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光耀对中国的和平统一事业也十分关心，他曾为海峡两岸的领导人传过话，为汪辜会谈提供了场所，受到两岸的欢迎。李光耀多次公开表示：“新加坡与中国大陆及台湾都保持良好关系，这是我们的一贯立场。”李光耀始终坚持“一个中国”的立场，不搞一中一台。他在1973年就说过：“台湾不可避免地将被中国大陆接管。”新加坡代表1971年在联合国宣称：“中国只有一个，何时、如何统一，应由台湾和大陆人民决定。”基于这些观点，自1973年5月起，李光耀几乎每年都要访问中国台湾。1989年3月，李光耀还邀请李登辉访问新加坡，新加坡报纸称李登辉为“来自台湾的平民总统”。官方的公告是“私人访问”。也有人称是特殊的探亲。因为，李光耀与李登辉有血缘关系，他们同是从中原南迁福建省宁化县石壁村，后再迁上杭县丰朗村的始祖李火德的后裔。《李氏族谱》有明确的记载：李登辉为火德公的第26代传人，李光耀为火德公的第28代传人。
1995年5月1日，中国台湾《中国时报》引用李光耀的话说，中国台湾和中国大陆在数十年的分裂之后，最终将会实现统一。“但最终实现统一可能需要30年甚至80年时间。”为促进海峡两岸的合作与交流，他曾促成了举世瞩目的1993年4月在新加坡举行的“汪辜会谈”。李光耀说：“两方面都对我有礼和热情。”
在一次接受新加坡《联合早报》记者采访时，李光耀曾谈到了有关汪辜会谈的情况。记者问他：“在汪辜会谈的时候，我们听到中国台湾和大陆都对您所扮演的角色表示赞赏，认为您是帮了一个大忙，您对这有什么看法？”李光耀回答说：“我只是协助提供聚合地点，是他们决定要举行会谈。双方认为讨论如何使商业和联系正常化是件好事。新加坡所提供的是个立场中立的聚会地点。”记者再问他：“您推动汪辜会谈受到中国大陆和台湾的赞赏，你是否可以告诉我们是什么原因使您受到海峡两岸的尊重与欢迎？”李光耀回答说：“我相信我们能够跟双方保持友好，那是因为我们跟某一方接触时，从来不曾对他们说出跟另一方接触时内容完全相反的话，如果是那样，就会引起猜疑。我们跟某一方说的，当面对另一方时，我们不会说出另一套内容相反的话。我们也许会把谈话内容告诉另一方，也许不会，但我们不会向另一方撒谎。过了一段时间，他们就会得出结论，认为我们对双方是平等的，没有耍花招。”
尾声
李光耀把自己的一生全部献给了新加坡的独立和建设事业，他对振兴新加坡有着强烈的使命感和责任感。1983年9月，在他60岁生日的宴会上，他谈了自己对人生的看法：
自从经历了50年代和60年代的磨炼和苦难之后，我会觉得那种生活（比方说到香港赚钱）是索然无味的。自从我做出了许多生死攸关的决定和经历了重重危机之后，我对事物的看法，我的抱负和优先考虑的事项，都有了基本的改变，而且我相信这种改变是持久的。我的身心和情感结构，也就是硬件方面，可能没有改变，但我对上天的感应，对荣华富贵的观念，也就是软件方面，却由于我的经历而受到限制。不论硬件（天赋）的贮存量有多大，没有软件（教养），硬件就不能发挥多大的作用。
自1973年以来，我又学到些什么呢？我学到的是更多有关人类和人类社会万古不变的基本道理，使他们能够精益求精的各种方法，同时也意识到一直存在着退化甚至崩溃的危险。
我了解到文明社会是多么脆弱，特别是在东南亚。处在这个瞬息万变、革命浪潮汹涌澎湃的时代里，我也已经了解到个人的成就是微不足道的。我现在60岁，比50岁时更了解到世俗间一切的荣耀和成功都是短暂的，一切感官方面的享受和快乐都是容易消逝的，如昙花一现，而不像思想、道德或精神方面的满足那么永恒持久。
李光耀为之奋斗了一生的新加坡现在已经成为相当发达的国家了，新加坡同时还是世界上最廉洁的国家之一，也是世界上犯罪率最低的国家之一。新加坡的成就举世瞩目，为此，李光耀赢得了“小国大伟人”的称号。1984年，在《李光耀40年政论选》出版前夕，为配合该书的出版，新加坡《联合早报》采访了李光耀，在这个访谈录中，李光耀总结了40年的治国经验和对新加坡未来的看法，并且也谈到了他的家庭成员。我们全文录下这篇访谈录，将有助于读者全面了解李光耀传奇的一生。
过去、现在、未来
（李光耀访谈录）
动员人民支持好政策，激励人们发奋图强
问：由新加坡报业控股华文报集团出版的《李光耀40年政论选》收集了您在过去40年来的演讲。您治理了新加坡超过1/4个世纪，是否能趁这个机会跟我们分享您的治国艺术？
答：首先，必须能够动员人民支持那些能够改善生活水准和生活素质的计划和政策，更重要的是这些计划能为他们的子女带来更好的生活。要让人民看到未来的远景，告诉他们如何能够置身其中。同时，也必须建立架构和机制，让每个公民有平等的机会受教育，能够找到工作或者经商，或者从事一种行业或专业，为社会创造财富，并且得到应得的报酬。
我们必须提供足够的奖品，激励人们发奋图强，加倍努力。我们必须让人们认识到一切都是需要付出努力的。
问：从40年代中期到后期，您还在英国留学，当时日本人已经离开了，而新加坡和马来亚的马来亚民主同盟的政治运动搞得非常激烈，这样的运动会不会也对您后来的政治决定跟参与政治活动有一定的影响？
答：当时，我们只能断断续续地从报章或从家乡寄来的剪报中，获得来自马来亚和新加坡的消息。英国报章偶尔也会报道有关马来亚戒严的消息，不过新闻都很短。所以，当时新马的发展对我每天日常的思考没有影响。但很明显的是英国准备把心血交到共产党人或民族主义者手里。1950年，我在马来亚论坛上发表演讲时就曾分析当时的局势。
问：您能不能特别谈一下您在剑桥大学念书的时候，英国社会的气氛对您在政治生涯有什么影响？
答：那是个充满了伟大承诺的时代，英国正在经历社会的变迁。战争刚刚结束，英国政府打算为英国工人创造一个平等的社会，也就是开始创设一个福利国，提供廉价市镇会住屋、免费医药、免费牙医服务，派发免费眼镜，以及提供慷慨的失业福利。对来自殖民地的新马留学生来说，这自然具有可取代共产主义的巨大吸引力。直到70年代，我们才看出这是一连串大问题的导火线，而且这会使英国经济无可避免地走下坡。因此，1959年，当我们一上台执政，我们就把政策扭转过来。我们停止提供免费药物。起初，人们拿药物得付5毛钱，后来调整到1元。我们看到提供免费药物会造成浪费。因为医生没法子看那么多病人，人们已习以为常，到医院去就索取足够一个星期服用的抗生素。当病人两三天内还未复原，他们就把免费的抗生素丢掉，去看私人医生，付5块钱向私人医生买抗生素，服用这些抗生素后，身体也好了。我们很快就看到英国的那一套是行不通的，那是导致英国没落的原因之一。除非英国能早日放弃这一套，否则无法取得繁荣，因为他们已不再发挥民族的动力，努力进行竞争。
家庭未影响政治生涯，妻子是力量的源泉
问：请问您的家庭对您有怎样的影响？哪一位家庭成员对您的性格的塑造，扮演一定的角色？
答：我的家庭，我的父母和祖父母教我怎样分辨善恶是非，教我不要做伤害别人的事情，他们也塑造了我的性格，但他们并没有影响我的政治生涯。
我的妻子是力量的源泉。她令我放心，万一我遇到不测，她会好好地替我带大三个孩子。她确保我的孩子得到妥善的照顾和教育。我不必为日常照顾孩子的问题操心。她也协助我在律师楼的工作，那时我在反对党阵营，我仍旧当律师。当我执政时，我经常没有时间润饰我的演讲稿，我就把要讲的念出来，由她去润饰和拉紧文章的结构，最后的稿件由我修饰。当然，如果她不同意我的观点，我们会辩论。不过，她知道需要由我去决定采取怎样的立场，因为我必须把零零碎碎的段落整理成一气呵成的文章。
问：李资政，您在回答问题时提到您的家人，父母和祖父母，教导您分辨是非善恶，教导您不可做伤害别人的事情。您可以进一步阐明这一点吗？您也说“他们塑造了我的性格”，如果您的性格的塑造不是那样子的话，您是否会从政？
答：我不认为那对我的从政有影响。他们培育我的方法，就像任何一个华族大家庭一样，从家人的教导中，我知道做什么事情是不对的，如果去做的话，我就尝到藤条的滋味，我就知道那是不应该做的事情，我也接受这是做错了事。我在家里须对长辈有礼，我须守规矩，用晚饭的时候，必须先称呼长辈，才能进餐。从外头回到家里，或出门之前，都得向长辈请安。这些对一个人童年的成长过程，具有潜移默化的影响。在你成长的过程中，这些夜以继日灌输进你脑海中的价值观就会慢慢萌芽。我们今天的最大忧虑就是做父母的都在外头工作，孩童也没跟祖父母同住，除了女佣和电视之外，就没有人给孩童灌输价值观了。所以，这是令人感到忧虑的。
问：您的家庭是否具有浓厚的客家人传统气氛？
答：我也说不上来，因为我没法子拿我的家庭和别人的家庭做比较。我们住在一间很大的房子里。做儿子的，甚至一些已经嫁出去的女儿，也住在同个屋檐下。我有很多表亲，很多叔叔、阿姨住在同一间房子里。有段时间，我跟祖父住在一起，后来因为30年代的经济大萧条，他失去了他的财产。这以后，我就跟外公一起住了。他的屋子杂乱，许多儿子和许多已经嫁出去的女儿都住在一起。我无法拿这个家庭和其他人的家庭做比较，那时住在我们周围的主要是渔民，他们住在比较小的房子里。我们的大房子是在实乞纳和加东那一带。附近是个渔村，渔民都是华人。附近还住了些马来人和一些印度籍店主。我因此很难拿他们的家庭和我的家庭做比较。
问：李资政，您提到您的妻子是您力量的源泉，您可否再用一段话来形容您的夫人？
答：（微笑）她是个非常（顿了一顿）体贴入微的人，很稳重，很体贴，不轻浮，不喜欢交际，所以这就节省了很多时间（泛起笑意）。
问：李资政，因为您是国家的领袖，您的孩子在童年时，会不会因为您个人的政治生活的关系，使他们觉得无法得到一些父亲的关怀？
答：我不认为是这样。第一，每年我们都会举家出国两个星期，有时是一年去两次，一次一个星期，另一次两个星期，全家人去度假，或者去金马仑高原，或者去福隆港，因为那里的气候不一样。即使是在新加坡，当我访问选区时，我会把我的孩子带在身边半天，有时我太太也一起来……
他们跟我一起去，就可看看我在做什么，这对他们来说是大开眼界的。午餐时间到了，他们就先回家，我则继续访问选民。我的政治活动并没有使我分身乏术，或者跟他们脱节。
问：您觉得您的长子显龙从政，是不是因为受到您的影响？您对他的事业抉择感到高兴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