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反对战斗倾向派的斗争才刚刚开始，面对日益临近的大选，工党的前进道路上仍有许多艰难险阻。当时的形势对撒切尔夫人领导的保守党十分有利。1982年12月，保守党的议员们催促撒切尔夫人于来年6月举行大选。按正常任期，保守党政府还有一年半的时间（从1979年5月的大选算起），但是形势越来越表明撒切尔夫人很有可能在1983年解散议会提前举行大选，因为马岛战争后，撒切尔夫人的威望达到了空前的高度，她可剩此时机动员选民支持她。而工党此时仍是内争不已。1983年2月，在勃门德西的补缺选举中，由于左派的捣乱，工党遭受沉重打击。当地工党选择了彼得·泰切尔为候选人，他在竞选中倡导战斗倾向派的极端反议会的观点；而且这里的工党组织公开向党的领袖富特挑战。正因为这样，富特在下院说“泰切尔并不是工党确认的候选人，从我本人这个角度讲，他将来也不是。”最后，泰切尔以1万张选票之差将席位输给了自由党人西蒙·赫格斯，而这原来是工党的安全席位。补缺选举的失利更增加了即将来临的大选的压力。
工党反对新选区界线划定的行为也给它带来一定的麻烦。工党想采用法律手段来解决问题，但在上院失利。由于安全议席的减少，工党的议员候选人也不得不减少，因为推举候选人参加竞选要付出很多费用。此外，当工党在法院向新的选区划界发出挑战时，它拒绝为新的选区推举候选人。这种局面使向布莱尔这样的新人面临的压力更大了，因为那些被淘汰下来的候选人和议员把注意力转向了其他选区。这从布莱尔在30岁生日临近时所说的话中可以看出来：“我对竞选已感到非常绝望，我看到前途暗淡。”他甚至拒绝参加在西撒尼特的选举活动，不去为他的夫人切丽·布莱尔助选。
然而，正当山重水复疑无路时，柳岸花明又一春。这年4月，布莱尔又重新获得了希望。由于选区边界的重新划定，在靠近布莱尔家乡德汉姆的煤城塞奇菲尔德意外地空出了一个席位，为许多还没有成为候选人的人带来了新的希望。然而开始布莱尔并不占优势，他与塞奇菲尔德没有多少联系，尤其是4月底的一些民意调查表明，当地的工党似乎有意让一个叫莱斯·哈克菲尔德的人来填补这个空缺。哈克菲尔德是党内强硬左派分子，曾是米德兰选区的议员，由于选区边界的变动，他的席位让保守党人夺去了。看来布莱尔又没希望了。
自尊心往往会使人产生强大的动力，有一件事大大刺伤了布莱尔的自尊心。4月28日，在他生日的前一个星期，布莱尔作为一个政治上的初出茅庐者参加了工党的一个集会，在这个集会上，切丽·布莱尔、托尼·布斯和托尼·本都发表了演讲。西撒尼特的工党主席瑞格卧德说布莱尔是一个“活动过度的人”，他还提醒布莱尔“你是一个候选人的丈夫，并不是候选人”。集会大厅里人头攒动，托尼·本以掌握工党时代脉搏的口吻发表了激动人心的演讲。切丽·布莱尔还对人说，她非常高兴同两位托尼站在一个平台上，他们开启了她对社会主义的追求。至于第三个托尼（即布莱尔）对此怎么想，她没有提到。海克尼的人普遍认为，切丽的政治主张与布莱尔是相近的，尽管可能比他左一些。但是切丽对托尼·本对她的启蒙作用的认可并不比布莱尔对本的认可多。在毕肯斯菲尔德的补缺选举活动中，从有利于党的团结出发，布莱尔曾说过：“我非常赞同托尼·本的一些观点。”在那次集会后返回伦敦的路上，布莱尔曾与本讨论了战斗倾向派，他俩的分歧归结起来就在这个问题上。本认为工党1979年大选的失败，就是因为党内缺少真正的社会主义者，而战斗倾向派是真正的社会主义者，尽管他不同意该组织的某些观点和做法。切丽也与本有许多分歧，她反对本的关于党内民主的主张，后来当她于1983年冬季进入了工党协调委员会执行委员会后，更加强了她的这一看法。她曾声明道：“工党不仅仅是一些积极分子的党，它应该成为社区的一部分，与社区建立起民主的联系并融为一体。”这个观点与布莱尔的完全一样，这表明他们夫妇是有共同语言的。
在失望与希望的交替中，布莱尔迎来了他的30岁生日。他的妻子切丽为他举办了一个别开生面的生日聚会。几乎与此同时，撒切尔夫人威胁下院考虑她关于那周地方议会选举的暗示。3天后，5月9日，星期一，撒切尔夫人宣布提前举行大选，时间定在6月9日。不知是铁娘子的傲慢举动激起了布莱尔的爱党热情，还是由于那次集会上那位工党主席和切丽·布莱尔的话刺激了他的自尊心，布莱尔决定立即返回塞奇菲尔德，就象亚历山大·欧文曾经劝说过他的那样——去扩大他的运气。这一次他碰对了，成功了。切丽后来回忆说：“有一天他北上了，自此再没回来。”
工党面对突然到来了大选，匆忙上阵。就在布莱尔北上的同时，在伦敦，麦克尔·富特召集了会议，起草工党的竞选宣言。会议决定重印两个月前发表的竞选文件，而没有争论政策上的分歧，只是加上了一个富特写的序言。会上，只有影子内阁财政大臣彼得·肖发了言，提议将一些东西删除掉，以使宣言简短些。影子内阁教育大臣尼尔·金诺克在会前给富特写了封信，表达了他对宣言的不满。但在会议上，不满者都没有开口，其中一个叫吉罗尔德·卡夫曼的人事后在私下里把这个宣言称为：“历史上最长的自杀文件。”
就在工党“自杀”的时候，它未来的领袖却只身一人北上来到他的家乡德汉姆。他为了改变自己的生活，实现自己的追求目标，正奔忙于原属德汉姆选区、现在属于塞奇菲尔德的特里姆顿村庄。在英国，要成为议员，首先要得到某一个政党的正式确认成为该党的候选人，而要成为工党的候选人，必须先得到它某一个组织的提名。布莱尔到特里姆顿村来就是要争取得到该村工党支部的提名。约翰·伯顿，该村的工党支部书记后来回忆说：“他给我打来电话，问我他是否可以来看望我，因为我是特里姆顿村庄的党支部书记。他搞到一张选区工党的书记名单，发现特里姆顿没有提名任何人。我告诉他‘行，你最好晚上来，因为我们支部的5个人将开一个选举后的总结会议’。”一个星期前，在地方选举中，伯顿和他的伙伴特瑞·卧德刚刚被重新选为塞奇菲尔德地方议会的议员，“我们正准备发一封给选民的感谢信，并举行一个聚会，大伙喝酒庆贺一下。”
晚上9点钟，布莱尔的汽车停在了特里姆顿9号街外。他后来回忆说，他几乎没有勇气钻出车门，差点儿开车返回。但他还是鼓起勇气叩开了一间小茅舍的门。伯顿把他迎进屋并让了座。5个人都在房内。其中的保罗·特里彼特后来回忆说：
“离大选都不到一个月了，他还没有被提名。他来到一个没有为人提过名的支部，去一个陌生的房子见一些陌生的人，他说他当时想：‘我到这来干什么？’他坐在车里犹豫了一两分钟，然后想到：‘我既然已经来了，那最好还是进去吧！’”
这个聚会的最重要的事项就是看电视上播放的足球赛，那是欧洲霸王杯的最后决赛。5个人正边喝着酒边看球赛。布莱尔说他非常喜爱足球，他加入了看球赛的行例，看得很投入，与他们一起为球员叫好。由于有加时赛，布莱尔不得不陪这几个人再多看半小时。直到球赛结束了，他们才问他，“我们为什么要为你提名？”他们讨论了这个问题。有人说：“我们为什么把提名给一个刚刚进来的、破坏了我们看球赛的人呢？我们与他素不相识，他谈话装腔作势，他来自伦敦，我们为什么要考虑他呢？”其中最难对付的是地方议会议员特瑞·卧德，他是一个左翼卫生服务协会的积极分子。他向布莱尔提了许多卫生服务方面有争议的问题，布莱尔回答得都很好。卧德虽然对布莱尔有很深的印象，但还是没有被说服，他想提名一个强硬左派的真正社会主义者。
支部书记伯顿站在党内右派立场上，他说他很喜欢布莱尔。布莱尔向他们谈了许多关于改革工党、拓展党的基础的观点；还谈了他对欧洲问题的看法。他说他不同意党的欧洲政策，因为他认为英国将在欧洲发挥更大的作用，他相信未来属于欧洲。但是伯顿也是没有被说服。
彼得·布儒克斯，一个社会工作者，对布莱尔印象也很好。他回忆道：“他非常诚实、开朗，当我们和他交谈时，我们能够感觉到这一点。这个家伙很开诚布公，他说的与他内心的想法是一致的。他说他需要这个提名，他非常渴望从事政治活动，渴望取得议席，因为他认为他可以为国家的未来做贡献。从他个人角度讲，他并不需要这么做，因为他是一个从事企业法的高级律师，他需要提名并不是为了金钱。”
支部的另一个成员是个年青人，叫西蒙·霍班。布莱尔也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不过也未表态。布莱尔继续说服他们。他向支部的几个人讲述了他在毕肯斯菲尔德的表现，最后打出了富特这张牌，拿出了那次竞选时富特留给他的信，信上说象他这样有能力的人应该进入议会。支部的人都很爱戴他们的领袖富特，而且他们知道富特是个左翼分子。由此他们推断，布莱尔一定是比较激进的人，虽然他们并不知道布莱尔的倾向。5人中的特里彼特首先被布莱尔打动了。他觉得布莱尔对所有的问题回答得都很好，一切都很自然，而且这个年青人外表英俊、口才好、很有人情味。他心里想：“如果你确实需要这个提名，那就给你吧！”不过这事要集体决定。
支书伯顿比其他人更喜欢这位年青人的特殊气质。不过他原来已另有打算，他也有意竞争塞奇菲尔德的议员职位。然而本地区议会的主要领导人华任·麦考特也对这一职位感兴趣，伯顿担心如果竞选不成功会开罪地区议会的领导们，甚至可能被赶出他所在的支部。他认为提名一个素不相识的人反而会好些。同时，伯顿也承认，布莱尔比他更具有当选的实力。“当我一看到托尼时，我就知道他才是合适的人选而不是我，他比我更能把整个党推向前进，改变党的面貌。”
经过认真讨论，5人中有4人同意为布莱尔提名，只有特瑞·卧德反对。9 天以后，布莱尔被提名为该选区工党候选人的候选人。这对他的政治生涯来说是具有决定意义的事件。伯顿、布儒克斯、特里彼特、霍班和另外一个叫费尔·威尔逊的人后来成了布莱尔竞选班子的核心人物，为布莱尔跻身议会立下了汗马功劳。后来伯顿回忆说：“如果布莱尔那天不去找他们的话，他和他的朋友们不可能在后来的选举活动中发挥重要作用。”
与布莱尔竞争塞奇菲尔德工党候选人职位的有强硬左派人物莱斯·哈克菲尔德。但是他的支持者们并没有认识到，他对选举候选人的代表们的影响并没有人们想象的那么大。因为塞奇菲尔德是个新选区，选区工党是由原来的许多党组织合并而成的，各个党组织政见分歧很大，因此强硬左派的力量不是太强。
按工党的规定，议员候选人要在一次选区工党的代表大会上由代表们从若干个被提名者中选举出。所以布莱尔下一步的工作就是拜访每一位选举会议的代表即选举人。保罗·特里彼特没有上班，驱车带着布莱尔四处奔波并向他介绍每一位选举人的情况。布莱尔在同选举人谈话时很讲策略，他并不是生硬地劝他们说：“投我的票吧！”而是说：“我很有可能成为候选人名单上的第一人。我知道你们现在已经有了选择要支持某人，但是如果你支持的人失败了，而我有可能当选的话，你是否会转向投我的票呢？”布莱尔的策略是正确的，因为当时确实大多数人早已拿定了主意，突然去让他们改变主意是不现实的。
与此同时，伯顿做为支部书记很快召集了特里姆顿村支部的党员大会，因为提名一个候选人必须经全体党员大会通过，不经这一关，布莱尔的名字就上不了选区工党的候选人名单，更不可能在选举会议上被投票。提名大会在5月14日，星期六举行。特里姆顿村支部共有200名成员，可是参加提名大会的只有15人。布莱尔在会上发表了大约有5分钟的讲话。他显得很紧张，自己感觉从来没有这么紧张过，而且自我感觉话讲得很糟，是一生中最糟的讲话。讲完话后，他认为肯定不会被大会提名了。不过伯顿认为布莱尔讲得非常好，只是有点紧张。最后大会以12票赞成、3票反对通过了给布莱尔提名的提议。塞奇菲尔德是提出工党候选人的最后一个选区，在整个过程中，布莱尔都很幸运。
上面提到的5个人全身心地投入了竞选活动，他们被称为“著名的五人”。为了便于联系，布莱尔搬进了伯顿的房子里。提名后的第二天，伯顿拜访了塞奇菲尔德选区工党的书记乔治·佛格森。佛格森写了封信，上写：“我特此宣布接受你们关于安东尼·查尔斯·林顿·布莱尔的提名。”至此，布莱尔的提名过程就算最后完成了。实际上，布莱尔的提名是绕过了许多工党繁琐程序的障碍获得成功的。选举候选人的选区工党代表大会将在5天后，即5月20日，星期五举行。
布莱尔的主要竞争对手哈克菲尔德是个很有实力的人物。他自1967年起就一直是纳尼顿选区的议员，后来由于选区界线的变更，使得这个席位极有可能在大选中落入保守党手中。于是他及早采取行动，寻找新的出路。开始，他把目标放在了威根这个工党的安全选区，与罗格·斯道特竞争工党候选人的资格。然而结果没有随他的心愿，他在选举候选人的会议上以100对113票输给了斯道特。当晚他就驱车直奔塞奇菲尔德。当布莱尔来到此地时，哈克菲尔德已经在这里上上下下疏通关系达两个星期了。到了5月7日的时候，那时布莱尔刚刚在海克尼过完生日，塞奇菲尔德工党的许多人已经准备把哈克菲尔德做为候选人了。
哈克菲尔德背后有强大的左派网络的支持。他曾经是工党的右翼分子，在卡拉汉内阁中任过工业部的低级大臣1， 后来成了工党全国执委会的成员，但却转变成比托尼·本还左的人。他的立场转变非常快。据知情者透露，当他在1978年加入全国执行委员会（那时已成为左派的权力基地）时，对战斗倾向派还怀有敌意，他曾建议有关部门调查战斗倾向派的专职工作人员，看他们是否要求国家的福利。但是到了1982年9月，当战斗倾向派在温布利体育场举行会议时，他是参加会议的唯一的工党议员，在会上他还抗议工党领导层对战斗倾向派的“政治迫害”。不过在1982年，他失去了工党全国执行委员会委员的职位。