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光耀的所作所为赢得了全国人民的尊敬，早在1991年10月4日，新加坡各民族几大团体就联合召开了4500人的盛宴，向为创立新加坡、发展新加坡做出伟大贡献的前总理李光耀表达全国全党全民的敬意。那次盛宴，除总统黄金辉外，几乎所有新加坡的重要人物，包括吴作栋总理以及所有现任和前任部长、议会议员、商界领袖、政府各部门、团体的负责人都出席了宴会。会上还宣布设立李光耀高级学位奖学金，作为对李光耀的永久感谢。这项奖学金享有与总统奖学金一样崇高的地位，奖给每年高中毕业生中品学兼优者，供他们到国内、外最好的学府攻读硕士或博士学位。在其后的资政生涯中，李光耀对新加坡的政治影响依然举足轻重，起着导师的作用。
1992年12月，李光耀把人民行动党秘书长的职务也交给了吴作栋，这些年来，作为新加坡第二代领袖，吴作栋领导新加坡人民在各个方面都取得了新的成就，而且他也在着力培养、提携年轻人，显示出李光耀他们老一辈领导人开创的事业确实后继有人。
1997年7月，李光耀接受了美国《财富》杂志的采访。李光耀在回答记者的提问时，总结了自己的经验，并就有关制度做了解释，很有针对性，也反映了李光耀的性格。我们全文引出，作为本章的结束。（中文译文引自1997年8月12日《参考消息》）
政府决策必须果断
（李光耀访谈录）
最近，李光耀这位新加坡资政和主要由他创立的卓有成效的制度，由于另一个原因而成为人们瞩目的焦点。越来越多的领导人想仿效他的做法。新上任的中国香港特区行政长官董建华公开对李光耀领导下的新加坡表示钦佩。中国也视这个岛国为样板。甚至曾经是亚洲殖民列强之一的英国也打算向李光耀学习，首相托尼·布莱尔派了一个小组前往研究新加坡的全国退休和储蓄计划“中央公积金”。
李光耀树立的样板确实成绩非凡：5月，日内瓦的世界经济论坛发表全球竞争力报告，新加坡连续两年被评为世界上竞争力最强的国家。看来新加坡今年还将在人均财富方面超过美国，它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将达到3万美元。
但是，局外人几乎很少提到的一点是，促使这个岛国300万不断进取的人民中潜藏着不安情绪。毕业于哈佛大学、聪明理智的信息和艺术部长杨荣文说：“新加坡人总是有某种不安情绪，觉得我们的地理、经济和政治地位不牢固。这种不安情绪是一种动力，在某种程度上是一种使人着迷的力量。我们的成功是感到不安的结果，而这种不安情绪从不因成功而完全消失。或许大多数国家都有这种感受，它使人们不断向前。”
例如，在被评为世界上竞争力最强的国家之后，新加坡没有大肆庆祝，而是随即任命了一个由政府官员、地方和国际业务经理人员组成的专门小组，研究如何进一步发挥这个国家在下一个10年的优势。此外，虽然新加坡小学生刚刚在全世界评比中获得自然科学和数学最高分，但政府已经在调整教育制度，以提高学生的创造力。总理吴作栋说：“我们绝不能认为，只有最上层的人应该思考，而其他人只需听命行事。”
尽管李光耀7年前让位给吴作栋等年轻一代接班人，但他仍拥有像中国已故的邓小平曾掌握的那种权力。在接受《财富》杂志记者的独家采访时，这位德高望重的政治家就该地区的经济管理和应付政治动荡等问题提出坦率意见。
记者问：中国内地和香港特别行政区领导人说，他们想仿效新加坡。新加坡这个样板的精华是什么？
李光耀答：（中国领导人）感到有吸引力的是清洁，这既指某些具体的方面，也指行政管理方面。作为政府，我们就像一艘干干净净的船，每位职员都是这艘船的主人。但我们也有自由市场，而且会不断扩大。我们有工会。它与管理部门和政府共同促进生产。我想这就是（1992年）中国领导人希望将新加坡的特点引入中国这一想法的起源。
董建华则不同，他了解新加坡。多年来，他经常往返于香港和新加坡……我猜他也不赞成社会上普遍存在松散随意、不修边幅的现象，希望人们在公共场合举止得体。
问：政治控制较严是新加坡样板的一部分吗？
答：强有力的政府是这个样板的一部分。政府必须决策果断。我们必须改变人们的习惯。我来向你介绍一下我们这样做的背景。1965年，当我们脱离马来西亚时，我们知道，一种生活道路已告结束。我们是马来西亚和印度尼西亚的货物集散中心。当时印度尼西亚正与马来西亚和新加坡对抗，马来西亚建立了直接贸易，因此我们完全得靠自己。过去我们是大英帝国在东南亚的枢纽，而现在成了一个失去四肢的大脑。因此，我们要么走向灭亡，要么找到新的途径为它输入血液，以使血液循环畅通。
经过两三年的探索，大约在1968年，我们确立了两个战略。第一，避开本地区，与发达世界即美国、日本和欧洲建立联系，吸引它们的公司和跨国公司到这里来办厂，然后再向工业国家出口。这第一个战略意味着我们需要一支受教育程度更高、具有合作精神的劳动大军。为此我们必须转变态度，从共产主义性质的不合作工会转而建立具有合作精神的工会。
另外一个战略是，使新加坡成为第一世界在第三世界地区的一个基地，使它的行政管理、卫生、教育、福利、通信等制度接近欧洲、美国和日本的标准。为此必须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并改变人们的行为举止，因为这个社会陋习太多。因此我们开展了各种运动，如“请勿随地吐痰”、“礼貌待人”等。这些并不需要政府过于强悍，而是需要政府有能力做出坚定不移的决策并得到人民的支持。人民响应这些做法，因为他们知道，如果一成不变，我们将无法生存，我们将走向灭亡。
我们有4种官方语言，即马来语、华语、泰米尔语和英语。现在大家都学习英语，将它作为主要的语言工具，而将母语作为第二语言。因此我们拥有能适应国际社会的劳动大军。这就是我们能取得现在这一成就的原因。
问：美国有些人对中国是否会信守香港高度自治的诺言持怀疑态度。
答：我从亚洲人的角度来谈谈这个问题。香港问题与我无关。作为一个亚洲人，我要问：美国人真的关心香港600万中国人的前途吗？我想回答是肯定的。但与他们对大陆12亿中国人前途的关心相比，他们对香港人前途的关心是微不足道的。他们真正关心的是中国大陆。
新加坡的情况也是这样。为什么美国新闻界诋毁和攻击我们是一个没有自由的专制国家？不是因为他们关心300万新加坡人，而是因为就像美国新闻界和“自由之家”所说，我们为中国树立了一个坏榜样，而台湾是一个好榜样，我们应该走和台湾一样的道路。
如果我是香港人，我不会愿意成为使中国民主化或导致中美冲突的催化剂。150年来，香港从来不是争取民主或自由的场所，而是发财致富和安居乐业的地方。当邓小平承诺实行“一国两制”时，他就是指这个而言的。
问：世界银行所说的“东亚奇迹”是否在衰退或减速？
答：我们都依赖于外部需求。东亚还不是一个经济上自给自足的地区。没有美国市场，这一奇迹就无法实现。或许再过15年到20年，如果日本放宽控制和对外开放，东盟成为一个自由贸易区，世贸组织有了中国这个大市场后会有更大的发展，那么，情况可能会不同，东亚就不会这么容易受美国电子业衰退的影响——这是东亚所有国家去年经济形势不佳的根本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