主义列强和封建军阀压迫中国的黑暗事实，阐述那一历史阶段中国革命的任务和方针，推动国民革命运动的发展。也就是说从理论转向实际了。《赤光》是半月刊，16开本，每期12页左右，出版周期缩短，《赤光》的文章短小精悍，笔锋犀利，具有强烈的战斗性。它的印刷份数比《少年》多，发行范围也广泛一些。
周恩来一直主持《赤光》工作，直到归国前夕。他撰写的文章数量最多，内容也最深刻最有分量。在《革命救国论》一文中，周恩来彻底揭露了“左”和右的所谓救国途径的反动本质，充分肯定只有革命才是挽救中国的唯一正确道路。要革命，首要的问题就是分清敌友。周恩来指出，帝国主义列强及其在国内的走狗、封建军阀及一切卖国贼都是我们的敌人。全中国的劳动阶级、农民阶级、知识分子和海外华侨等才是我们的朋友。并且，无产阶级要想取得胜利。还应当与国际上其他被压迫民族联合起来。
周恩来在《赤光》里对帝国主义列强侵略中国的罪行进行了大量揭露。他还告诫革命群众在北洋军阀的内江中要提高警惕，要严防帝国主义和军阀合谋破坏统一战线。
当时在法国勤工俭学的邓小平、李富春、萧朴生等人对帝国主义的本质、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等问题，也在《赤光》上撰文作了深入的分析和有力的揭露。邓小平是1920年10月到法国的。在法国警察局的档案中，只有邓希贤的名字，邓小平只是在他旅法末期才开始出现。邓小平到法国时年仅16岁，也还没有明确的思想动机。他曾到学校补习过语言，从1923年6月到1926年1月他离开法国时止，他都在比扬古雷诺汽车厂做工。1921年的进军里昂运动，邓小平也积极参加了。1922年加入青年团，1924年成为旅欧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的支部成员。《赤光》杂志创刊后，邓小平协助编辑和撰写文章。他还经常油印传单等印刷品，因为工作认真、熟练，被亲切地称为“油印博士”。由于周恩来是《赤光》的编辑和主要撰稿人之一，邓小平有幸经常见到他。和蔼可亲的周恩来非常喜欢邓小平这个小弟弟。
帝国主义封建军阀对革命运动的高涨和工农力量的增长，恐惧之极。在法国。旅欧中国共产主义者和革命群众与一小撮国家主义派以及国民党右派展开了一系列的斗争。
国家主义派的代表人物是旅法的少年中国学会右翼分子曾琦、李璜等人。他们都是中国大地主大买办阶级的政治代表，是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利益的忠实维护者。他们所信奉的国家主义。实际上就是反共反苏反革命的法西斯主义。当国共合作，反帝反封建的统一战线形成后，他们以《先声》周刊为基地，接连发出一连串反共反苏、反对统一战线的恶毒攻击。《赤光》奋起反抗。
周恩来撰文首先说明了革命人民所进行的救国运动和国家主义的“爱国主义运动”的本质区别，并对后者进行了彻底的否定。国家主义派千方百计破坏反帝反封建的革命统一战线，共产主义者则坚持斗争，直至其理屈辞穷，张口结舌。国家主义还造谣、中伤，硬把中国共产党当作“国贼”，把社会主义的俄国当作“强权”，叫嚣“内除国贼，外抗强权”。周恩来、邓小平、李富春、蔡畅等等同志都对此进行了揭露和批判。真理愈辩愈明。在《赤光》与《先声》的论战中，勤工俭学生、华工以及国内的进步人士都逐渐认清了国家主义的反动性，国家主义派的影响越来越小。1924年9月，曾琦、李璜等人归国，国家主义派的活动中心也移到国内。在与《先声》的斗争中，《赤光》大获全胜。
除了1923年的反“共管”中国铁路运动以外，1924年、1925年旅法华人还进行过两次大规模的反帝、反封斗争。
1924年12月，北洋政府临时执政段琪瑞派军阀徐树铮访法，与法帝国主义磋商大借款和金法朗案。旅欧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于12月29日发出《为徐树铮来法告旅欧华人》一文，号召旅欧华人“竭力反对”，使军阀勾结帝国主义的阴谋不能得逞。12月31日，赤光社等25个团体联合召开代表大会，通过了反对法国帝国主义和皖系军阀合作的决议。只有青年党签名后又取消签名。其他团体都站到了革命派一边。
1925年6月，当“五卅惨案”的消息传到法国后，中国共产党旅欧支部、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旅欧区和中国国民党留法总支部立即联名向旅法华人发出号召。6月7日，28个革命团体代表集会。决定6月14日上街示威游行。这次会议，还邀请了法共代表多利奥、德共国会议员玛第以及越南共产党留法组织的代表阮世传。
6月14日，800多华人准备集会，与法国警察遭遇，后改变会场才得以举行。但有9人被捕。6月21日，200余名决死队员分乘二三十辆汽车冲向中国公使馆。他们切断了公使馆的电话线，断绝了公使馆与外界的联系。爱国群众历数陈箓7大罪状，并向他提出3项要求：“一、对上海方面去电于工人、学生、商人，对此运动应坚持到底；二、对法报界及欧洲应发宣言，说明此运动非排外，实英日等国所造成；三、对英日等国应严重抗议，并对法政府撤去在华军舰，及在巴黎华人有集会结社出版示威之自由权。”陈箓被迫签字认可。但是，闻讯而来的警察仍然逮捕了未来得及离开的1名群众。随后几天，在国家主义分子的告密下，法国警察又逮捕了林蔚、宋锡钧、雷定琨、卢政纲、李畅英、任单宣等20多人。7月初，法国当局又宣布将金百铭等8名旅法中国革命青年驱逐出境。就这样，在帝国主义、封建军阀和国家主义派的合谋下，留法共产主义者开展的反帝反封建斗争遭到失败。
由于革命形势的发展，中国共产党不断地调选干部或者到莫斯科学习，或者回国，直接参加主战场斗争。如前所述，1923年3月，赵世炎、王若飞、陈延年、陈乔年、余立亚、高风、王凌汉、郑超麟、陈九鼎、袁庆云、王圭、熊雄等12人前往莫斯科。11月，刘伯坚、尹宽等也去莫斯科。1924年赴莫斯科的又有聂荣臻、蔡畅、穆清、傅烈、饶来杰、陈家珍、彭树敏、李富春等20多人。1926年1月，在被法国当局驱逐前夕，邓小平、傅钟、李卓然等人经柏林，也到十月革命的故乡去学习。周恩来则因为在法国的革命活动引起了法国警察当局的注意，于1924年7月奉调回国了。旅欧党团组织人数逐渐减少，主要任务也仅限于动员党团员“早日回去作战”。青年团旅欧地方团提出“努力研究，从早归国”的口号，还制定了训练的原则和方法，并规定了研究的步骤和材料，他们立场坚定，方向明确，在今后的革命斗争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至此，轰轰烈烈的赴法勤工俭学运动结束了。从早期的劳工神圣、实业救国、教育救国到后期的反帝反封建斗争、共产主义运动的开展，救国救民之路几多艰辛，几多坎坷。辛亥革命以前的1905年，曾有近万名中国学生留学日本的记录。但赴法勤工俭学的意义与此不同。血雨腥风中，一批先进的中国知识分子，英勇顽强，前赴后继，终于成长为无畏的共产主义战士。周恩来、蔡和森、赵世炎、邓小平……这些革命前辈的业绩将永远鼓舞着下一代，为国家富强，人民幸福而努力奋斗。赴法勤工俭学运动也将作为中国革命史的组成部分，名垂史册，彪炳千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